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处的明灯

1943年5月24日，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由美国一百八十位杰出教育家、科学家评选“现代对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爱因斯坦、杜威、迪斯尼等人榜上有名。让世界震惊的是，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位列其间，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

晏阳初

他叫晏阳初。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杰出的发明者，使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他又是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这位世界级的“伟人”启迪了万千中国贫民的心智，打开了中国最底层劳动者的心灵之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这位“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半个多世纪来，却被历史的烟尘湮没了，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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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协约国一方。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近二十万华工远赴欧陆战场做战勤，俗称“华工军团”。只是，他们被欧洲人歧视为“苦力”，干着挖战壕、抬伤兵、运送弹药等繁重工作，斥责打骂更是“家常便饭”，饱受洋人凌辱。

此时，远在美国求学的晏阳初，意气风发，想为祖国和她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效力。1918年6月，他无限深情地告别母校耶鲁大学：“难忘的耶大！难忘的常春藤！在你的绿荫下，我所得的远超过一张文凭和两个春天。”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他报名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华工服务中心，只身搭乘美国军舰，来到了烽火连天的欧洲大陆，到法国战场为华工服务。他被分配到法国北部一个有五千华工的华工营，以志愿者身份，为华工们代读代写家信和翻译传达。

出生在四川巴中的晏阳初，竟在万里之外才真正接触到最底层的中华同胞。华工们绝大多数目不识丁，加上语言不通，在洋人眼里如猪狗一般。同胞们的悲惨苦难，刺痛了晏阳初的心。在与华工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晏阳初发现他们不但勤劳朴实，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蕴藏着无限的“脑矿”，只因没受过教育，才陷入贫困与无知。华工营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晏阳初萌生了教华工识字的想法，他要授人以渔。他动员四十多名华工，办起了识字班。当时，国内兴起白话文，晏阳初就用白话文作为读写教材，加上日常和华工们交往中积累的经验，找出他们生活中所需的词汇，编成浅显实用的课本，也就是后来国内推行平民教育普遍应用的《平民千字课》的最早雏形。例如第一课为：“一人一手、二人四手、三人六手……”

他决定在法国推广华工识字班，只身前往巴黎征募中国留学生，百余人前来协助，林语堂便是其中一人。晏阳初鼓励已学会读写的人再教其他人，大批识字班陆续设立。一年后，仅在法华工的二十万人中就有近一小半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可以书写家信、阅读报刊。

教华工识字并不是晏阳初的初衷，他还要对华工继续教育，让他们知道“天下事”，启迪华工们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觉悟。他办了一份《华工周报》，主要内容为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名人传略等。报纸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意料，发行数月后，晏阳初收到一名华工的来信，这名华工为表示对晏阳初和《华工周报》的感激，捐出他冒着生命危险赚来的血汗钱——三年的积蓄，共三百六十五法郎。晏阳初被深深感动了，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竟是华工们教育了他这名耶鲁大学的高才生。晏阳初幼年接受的儒家思想熏陶，像埋在心里的种子，与华工的接触使深埋的种子承接了阳光和雨露，于是种子萌芽了，慢慢结出了平民教育运动这个硕果。从那时起，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做官，不发财，只开发“苦力”，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从此，平民教育这条崎岖而漫长的山路上，一个瘦削的身影踽踽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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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华工们回国了，晏阳初也跟着回来。外交部长顾维钧邀他进入外交界，他婉拒了。他也没有在书斋里著书立说，成就功名，他要一心一意在祖国推动平民教育。

五四运动后，国民教育引起世人的注意，但还只是零星的、慈善性的。当时的中国有四亿人，未受教育的，竟多至三亿以上，晏阳初心里别有一番春华秋实：“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世界最基本的要素不是黄金和钢铁，更好的世界需要更好的人民。教育，中国历代肉食者一贯重视，但他们看中的是选拔人才的精英教育，晏阳初不同，他钟情于提高民族素质的平民教育。

晏阳初加入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主持智育部新设的平民教育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先要看病症如何，然后发药，回国后的两年时间，他跑了中国十九个省，调查各省平民教育现状，访查各地学校，四处收集教具，观察各地平民生活。这期间，他与美国人许雅丽结婚，婚后仍八方奔走。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性的识字运动，疾呼“除文盲，做新民”，他认为中国人的心智并非愚钝，而是停滞，开展平民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做人，做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共心的“整个的人”。

