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的文史分合观

刘知幾之前的史家已经初步有了将文学独立出去的想法，这种想法具体表现在史家对史著类传的设立上，如范晔撰《后汉书》除因袭《史记》、《汉书》所列类传外又新增了《文苑传》。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以试图将文学从文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去，这一做法为后世多数纪传体史书所承袭。至刘知幾则在理论上对“文史分合”的问题有了自己更为深入独到的认识并将之在《史通》中详加阐述。

在《史通·叙事》中，刘知幾说到文学骈俪风气对历史撰述的不良影响：“自兹已降（按：指《史记》、《汉书》之后），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以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这是对六朝人所撰史书的直接批评，矛头直指当时的靡丽文风。

这种严厉批评一直延伸到初唐官修史书，刘知幾对唐修《晋书》的指责相当尖锐。号称正史，后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由房玄龄领衔修撰，因《宣纪》、《武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等篇的论赞部分，由太宗自为之，故号“制曰”，而总题其书为“御撰”。但是，尽管《晋书》打着唐太宗的旗号。刘知幾对其仍毫不客气，认为其书的行文不伦不类。《史通·论赞》曰：“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矣。”这一批评的要害，是指出“词人”与史家的区别。徐陵、庾信是词人，司马迁、班固是史家，让文字“轻薄”如“粉黛”的词人著史，是绝对不合适的。那样的话，就会造成“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文”“史”不能简单地混而为一，尤其不能以写文章的手法来著史，这是刘知幾的核心观点，是贯穿于《史通》全书的主旋律，我们在《史通》的很多篇章都能听到它的回响或变奏，如《史通·核才》篇：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刘知幾略览南朝文士编修史传的事实，发现他们将史传要么写成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么写成铭、赞的序文。文士们有的长于对偶之句，有的喜好骈俪之词，有的沉迷于艳辞丽句而不能自拔，有的过于轻薄而不知约束。他们连人物小传都写不好，让其去专著国史而求没有错误，恐怕是太难了。又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刘知幾高唱“史著不朽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刘知幾把“史”（既指史著，又指史家）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且只有史著才可使人不朽，史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一方面说明了刘知幾作为史家的自信与自尊，另一方面还说明了刘知幾在暗示文史有着根本的不同，与其努力区分文史的意图相辅相成。

前面提到，梁昭明太子萧统是从文学方面想把文史分开，现在初唐史家刘知幾为了改变文人修史的错误做法，扭转史著为靡丽文风浸染的不良趋向，则是从史著方面想把文史分开。刘知幾和萧统的相同之处，都认为要将论赞和作为史著主体的纪传部分分开。《史通·杂说下》认为：

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但是，刘知幾和萧统对史书论赞部分的欣赏不同，他对史家所作的那些无须置喙而强生其文，舞文弄墨只为夸饰文彩的论赞是持批评态度的，《史通·论赞》云：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萧统选文而取史著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论赞，意在崇文；刘知幾著史而斥之，意在正史。他们虽然相隔百年，身份不同，立场不同，所持根据也不同，可是思想的倾向却竟然完全一致，就是都强调向来不分家的文史，现在应该分开了，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性质、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文学自觉了，要摆脱经史而独立，史学也更清醒了，要竭力洗刷文学影响的痕迹。这就导致了双方各自强调自身特点而要与对方分开的强烈冲动。

萧统文权在握，用他主持编选的《文选》树起一堵高墙，将文史分在墙的两边。他暂时自我满足地实现了文史两分，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至于刘知幾，他一方面承认汉之前“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通·载文》）。另一方面，他也主张文与史是不同的。他在《核才》篇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他极端崇史，而不免贬文，明确声称文人不够资格著史，也是要将文史两家分开。然而，关键在于：文史真能两分吗？尤其是史真能离得开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只要看《史通》一书，虽号称论史，却处处不离论文，刘知幾虽对骈俪文风深致不满，自己却仍以骈体行文，即可知道文史实难分开，时代文风的渗透实难洗净。《史通》被后人视为一部文论著作，写入文学批评史不是偶然的。

