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词概述

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它与唐诗、元曲一并被称为我国韵文史上的三座高峰。在300多年的两宋文坛上，最成功、最有创造性、最蔚成风气也最能表现人们真实感情生活的，莫过于词了。有人称两宋的词，真如娇花放蕊、丽日中天，充满无穷活力，绽放缤纷光彩。然而，为什么会取得那样的成就？它的发展历程怎样？有什么样的风格流派？我们将在本节中讨论。

一、宋词发达的原因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自晚唐始百余年的纷争扰攘的局面。中原大地上建立起的宋王朝，从开国的那一天就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是北方契丹族的虎视眈眈，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的酣睡，但是它总算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200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在此后的170年中，基本保持了国内的稳定。一方面是国内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商业经济趋于繁荣。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中原息兵，经济——特别是南方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都市日趋繁荣，宋王朝的岁出岁入相抵，还余大半，出现了一个相对承平的局面。南宋百岁老人袁褧在《枫窗小牍》里称：

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宋徽宗）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廷。今上（宋高宗）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9]

这些数字说明了人口的高速增殖，150年间猛增了4倍。特别是南方，人口较江淮以北多出一半以上，这是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分不开的。伴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在南北各地涌现出了一批较大的都会。汴京（开封）和杭州就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有内外两城，内城方圆20余里许，外城40余里，出了外城仍是一片繁华。该书称：“新封丘门（在外城东北旧封丘门外）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值军营相对，至门约十余里。其余坊巷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这种繁荣是同市民阶层的壮大分不开的。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情调的歌唱文体新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新声，就是曲子词在民间的新发展。它突破了五代以来小令形式的限制，变得更长、更活泼、更加音乐化，也更能反映生活的情态了。柳永的慢词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上层人物的倡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朝立国，标榜文治，影响所及，朝野成风。《宋史·乐志》称：“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谓：“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王易《词曲史》亦称：“真、仁、神三宗俱晓声律，徽宗之词，尤擅胜场……南渡以后，流风未泯，高宗能词，有舞扬花自制曲。”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劝开国的武将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其对在朝的一大批文官们，也给予极其优渥的待遇。宋太祖对副宰相寇准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能改斋漫录》）这一番话极大地鼓励了北宋初年的官僚集团。于是，人们看到被誉为“奉养极约”的太平宰相晏殊，“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避暑录话》）那位被皇帝赏赐异花，引起群僚羡慕的寇准，喜欢《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梦溪笔谈》）“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的宋祁，晚年为成都知府，每宴罢，撰修《唐书》，必使丽姝“燃二椽烛，媵婢夹持，和墨伸纸”“望之入神仙焉”。（《词林纪事》引《东轩笔录》）后来家道中落，仕宦连蹇，“不能倚傍贵人之门”的晏殊的幼子晏几道，更坦白地自述其作词是为了“析酲解愠”“期以自娱”（《小山词叙》），用来让歌女莲、鸿、苹、云唱出来娱乐宾客的。这些例子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里说的，宋王朝施行的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不足”的政策。陶醉在歌舞宴乐生活中的词人们，这一时期总的说来唱出的不外是男欢女爱、离情别绪的忧伤曲调，抒写的不外是个人生活圈子以内的事情。但是也应看到，那些“镂玉雕琼”“裁花剪叶”之作，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色彩不那么秾丽了，情调不那么“香而软”了，艺术形象也较有生活气息。从词的形式（小令、近乎小令的中调）和内容看，虽不脱前代的窠臼，但词中蕴藏的感情变得细腻温柔，而少缠绵悱恻了；轻愁闲恨仍若现，但人物形象鲜明多了。而且从艺术手法说，它表现出一种如春涟漪、秋云舒卷、澹荡舒畅的美感，不再那么“浓得化不开”了。

词的发达是文体进化的必然趋势。韵文是我国文学的基本形式，从《诗经》到唐人格律体诗，是一脉相承的。诗至晚唐变化殆尽，落入俗套，后人很难有新的创造。而词尚处在一个不太发达的初级阶段，经过隋唐五代的孕育培养，正挟其方生之气进入宋代。在当时适合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就像骏马闯入了辽阔的草原，正可纵情驰骋而不受控捉。上述原因以及过去长期创作经验的积累，使得两宋词坛，各派人才济济，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风格迥异不同，流派迭见层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二、分期与流派