他首选长沙作为平民教育试点，掀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热潮。他特意新编《平民千字课》，每课前有图画一幅，把课中的内容用简图描绘出来，帮助学生明了课意，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长沙教育实验“一炮走红”，开办平民学校七十多所，征聘义务教员一百二十名——其中就有青年毛泽东。车夫与学徒，男女老少都有机会走进教室，仅三天便招收学生近两千人。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这样解释平教会：平教会的平民之平，有两重含义，一是平等之意，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穷人及富人，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二则是取意天下太平，若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则天下也不会太平。晏阳初任平教会总干事，执行董事中有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知名人士，首任董事长为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女士。在为毕业学生颁发“识字国民证书”的大会上，朱其慧发表即席讲演：“今天这样的毕业典礼，我从未见过，使我非常感动。毕业生中有六十四岁的老婆婆，有十来岁的小孩子，有三百七十二名家庭妇女，有打着赤脚的泥腿子，有男的，有女的。这才是真正自由平等的平民教育。这才是实现人民政治的真正方法。”她越讲越激动，最后表示：“今后我要发一个深心大愿，从今天起，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平民教育的事业！”

平民教育的成功，引起了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关注。他深知乌合不教之兵不堪作战，1924年初夏，他请晏阳初制订了详细的军内教学计划，并组织委员会具体负责实施，张学良亲任主席。每营以一长官任教师，能读写的士兵任助教，每天上课两小时。晏阳初为推行这一空前的军队识字教育实验，供应了五万套《平民千字课》、六十部幻灯机，并率先主持执教有三百名军官参加的师资训练班。张学良看出晏阳初是个可用之材，提出以八百万大洋支持平教运动为条件，请他任东北行政院长，晏阳初一口拒绝了。

平教会成员携家带口来到农村

晏阳初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把一大批社会精英吸引到平民教育中来。那些喝了洋墨水的博士，如熊佛西、瞿世英、冯锐、刘拓等人，放弃大学校长、教授等优越地位，携家带口去了最艰苦的农村，聚集在晏阳初的身边。他们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甘于与泥腿子为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尤其近一百多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自觉自愿“到农村去”。时至今日，也令人难以置信。

平教总会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者。当初，晏阳初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何不用你的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郑锦大受震动，半年后即辞去校长之职，加入平教会。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一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唱遍华北大地的一首《同志歌》，是晏阳初为他的平教会创作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也许，就是这份爱和希望，才有那样的号召力，才能创造那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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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和同事们在一起

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南京励精图治，共产党人在崇山峻岭里打土豪分田地，大小军阀在各自的据地苟延残喘，混乱的尘世像被狂风吹起的沙地，纷纷扬扬，动荡不休。可总要有一处宁静的天地，让芜杂的人心构建心灵的秩序。那一方天地，就是河北的定县。

平教总会为研究乡村改造的有效方案，选择在河北定县搞实验。定县距北平二百多公里，四十多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在华北的农业区域中具有代表性。1929年秋天，晏阳初和平教会全体同仁迁往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走向乡村，走向农民，走向社会最底层。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中国广袤大地，识字的寥寥无几，农民都在为糊口奔波挣扎。晏阳初曾沉重地说：“中国的农民负担向来最重，生活却最苦：流汗生产是农民，流血抗战是农民，缴租纳粮的还是农民，有什么‘征’，有什么‘派’也都加诸农民，一切的一切都由农民负担！但是他们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们的血有流尽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们负担不了而倒下来的时候，试问：还有什么国家？还有什么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地需要培养民力、充实民力的乡村建设工作。”

他们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放下身段，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深入民间，与劳苦大众为伍，就是要在最需要改造的“前沿阵地”，实现他们共同的心愿。“博士下乡”后，晏阳初告诫同仁：“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定县实验是平民教育运动的转折点，它以农村为主要发展方向，把单纯的识字教育提高到对整个农村社会的改造，使平民教育更加亲民，更具划时代的气象与格局。按晏阳初的设想，他所要进行的实验，并不以教育人民识字为满足，而要使农业科学普及于农村，他计划发展一个县为全国模范。

要教化农民，必须自己先农民化。晏阳初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孩子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他穿粗布大褂，住漏雨的茅草房子，粗茶淡饭，起早摸黑，一住就是八年。来到定县后，晏阳初对平教会同仁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这一番话，是共勉，更是自诫。他身体力行，本不抽烟的他，在田间和农民闲谈时，会拿过农民的旱烟管呛上几口，还连连夸赞“味道不错”，他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与农民说话。至今仍然留存的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当年的一幕：风沙飞扬的乡村土路上，身穿粗布大褂的晏阳初骑着毛驴，回头微笑着……

深入乡村后，晏阳初更深切体会到，要把平民教育由理念变为现实，仅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科学的实施思路和方法。他下决心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对千头万绪的农村问题系统研究后，晏阳初认为：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他悟出中国农村的症结是“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平教会便对症下药，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重新建造乡村，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就是被称为“定县经验”的核心内容。“定县经验”不仅为当时中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成功典范，至今还被许多国家的乡村建设作为蓝本。

