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度之交通

中国印度之交通

(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我其南迈耶?昆仑、须弥(喜马拉雅)两重障壁，峻极于天;我其西度耶?流沙千里，层冰满山。呜呼!我乃数千年间，不获与世界所谓高等文化诸民族得一度之晤对。伤哉!酷哉!天之啬我以交通，乃至此极。吾家区区文物，乃不过吾祖宗闭户自精辛勤积累而仅得之。《记》不云乎:“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彼西方之民，何修而多友，我乃并一而无之也。

环境能熏造性质，我民族受此种交通之酷遇，自然养成几分保守的单调的气习，固毋庸讳言。然使一民族对于外来文化而无容纳之可能性，则其族非久遂成为“僵石化”，而决不足以顺应生存于大地。畴昔西方之人，颇以此缺点代吾致疑惧。虽然，吾得有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当秦汉以前与我接触之他族，其文化皆下我数等，我对之诚不免贡高自慢。然吾族绝未尝自满以阻其向上，绝未尝自是而不肯虚受人。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以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于是乎积年之“潜在本能”，忽尔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尤当注意者，本篇所记述，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下列诸贤之远适印度，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土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而不然者，则三家村妇朝普陀，非不虔敬，而于文化何与焉?明乎此义，则知吾所谓“留学运动”，非诞辞矣。求法高僧，其姓氏为吾人所耳熟者不过数辈;东西著述家所称引，亦仅能举二三十人。吾积数月之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以其为先民一大业，故备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论次其事也。

西行求法古德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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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列，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昙学等同行者佚六人。昙无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宝暹等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传》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呜呼!盛矣!据《求法高僧传》所述，则距义净五百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许人^[1]。其年代确否虽未敢定，然有专寺供其栖息，事当非诬。再考印度境内华人专寺，其见于载籍者有四:

(一)　东印度殑伽河下游之支那寺^[2]。

(二)　迦湿弥罗之汉寺^[3]。

(三)　王舍城中之汉寺^[4]。

(四)　华氏城东南百里之支那西寺^[5]。

此诸寺者，殆可称为千余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会馆。夫必学生多然后会馆立，然则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姓氏失考者，殆更不止此数耳。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迄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区年代以校人数，其统计略如下:

西第三世纪(后半)　　　　二人

第四世纪　　　　　　　　　五人

第五世纪　　　　　　　　　六十一人

第六世纪　　　　　　　　　十四人

第七世纪　　　　　　　　　五十六人

第八世纪(前半)　　　　　三十一人

上三、四两纪之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诸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964—976)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6]。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零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甘肃　　十人　　河南　　八人　　山西　　七人　　两广　　七人

四川　　六人　　湖北　　五人　　直隶　　四人　　陕西　　四人

山东　　四人　　新疆　　四人　　辽东　　四人　　湖南　　三人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　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　法领　法显　智严　智羽　智远　宝云　僧景　慧达

沮渠京声　康法朗　慧睿　智猛　昙纂　法勇　道普　道泰

法盛　慧览　道药　惠生　宋云　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

玄奘　玄照　运期　智弘　大津　义净　慧日　慧超

不空　含光　悟空　继业

(二)　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　慧常　进行　慧辩　僧建　慧简　慧嵬　慧应　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　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　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　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　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　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　善行(以病折回)

(五)　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　慧景(死于小雪山)　道嵩(死于波沦)　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宾、天竺道中)　智猛同行者人(死于葱岭西)　智岸(成都人，死于郎迦)　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　彼岸(同上)　昙闰(死于渤盆)　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　法朗(死于诃陵)

(六)　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　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　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　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　师子惠　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　僧隆(行至健(犍)陀罗病死)　义辉(行至朗迦戍病死)

(八)　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　留而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　道希　慧业　玄恪　智行　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　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　僧绍　僧猛　昙朗　王伏　子统　法力　云启　道方　明远

义朗　义玄　解脱天　慧炎　慧轮　道琳　昙光　僧哲　玄游　灵运

无行　乘如　贞固　孟怀业　道宏　慧　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

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　《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　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　　　　　四十年

智猛　　　　　三十七年

义净　　　　　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　　十九年

慧日　　　　　十九年

玄奘　　　　　十七年

大乘灯　　　　十二年以上

玄照　　　　　第一次十一年　　　　第二次不归

智严　　　　　第一次十年　　　　　第二次不归

慧轮　　　　　十年以上

大津　　　　　十年

不空　　　　　九年

智弘　　　　　八年

宝暹等　　　　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五人团，法勇等二十五人团，昙学等八人团，宝暹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　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函》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Abel　R'emusat)以1836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e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Samuel Beal)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　宝云　《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　昙景　《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　智猛　《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　《唐书·艺文志》著录。僧佑(祐)《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　法勇　(即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　道普　《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　法盛　《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八)　道药　《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　惠生　《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　宋云　《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　玄奘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Stanislas Julien)有法文译本，1857年刊行，题为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英人(Samuel Beal)有英文译本，题为Si-yn 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附)慧立　《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彦悰笺。今存。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Julien)以1853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l'lnde entre les an，nées 629 et de 642 de notre ére。

(十二)　义净　《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1896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附)义净　《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Chavannes)以1894年译成法文，题为Mémoir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érent cher la loi dansles Pays d'occident。

(十三)　无行　《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书。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　惠超　《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十五)　继业　《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吴船录》节引。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研究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赉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一)　道安　《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郦道安《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　程士章　《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　十六著录。今佚)。

(三)　彦琮　《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　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其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　彦琮　《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　百十九著录。今佚)。

(五)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

(六)　裴矩　《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着录。《玉海》卷　十六著录。今佚)。

(七)　王玄策　《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　十六，《法苑珠林》卷百十九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　所引。玄策为贞观末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　韦弘机　《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　《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　《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十九著录。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

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通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　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　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　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　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　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　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牱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7]。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候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涂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魏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路稍榛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藏人、阿剌伯人所轭，欲归无路^[8]。故《求法传》中人物，遵陆者什无一二，盖有所不得已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闽，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卷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峙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过河，数十余处。”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嗟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惊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艰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传)。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

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注释】

[1]《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固无可疑耳。

[2]同注释①。

[3]《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西域志》云:“罽宾国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

[4]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迦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迦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5]同注释②。

[6]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

[7]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

[8]《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阿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