宋词的发展与国势的变化关系极其密切。从公元960年开国，到公元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掳去徽宗、钦宗的靖康事变为止，历史上称为北宋时代。公元1127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商丘），随即南渡，后来在杭州建立了偏安的小朝廷，与金人相持150余年，直到公元1279年为元所灭，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宋时代。宋词的重要分界线是靖康事变，文学史上通常都以此划分北宋、南宋两个不同的阶段。北宋词坛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开国之初，正忙于统一事业，经济也刚在恢复，词坛还不活跃。潘阆、寇准等人虽也填词，不过是一时兴到之作，还不是专工名家。到11世纪仁宗之朝（公元1022—公元1063），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经济日趋繁荣，社会也相对稳定，于是一批批新人相继登上舞台，开始出现了文化高潮。文坛上无论诗或散文都很活跃，词也正在这时有了新的发展。以朝廷显贵和清流领袖晏殊、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词人，生活在升平时期，其小令可谓北宋词坛的先驱作品，词风虽受冯延巳、李煜的显著影响，却不像冯、李那样渗透了伤感的情绪，基调是从容自在和比较明朗的，对后世影响较大。冯煦在《宋六十家词选例言》中称：“独文忠（欧阳修）与元献（晏殊）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但是他们的作品也存在内容单薄、因袭成分大、个性不够突出的问题。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等人。

无论内容或形式，宋词发生变化并对后来产生影响，是从柳永开始的。生当“太平时，朝野多欢”的柳永，虽然也有一段“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生活，在后来却碰上了号称“留意儒雅，务本向道”的宋仁宗，认为他“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而这样的人，只能去“填词”，做官是不够格的。从此，柳永挂出“奉圣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无所顾忌地“纵游娼馆酒楼间”。从此时，在柳永的面前展现出一幅贵族官僚的词人们所不曾见过的生活场景，他结交了不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于是，他唱出了她们厌倦风尘、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宵，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叫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他以同样的口吻描写出歌妓们被抛置的懊恨心情：“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定风波》），“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昼夜乐》），“空床辗转重追想，云雨梦、人欹枕难继”（《婆罗门令》）。这些词的内容为历来词人们所未有，深刻地揭示出她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当然，柳永的一些词摹拟这些不幸妇女的色相，情趣不高，甚至庸俗低下，应该摒弃。柳永不仅在以上问题上扩展了词的题材，更主要的是他“尤工于羁旅行役”（《直斋书录解题》）。无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萧瑟清晨，或“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的暮霭初收，“怒涛渐息，樵风乍起”的秋浦江上，或“霜风凄紧，关河冷落”的残照楼头，写来都情寓景中，情景交融，凝聚着词人真实的离愁和身世之感。从一个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的坎坷足迹中，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个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词的形式上，柳永大力发展了慢词，在他的200多首词中，慢词占十之七八。“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避暑录话》），他还能自创新腔，如三迭的《夜半乐》《十二时》《戚氏》等，都是以前词（包括敦煌曲子词）中没有的。他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使宋词真正发生“质变”的是苏东坡。所谓质变，主要是指内容的变化，他的词不再只是娱宾宴客的点缀，或抒发男女的欢乐与离愁，而是具有了前人所未有的崭新内容，而不是形式上的变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豪放词。苏轼在词史上的功绩，主要是扩大了词的题材。描绘农村生活，在他以前的词人没有一个人写得像《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这样具有生活气息。而苏轼在词里反映出的对时事的忧虑和爱国情操，更是同时代的词人中很少见到的。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吊古、感旧、纪游、谈禅、悼亡、送别……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曲概》）。苏轼是人们公认的豪放词的创始人。此前，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风景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等，已露出豪放的端倪，但在词坛上引起人们重视并产生一定影响，则当属苏轼。宋人胡寅说苏轼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酒边词序》）。王灼认为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时期。一时名家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及李廌、陈师道、毛滂、贺铸等或与他为师友之谊，或为他所识拔荐举，这些都是驰骋词坛的健将。

继苏轼之后，出现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一散一整，可以说是文学上的辩证发展。周邦彦的词，历来受到人们的褒贬争议。对于周词的社会影响，他的同代人了解得最清楚，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外编》称：“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另一位南宋人张端义说：“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贵耳集》）至于南宋尹焕认为宋词不过“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梦窗词·叙》）的话，显然怀有门户之见。不过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周邦彦的词在当时颇得人们的好评。周邦彦也是一个音乐家，他不满于《东坡乐府》的“豪不就律”的倾向。他的作词格律精严，风致淳雅，被称为婉约派的典范。沈义父《乐府指迷》称：“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10]由于他知音律，所以他创作的词朗朗上口，便于吟咏和歌唱。清代词论家陈廷焯说，其妙处在于“沉郁顿挫”（《白雨斋词话》）。所谓“沉郁”——深厚，主要指感情深沉含蓄；所谓“顿挫”——姿态，主要是指手法变化多样。