晏阳初骑毛驴

在晏阳初的倡导下，平教会成员们把乡村当作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农民识字写字，改良农业技术，设立诊所药房，创办《农民报》，编制平民读物，建立广播电台，编演农民戏剧，让定县旧貌换新颜，成为无文盲县。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定县后写道：“我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并没什么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肯定，南京高层决定在全国各省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每个省划出一个县做试点。但因日军步步进逼，1936年，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不得不撤离定县。在定县飘扬了十年的“平”字旗倒下了，但晏阳初和他的平教会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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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平民教育“传教士”，晏阳初与陶行知被并称为中国教育的“南陶北晏”。只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之路走得更为艰辛。

平教运动的开展，无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于是，晏阳初常常“沿门托钵”募集资金。他的募集对象主要是美国友人，募捐方式多为组织宴会。他的募捐有铁的原则：不得有任何附加条件。晏阳初不卑不亢地即席演讲平教运动的世界意义，他气宇轩昂的风度，富有哲理与正义的连珠妙语，常使满座宾客为之倾倒并深受感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手捧万元支票走近他：“晏先生，我很惭愧，对于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只能表示这点心意……”一名出身富豪之家的外籍女大学生，更是不远万里来到定县，穿粗布旗袍，吃粗茶淡饭，为实验区当打字员、外宾接待员长达六年，并函请母亲汇赠五千美元为平民学校购置广播电台设备。晏阳初特为她取了个中国名字——金淑英，并书赠李白《静夜思》作纪念。仅1928年，晏阳初就募回五十万美元，为“定县实验”解了燃眉之急。二十多年间，他共募得经费近千万美元。每次，晏阳初总是将募得款项悉数上交，并建议非集体决议，不得随意动用。他俭朴自省，曾留学美国的他习惯喝咖啡，但穷乡僻壤的定县哪里有咖啡可喝，他把苞谷面弄成糊，制成“晏氏咖啡”，自得其乐，津津有味地品尝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晏阳初将平教会的工作重心转到动员群众抗日救国方面，他在湖南以大中学生为骨干，组织“农民抗战教育团”和“战地救护队”，宣传抗日，激发军民爱国热情。晏阳初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外国人讥笑我们一个中国人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天下最愚笨的人。我们乡村同志，首先要引以为戒，更要通过教育培养农民合作的观念、习惯和技能。”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中国四万万人都有科学头脑，都能运用上技术和合作精神，我敢说，就能百战百胜，要世界和平，世界就不得不和平。”

晏阳初还应张治中邀请辅政湖南，推行基层政治改革。“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亦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他一上任先把整个湖南冗官裁了一大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革。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坚守五年之久，晏阳初功不可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又在重庆开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延聘著名学者共同办校。他还去美国到处演讲募捐，使美国国会破例通过了一个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晏阳初法案》，调拨专款帮助中国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晏阳初与蒋介石会面，他趁机劝说国民党不要打内战：“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心不在此的蒋介石只傲慢回应：“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晏阳初语重心长地说：“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您会失去中国。”可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哪能掂出此言的分量！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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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晏阳初前往美国。很快，乡村教育学院被定性为反动学校，大部分教职员工都被打入另册。晏阳初的梦想在大陆彻底破灭了，他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好在，历史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晏阳初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国际，他由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变成世界平民教育家。因创作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十分敬重晏阳初，她采访他后，以相互对话的方式撰写了《告语人民》。文中，她这样评价晏阳初：“出身于书香世家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和世界的公民冥冥晏阳初，照理说，你完全可以凭自己出众的才华而赢得声望和舒适的生活。然而，你却无私地把毕生精力奉献给自己祖国成千上万的地位低下的人民……如今，你已准备了一整套不但能为中国，而且能为世界任何地方平民改善生活，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你在世界之黑暗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衷心感谢你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人类所做的贡献。”

月是故乡明，人老更思叶落归根。四海漂泊的晏阳初对故土无限眷恋，他在《九十自述》一书中满含深情地说：“我的乡井在四川巴中县。那儿，有我多少脚印，踏上山之巅，水之涯。那儿，埋藏着父母的慈骨，也珍藏着幼年温馨的记忆。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书社、弦歌，以至樟茶鸭、豆豉鱼都是可怀念的。尽管这三十多年来，我常用的是英语，偶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

晏阳初题字

九十五岁高龄的晏阳初，终于等来了祖国的肯定，他欣然回国。踏上故地定县，这位满头银发、满脸沧桑的老人孩童般地笑了，眼里盈满了泪水，口中喃喃自语：“我天天想你们，今天我终于回来了！”漂泊带来的一脚踏空的恐惧和衰老带来的迷路的感觉，终于在这一刻，在叫作故乡的气息里，消融。一片叶终要归根才妥帖。与灵魂合拍的，总是那一捧握手犹有余温的故土；能让心灵愉悦的，也总是那一抹掠过心底的感官振动和那一种纯天然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