其实，刘知幾的史学实践也使他深深懂得，写作史书，必然要借助于文。质木疏野、刻板寡淡地叙述历史事件而毫无文采，绝非好的史著。《史通·杂说上》还把文学性强弱作为判断史学著作优劣高低的标准之一：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计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按：指《公羊传》、《谷梁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左传》叙事远优于《公羊传》、《谷梁传》，原因何在？岂不就在于《左传》更富于文学色彩吗？刘知幾在《史通》中多次表达了自己重视史著文学性的看法，他在读史的过程中，发现“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观近史者，悦其绪言，直求事意而已”（《史通·叙事》）。在刘知幾看来，现代的史著只求“事意”，乏味冗长，缺少文学性，不如古史，让人觉得语言流畅，节奏和谐，“皆可咏歌”，富于音乐之美。可见，刘知幾在对史著作具体分析时，并未彻底排除文学的品评——事实上，文史二者犹如孪生兄弟，要将他们彻底拆散又谈何容易。

既想分清文史，又割不断它们的联系，刘知幾遇到的是一个人类至今尚未妥善解决的问题，也许竟是一个永恒的悖论和难题。面对纷繁复杂的文本和著作，刘知幾从实际出发，还是作出了明智而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如其在《史通》中特设《杂述》篇，对纪传、编年二体以外的史述性著作，进行了分类和定性分析。刘知幾在这里醒目地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并认为它们“自成一家”，而且“能与正史参行”^[24]。当然其中的“小说”，并不等于今天所说的文学体裁之“小说”，而更接近于《荀子·正名》所提到的“小家珍说”^[25]。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刘知幾文中提到的“史氏流别”的“十流”中，“逸事”、“琐言”、“杂记”三家，所举的例子分别是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一组，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一组，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一组。仅从这十二种书来看，有不少已经接近于或者就是小说了，比如葛洪的《西京杂记》（且不论其真实作者是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与《幽明录》、阳玠松的《八代谈薮》、祖台之的《志怪》、干宝的《搜神记》等。有趣的是这些书，在传统目录学的分类中，不少都经历过由史部降为子部小说家类的过程，即原来被视为史书，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主要因为内容大半荒诞离奇），而被剔出史部，正如下表所示：

《西京杂记》、《搜神记》等书，就连被刘知幾批为“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史通·杂述》）而归入“逸事”家的郭宪的《洞冥记》、王嘉的《拾遗记》，都曾厕身于史部之中，而今则全都是小说史殿堂里的固定成员了。

萧统和刘知幾，一个生活在南朝梁，一个生活在初唐，时代前后，但意欲分清文史的意愿，则基本一致。萧统对问题的处理比较简单，在他主持编撰的《文选》中，将史述一律逐出，并于《序》中作出了解释。刘知幾不同，《史通》是一部史评，他面对的是林林总总的史书著作。他坚持“文史之分”，但又不能无视许多著作“文史难分”的客观现象。于是《史通·杂述》篇便不得不对众多亦文亦史的著作，做出评判和阐释。刘知幾的可取之处是承认现状，实事求是。他把众多亦文亦史的著作，即所谓“偏记小说”分门别类，根据不同内容，给予不同评价，指出它们各有用途，有的可以补史之阙，有的可以增广见闻，有的可以光耀乡贤、美化邦族，即使最不济的街谈巷议、神仙杂说，也可以起到娱已悦人，乃至惩恶劝善的作用。这就使这些亦文亦史的作品取得了存在的某种合法性。当然，刘知幾也不是十分重视这些作品，而是反复强调此类作品的写作需要适可而止，不可走偏，而且作者仍然必须有史家纪实的动机和直笔而书、拒绝虚辞的写作态度——由此可见，刘知幾并没有放弃或模糊他的史家立场，只是能够面对文史难分的局面，既坚持“分清”，又不过于偏激绝对罢了。这无疑是明智的，在文史研究中具体操作起来也更切实有效，用不着像萧统那样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