周邦彦受到指责最多的，是他的艳情词。有人认为并不排除周邦彦“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与周邦彦年代接近的王灼，早就窥出苗头，他说，“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得之”，“贺周语意精新，用心甚苦”（《碧鸡漫志》卷二）。如上面提到的这首写得缱绻缠绵、柳欹花亸、玉艳珠鲜的《瑞龙吟》，就不能说是绝无政治寄托的。周邦彦在词调的创制，特别在表现技巧和格律规范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周词在内容上存在着贫弱问题。他的词缺乏柳永、苏轼那种蓬勃生机和开拓局面的力量，过于注重形式。因此，有人说他是开启南宋后期形式主义词风之祖。

在北宋末期登上词坛的还有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她能于苏豪柳俗与周律之外别树一帜。她善于提炼口语，清新雅洁，明白如话，生活气息很浓，而又绝不粗俗，这就是有名的“易安体”，被人称为“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李清照非常重视音律字声，但她过分强调了词的格律和婉约派的传统，对柳永、苏轼等人的突破和贡献概予抹杀，限制了她在艺术上更加充分的发展。

北宋王朝的覆没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少见的浩劫。公元1126年发生的靖康事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金兵攻入汴京，徽宗、钦宗两朝皇帝和后妃、公主、百工技艺、倡优、儒生以及金银、珍宝、器皿等被掳北去。本来生活在我国黑龙江流域以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其当时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当其发动南侵时，还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残余的性质。他们的猛安谋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氏族为单位的部落联盟。他们对北宋的进攻，带有残暴的军事掠夺和种族奴役性质，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庐舍为虚。汴京本是个近百万人口的大都会，由于金兵的洗劫，变成了一座空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谈及此点说，“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惨痛的现实，惊破了朝廷内外封建士大夫们沉歌醉舞的美梦。在此情况下，一些抗金将领和竭力主张抗战的有为之士，纷纷发出求战的呼声：“拜将台歌，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胡世将《酹江月》）；“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赵鼎《满江红》）。抗金名将岳飞、李纲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满江红》）；“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苏武令》）。围绕着朝廷内主战与主和派的斗争，张元幹、胡铨、张孝祥等所作之词，很多都表现出誓扫胡尘的义愤。就是原来在婉约词派中占据有宗主地位的李清照，经过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惨痛生活，词风也有所转变。

辛弃疾和陆游为南宋文坛“双峰并峙”的巨擘，一个以词擅场，一个以诗见长，而又都是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伟大爱国者。辛弃疾早年在沦陷的北方家乡组织过抗金起义，“奉表南归”后屡次上书皇帝和当朝宰相痛陈抗金大计，才气超然，议论精辟，可惜“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万树”，多年被投闲置散，最后贲志以殁。以豪放著称的稼轩词，除其词作多慷慨激昂之声外，他的词冲破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一切束缚，自由地运用多样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走上了一条“诗言志”的广阔道路。人们许多年来筑起的“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藩篱不见了。“了却君王天下事”“平生塞北江南”的杀敌报国壮志，无不从他登山临水、咏史怀古、送亲别友以及带湖望月、铅山诗酒生活的词中传出来。词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与政治，第一次结合得这样紧密。他的词题材广泛，经、史、子、集中的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任其驱遣，运用自如，完全冲破了当时词人习用的所谓“本色”“当行”语言。“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明白如话，却充满着无限生活情趣。“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是曹操的原话，一字不改地用到词中，却十分活泼。当然，辛弃疾词的风格，不是“豪放”二字所能包容的。他自己明白地表示有“效‘花间’体”等类作品。同辛弃疾一起的，还有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刘过以及稍后的刘克庄、文天祥、刘振翁、汪元亮等人，前后延续百年左右，成为这个时期的词的主流。

南渡以后，经过几十年急风暴雨的斗争，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怯懦无能的南宋王朝，外慑于强敌，内制于权奸，深恐抗金的战火破坏了他们赖以享乐苟安的局面，竟甘心事仇，先后与公元1140年、公元1164年和公元1206年三次同金人签订了可耻的议和协议，割民膏脂，向敌求和，把中原国土和广大人民通通扔到脑后去。一时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大过其酣歌醉舞、腐化糜烂的享乐生活。据岳珂《桯（桯）史》所载，宋孝宗为了讨好高宗，竟要以十万缗重价购买一幅犀带，以为“元日寿卮之侑”。为了搜刮民财，他们不论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潘永因《宋稗类钞》称：“中使（太监）作宫内名字以免税。辛幼云云：曾见粪船亦插德寿宫（高宗所居）旗。”周密的《武林旧事》在写到杭州灯节奢侈情况时说：“其多至数千百队。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升旸宫支酒、烛，北至春风楼支钱。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无怪乎文及翁要慨叹：“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贺新郎》）生活在这个“销金窝”里会消磨人的意志。这种气氛反映到词坛上，便是征歌选舞的潮流开始抬头，辛弃疾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壮词逐渐被文人学士的风雅词派所替代。

