(一) 从1921年7月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艰难起步发展阶段
党内基层民主的起步和发展是以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载体的, 我们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 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以, 在起步阶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基层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是比较肤浅的, 它主要体现在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之中。
党的 “五大” 委托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 明确将民主集中制规定为 “党部的指导原则”, 指出: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 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 “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 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 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 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 但在抗议时期内, 未解决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1]党的 “五大” 虽然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还缺乏深刻认识和从整体上去把握, 还不能科学回答如何从危难中拯救革命的问题, 导致在后来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 没有很好地平衡民主与集中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过分强调集中, 在另一段时间内又过分强调民主, 造成两者关系的失衡, 逐步在党内形成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 “家长制” 倾向, 搞个人说了算。 党的 “五大”之后, 陈独秀仍一意孤行, 未能实行五大的决议, 在党内实行家长制作风, 致使他已在五大上受到批评的右倾错误路线没有得到有效抵制, 最终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二是 “极端民主化” 倾向,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两种倾向都能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中找到其根源, 因而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产生了长期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反革命的力量仍然强大,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 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 而是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前进,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可贵的探索精神, 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7年9月29日,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 以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这就是著名的 “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明确了两条十分重要的原则: 一是把党支部由过去建在团上改为 “支部建在连上”。 规定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各级军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 班设小组, 支部建在连队上,营、 团建立党委, 连以上设党代表。 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 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二是根除旧军队的特权制, 实行民主集中制。 规定官兵一致、 待遇平等, 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官长不准打骂士兵;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等。 正是这两条十分重要的原则, 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与此同时, 毛泽东也奠定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政治基础, 即上下政治平等。[2]
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三湾改编的成功经验, 使毛泽东越来越认识到民主建设在革命和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这从1928年11月, 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此进行的清醒分析中可以看出, 他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 战斗如此频繁, 仍能维持不蔽, 除党的作用外, 就是靠实行军队中的民主主义。”[3]1929年12月, 召开的古田会议, 明确将 “支部建在连上” 规定为建党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 并强调要建立和健全支部工作, 要求 “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 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 并规定定期, 严密地督促开会”。[4]
(二) 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新中国成立,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在实践和认识上进入正常发展阶段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 我们党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 邓小平说:“在历史上, 遵义会议以前, 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 向忠发、 李立三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5]正是由于党的不断成熟和革命的不断胜利, 有效地推动了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理论建设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认识与第一阶段相比有了新的提高。 毛泽东指出: “要党有力量, 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在新时期, 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 发挥全党的积极性”。[6]进而又强调指出: “发挥积极性, 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 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 负责精神, 工作的活跃, 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 发表意见、 批评缺点, 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7]1938年,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指出: 凡各地党组织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并能召集党员大会、党的代表大会的, 应依照党章召集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 并在会上选举产生各级党的委员会。 “必须在党内实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 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 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 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 这样才能做到: 一方面, 确实扩大党的民主生活; 又一方面, 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 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8]这些重要论述, 表明我们党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实践发展看,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大大向前发展。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 党的建设全面展开, 形成了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新高潮。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在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 在思想建设上, 加强干部教育, 中央先后就党员和干部教育与培养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 并初步建立了干部培养的正规教育体系, 即党校体系。 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正体现了这个时期党的建设重要成果的体现, 整整武装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 另一方面, 在组织建设上, 核心内容是巩固党的组织。 从1939年10月开始, 我们党进行了以整顿党员队伍, 加强支部建设和推动党员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以此增强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统一, 从而实现党的高度团结。 这两个方面的建设, 为党在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
1942年的延安整风, 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消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全面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使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统一,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实践上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了重要资源。 一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使党的思想和理论摆脱了教条主义的禁锢。 二是提供了 “群众路线” 的工作方法, 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找到了克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有效途径。 三是开创了党内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生活方式, 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确立了明确的政治生活形式。 四是确立了 “治病救人” 的价值方针, 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明确了合理的价值取向。1945年, 党的七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关于党员权利的四条规定, 不仅使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有了稳固和可靠的主体力量, 而且使广大党员有了行使民主权利的法规保证和合法基础, 意义重大而深远。
解放战争时期, 随着革命形势的加快发展, 从1947年开始, 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党运动, 以推动土地革命进程和党的建设的发展, 进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次整党的重点在农村, 主要是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 同时把党外群众作为促进整党的重要力量, 而且主要通过制度建设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9]在农村方面, 主要是改选基层党支部, 产生新的支部委员会, 健全支部的各项工作, 如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 支委会、 小组会和党员大会等会议制度, 群众对党员进行批评和监督的制度等。 在城市方面, 建立一元化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系, 即坐落某个大城市的工厂、 机关, 不问其行政隶属机关如何, 其党的支部应该统一于城市的市委、 区委, 其职工工会应统一于该城市职工总会。 这样, 一方面可以使机关支部、 小组密切与地方群众的联系,参加地方的活动, 另一方面城市党委又可以统一该城市的工作。 另外, 城市基层党组织健全发展党员的机制, 严密党的组织, 加强干部管理与监督。[10]在军队方面, 努力通过整顿组织、 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军队内部的政治民主、 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 其中政治民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评议党员, 包括公开党的支部, 邀请非党战士对党员和支部提意见和建议, 参加审查和推荐新党员,参加审查候补党员的转正等; 二是评议干部, 包括采用民主方法检查领导干部,建议选拔干部, 建议撤销不称职的干部, 以及在战评会上民主地评功过, 评纪律等。[11]党的基层组织的健全和完善, 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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