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写作”和“不及物写作”

为了使文学摆脱政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操纵,使“写作”不再负载某种特定的、人为的意图,巴尔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观,并从中发展出“不及物写作”等思想。在法国文学“写作”史的研究中,巴尔特发现即使是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发挥着操纵性的作用。为了揭露隐藏在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素,巴尔特提出了形式的沉默、“写作”的沉默,即提倡一种“白色写作”。后来,他还曾以“纯洁性写作”“中性写作”“零度写作”“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是“直陈式写作”等不同形式对其加以命名。巴尔特说:“这种新型的中性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22]它要求“写作”既要“存在”而又不“介入”现实和政治,从而避免沦落为意识形态的奴隶。白色不等于存在的阙如,“白色写作”并非指“写作”的消失,而是使它“不再为一种专断的意识形态所利用”^[23]。这是一种自在的“写作”,沉默便是它的存在方式。这样一来,“写作”既保存了自己的存在,又最大化地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这正是巴尔特理想中的“写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巴尔特在加缪(Camus)等人的作品中发现了“白色写作”。

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毁誉参半的评论。大多数学者都围绕“写作”到底能否摆脱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展开,而且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起初,学界对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并不看好。原因很明显,文学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论上讲,它确实难以摆脱生发于其中的历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旨在让文学形式完全摆脱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显然过于理想化。此外,巴尔特本人对“零度写作”也持犹豫不决的态度。他曾说过:“如果写作当真是中性的,那么语言不是一种沉重的、不可制服的行为,而是达到了一种纯等式状态,它在面对着人的空白存在时仅具有一种代数式的内涵……。”^[24]从巴尔特的这段话中可见,“零度写作”观更像是一种假设、一种理想,或者是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巴尔特意识到,“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加不真实的了”^[25]。“写作”始终难逃被各种功利主义所控制的命运。尽管如此,巴尔特的“零度写作”观中的进步因素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这一观点无疑为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对于巴尔特本人而言,这一观点也推动了他的文学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因此,巴尔特的“写作”观也是学界全面认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思想的重要环节。

从巴尔特对待“零度写作”的矛盾心态中可以读出早期巴尔特思想中的各种不同的“主义”或“思想”之间的碰撞。比如,巴尔特的“写作”观,肯定了语言形式要素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子;同时,“零度”所代表的“不动声色”的态度,显然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所提倡的文学“介入”生活和政治的反驳。此外,巴尔特提出的“零度写作”旨在使“写作”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与他所进行的大众文化的“解神话”研究如出一辙,从中又可见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影响。这些思想之间的不相容性则表现为巴尔特对“零度写作”这一思想犹豫不定的态度。

随着研究的深入,巴尔特发现“写作”对于文学而言尤为重要,甚至强调“它(写作)从此吸纳了一部作品的一切文学特性”^[26]。巴尔特认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不是由于它的语言、风格和思想,而在于它的“写作”,巴尔特不仅赋予“写作”在文学研究中的崇高地位,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推进对于“写作”的思考。在《不及物写作》一文中,巴尔特延续了“零度写作”的基本思想,他说:“对文学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语言一定不能被看作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不管是实用性还是装饰性。”^[27]这里的“语言”是指文学形式,可见巴尔特仍然呼吁赋予“文学形式”以主体性,并强调关注文学的“写作”研究。

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文学形式常被看作是表达思想或内容的工具或载体,文学形式的价值似乎就在于充当表达某种思想或阐述某个意义的工具或媒介。根据这种观点,文学形式犹如某个必须要接宾语的及物动词,这个及物动词的价值正在于通向它的宾语,因此巴尔特将这种传统的文学形式“工具论”称作“及物性写作”。与此相对,“不及物写作”中的“写作”不再指向某个深层的思想或真理般的意义,“写作”的价值取决于它自身,而不再是服务于某种意义或思想的工具。这种“写作”表现出了不及物动词的特性,因为它们的价值都在于自身,而不是一种从属性的工具、一种表达意义的媒介或途径。巴尔特认为,“文学本身是一种科学,或至少说是一种知识,不再是源自人的心灵而是人类的语言”^[28]。可见,巴尔特认为“文学”本质上是“语言”的,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由此,他将文学形式的地位抬高到文学本质的高度。巴尔特说:“写作不再被视作外在现实或作家个人的心理透明的艺术表达。”^[29]“写作”不再是文学内容和思想的忠实的仆人,反而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由以上分析可见,巴尔特将传统文学研究中作为“工具”的文学形式观比喻为“及物性写作”,意指文学形式是服务于某个思想的工具,犹如及物动词是为了某个宾语而存在。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借助于语言研究中的动词的不及物性特性提出了“不及物写作”,通俗易懂地说明了文学形式不再是服务于思想内容的工具,它获得了独立的身份、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研究,都是“不及物写作”的拥护者,当然“零度写作”也是“不及物”写作。

巴尔特对于“写作”的思考引起了他对“写作者”的关注,并根据不同的“写作”活动区分出了“作家”和“作者”。反过来,这一区分又帮助巴尔特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不及物写作”观。在《作家与作者》中,巴尔特将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区分为作者(writers)和作家(authors)两类,分别对应着“及物写作”和“不及物写作”两种不同形式的写作活动。在“作者”的“及物写作”中,巴尔特说:“作者设定了一个目的(或者是证明,或者是解释,或者是说教),其中的语言只是一种实现手段:对他而言,语言只是支持并不是构成了一种实践,因此语言又恢复到了交流的工具和思想的载体的本性上。”^[30]在巴尔特看来,“作者”的“写作”是为了表达思想或内容而存在,显然是及物的。与之相对,巴尔特提出:“真正的作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写作并不把人们引向写作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引向写作活动本身,对他们来说,语言既不是工具,也不是媒介,而是素材,但在某种意义上这素材又是目的。”^[31]因此,“作家”的“写作”只在于写作活动本身,没有目的、没有宾语,自然是不及物的。在这两类“写作者”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写作”活动中,巴尔特显然偏向于“作家”的“不及物写作”。他说:“文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同义反复的活动,就像是那些控制论的机器为其本身而生一样:作家就是将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吸收进‘怎样写’的一个人。”^[32]巴尔特最终将“写作”和“文学”等同起来。从学理发展上看,“零度写作”和“不及物写作”是同一思想不断发展、一脉相承的结果。在“零度写作”中,巴尔特将“写作”解放出来却还不敢确定它的未来,在“不及物写作”中,巴尔特已经完全放下了这种担心,并将“写作”上升到“文学”活动本质的高度。

在这一节中,本文围绕“写作”的定义、“写作”的不同类型、法国文学“写作”史的构建、“零度写作”、“不及物写作”等内容,较为全面地呈现出巴尔特的“写作”观。从这一部分的研究中可以见出,巴尔特从文学研究原有的两种形式要素——语言和风格的比较研究切入,提出了第三种文学形式要素——“写作”,并赋予这种新的文学形式以主体性和自我价值。这一观点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形式“工具论”。同时,为了使文学形式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巴尔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观,进一步发展出“不及物写作”观,还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区分出“作家”和“作者”。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发现,巴尔特的“写作”观与现代语言学思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这个观点得以形成、举例论证和深入阐发的过程中,都可看出巴尔特深受现代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他的“写作”观是他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考察文学现象的结果。因此,将巴尔特的“写作”观重新置于巴尔特的语言学视野中,深入分析这一观点与现代语言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全面认识“写作”观的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