金、宋议和达成最后一次是公元1208年，此后两国日趋衰弱，双方都无力发动进攻。这时勃兴于塞北的蒙古人，发动了侵金战争，相距较远的南宋王朝倒可以偏安一隅，暂时过起太平日子了。于是，朝廷上下又沉迷于北宋覆亡前的奢侈淫靡生活中。诗人林升《题临安邸》活画了这个腐败集团的行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这种背景下，恢复故国、收复山河的声音暗弱了，在词坛上兴起了被称为“雅正派”（或“醇雅派”）的一派词人。这派词人又因为讲究声律，也被称为“格律派”。实际上他们乘北宋“集大成”的周邦彦的遗绪，应该包括在婉约派之内。代表人物先是姜夔（白石），后是吴文英（梦窗）。姜夔继承和发展了周邦彦的词风，以清超之笔谱写了许多体制高雅的作品。他以江西诗派的瘦硬笔法入词，创造了一种清刚峻峭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从周邦彦到姜夔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格律体系，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朱彝尊于《黑蝶斋诗余序》中指出：“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扬基，皆具夔之一体。”

吴文英的词工制丽密，被称为“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吴文英与姜白石虽同属格律派，风格却各有不同。吴词能反姜清泚而为温丽，以华缛密腻见长。但正如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所批评的，“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吴词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也是不可否认的。

宋词的最后一页就是所谓的民词。公元1276年，元兵攻入临安（杭州），谢太后率恭帝上表降元。陆秀夫等另立赵昺为帝，于广东继续组织力量抗元，公元1279年兵败自杀，宋朝灭亡。病态的社会、衰微的国势以及长期笼罩在头上的强敌的阴影，构成了词坛“病翼惊秋”“冷蛩”“残照”的衰气。这是一个沉哀与怨徘的时代，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被笼罩在这种情调之中，他们掩抑地哀吟，诉说故国山河之恸。以文天祥、汪元亮、刘辰翁、刘将孙为代表的辛派词家悲愤呼号以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品，显示了民族的崇高的英雄主义气概。

三、作家与词集

宋词和唐诗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形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所谓的“世情”“时序”主要是指政治状况，但也包括社会风气和时人的崇尚在内。北宋时期的词大体仍沿袭着晚唐五代词风。南宋的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面我们已作了阐述。从艺术性来说，宋词并不弱于唐诗，也不弱于元曲。宋代不仅诗学研究成就巨大，一改过去没有专门诗学专著的历史，诞生了严羽的《沧浪诗话》，而且宋代词学十分盛行，作家及作品之多是以前几个朝代所没有的。虽然年代久远，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到的100余种词书，李清照的《漱玉集》等，大部分已佚。今传于世者，仅毛晋汲阁刊《诗词杂俎》十七阕而已。近人赵万里虽曾辑补，也不过四五首，仍远非旧观，可以说现在只能看到很少一部分。然而，流传下来的宋词，仍然数目庞大。据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的统计，现存作品（不包括残篇、附篇）有19900百余首。收录的作家（不包括无名氏）有1331人之多。为了解词的发展和流布的趋势，有人做过统计，其中籍贯、时代可考察的约873人。从时代来看，北宋227人，占26%；南宋646人，占74%。后者为前者的三倍。从地区来看，安徽（不含）以北约152人（其中北宋68人，南宋84人）；安徽（含）以南约721人（其中北宋159人，南宋562人）。北方占17.4%，南方占82.6%。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南宋词坛较北宋为盛，而南方词人也较北方词人为多。两宋词家中，以江、浙、闽、赣为最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密不可分的。《宋史·地理志》谈到江南东西二路财力时说：“有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皇帝）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日益高涨。洪迈在《容斋四笔》里提到《余干县学记》中的一段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这与词坛的情况是相符的。北宋的代表性作家如晏殊父子、欧阳修、柳永、张先、秦观、周邦彦都生于两江闽浙一带。苏轼家眉州，也是南方人。南渡以后，如张元幹、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蒋捷、周密、张炎、文天祥等也都是上述地区生人。

宋词在当时已经开始了编纂工作，如长沙有坊刻的《百家词》（已佚），闽刻版有《琴趣外编》（只存5种）等，可惜多已佚。现在通行的词集，大都是明清两代学者如毛晋、王鹏运、吴昌绶、朱祖谋等整理刊印的。其中毛晋的汲古阁汇刻《宋60家词》最早，计收北宋23家、南宋38家，共收61家。次之为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收录北宋4家、南宋34家；次为江标的《灵鹣阁刻词》收北宋3家、南宋7家；次为吴昌绶的《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收北宋6家，南宋12家；次为朱祖谋的《疆村丛书》，共收北宋27家、南宋85家。以上被称为五大丛刻。其中以朱刻最为精博，为世所重。近人赵万里有《校辑宋金元人词》，从各种古籍中辑出宋代词人52家（不包括陈克等已见于王朱诸刻的4家）。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更是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其说明提到，光从《全芳备祖》中就辑出了佚词1300百余首，使宋词总数增至2万，词家多至1300多，成为目前最完备的资料书。近人选本则以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胡云翼的《宋词选》比较通行，其观点和取材较之旧本多有进步。此外，夏承焘先生选有《唐宋词欣赏》，能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出发，结合思想内容进行分析，特色明显。

四、词话及其他

公元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传统词学体系的终结。《人间词话》创立了以美学批评为本位的词学体系，这是吸收西方文学、文化理论资源，结合本土词学传统而建构的古今中西合璧的词学体系。这一体系重视概念术语的“命名”，如境界、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等，重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重视跳出词体之外的文化观照，带有较强的主观个性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现代词学体系的建构历史大体上从公元1918年起到公元1949年止，虽时间不长，却完成了词学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使词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公元191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谢无量的《词学指南》，标志着现代化词学学科的初步独立。此书凡两章，第一章为“词学通论”主要论述词之渊源体制、古今词家。第二章为“填词实用格式”，分小令、中调、长调三式，辨前人之误，以树立词学标准。公元1920年吴莽汉编的《词学初恍》、公元1925年徐敬修编的《词学常识》相继问世，介绍词谱格律、填词技巧，缺点是学术性不强和理论深度不够。对现代词学体系建构作出重大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晚年对词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唐宋词，一反传统的“正变”观念，高度评价南宋的爱国豪放词，肯定词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重视词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用。在理论方法上，他吸收西方的科学实证方法，结合传统考据学，对词人生平事迹、词作年代真伪等进行了周密的考证，澄清了不少学术难题。梁启超开创了以社会批评为本的词学体系，同时亦重视词的音乐特质，强调音乐的词在国民精神教育中的独特功能，尤其是词的审美批评、艺术分析，特别欣赏词中“回荡的”情感表达方式。

要了解词学，有几个概念是应当清楚的，下面我们作简要的介绍。一是词学体系的建构。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思想意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体系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逻辑性等特性，否则，便是缺残的体系，甚至不成体系。词学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词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得到显著发展，词学体系的建构也逐步走向科学。二是“元批评”的由来。“批评”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批评”，仅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广义的“批评”，则是指整个文学、文学理论的批评。我们使用的是广义的“批评”概念。何为“元批评”？“元”是指首次、原生、原创。文学批评史上的“元批评”，最早出现于诗文理论中，如“思无邪”“郑声淫”“兴观群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元批评”涉及各个层面，皆应追宗求源，知其来龙去脉。三是“穷而后工”。词“穷而后工”之说，来源于诗的“穷而后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其认为不可磨灭的作品都是圣贤因困厄而“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在为裴均、杨凭所作《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行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不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妙感鬼神，信所谓全而能钜者也。”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观点，最早提出诗“穷而后工”说。《梅圣愈诗集序》云：“予闻世谓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词“穷而后工”说，直接承继诗“穷而后工”说而来。清初，陈维崧正式将诗“穷而后工”说引入词学批评，《王西樵炊闻卮语序》云：“王先生之穷，王先生之词之所由工也。……大约维崧之所谓‘穷’者，不过旦夕不得志及弃坟墓去妻子以糊口四方耳。……盖维崧者‘愁’矣，而未‘穷’。故惟崧之词将老而愈不能工。若甲辰三月王先生之‘穷’，则何如拘挛困苦于圜非间，前后际俱断，彼思前日之事与后日之事，俱如乞儿过朱门，意所不期，魂梦都绝。盖已视此身兀然若枯木，而块然异物矣。故其所遇最穷，而为词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