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

(一)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起源

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家的产生，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承担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有其先天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社会公共领域尚未形成，公共事务与国家事务完全重叠，政府统治职能的履行是以完成基本的社会治理职能为基础的，如度量衡的统一、人口的统计、税收的征集、水利工程以及防御工事的修建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国家的集权统治使公众的需求基本上可以通过自我提供的方式来满足，诉求外在力量解决的公共事务并不多，国家职能相对简单，信息还是君主垄断的私有产品。另一方面，权力是最为有效的社会资源，占有了信息也就占有了其他资源，“知识将永远支配无知”^[2]，政府出于统治的政治需要也必然会垄断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因而历史上最初系统地生产和保存记录信息的就是政府，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各种官方文件。^[3]

国家产生以后，政府在进行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过程中，需要发布政令、采集信息，因此就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令信息的发布、传达、管理、沟通、协调系统，信息活动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运用到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如我国周朝时期就设有“盟府”这一专门管理国家典籍的机构，从事典籍管理的官员则被称为柱下史，以后历朝设立的藏书楼、秘书郎等都是从信息的角度对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信息资源进行有序化管理的专职机构和职位，形成了早期政府信息资源组织管理体系。

综观早期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过程，管理对象和目的都十分单一，基本上是围绕国家事务即政府内部业务活动所产生的各类信息的记录整理，对相关文献信息进行搜集加工，并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形成了档案管理、文献管理以及秘书工作等体系完善、队伍庞大的组织结构，起着保存信息载体和承袭以往统治经验的作用，左右着国家政权的运转。从总体上看，这种信息资源管理活动都是由国家出面组织并借助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其信息传输渠道沿着封建等级制度单一或单项流动，政府得天独厚的公共利益代表者身份使其成为古代唯一的最大公共信息资源生产者、搜集者、消费者和传播者，因而，封闭式的社会组织结构、朝代的更迭、统治者信息意识的随意性、工具性造成了古代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活动长期徘徊在经验管理和记录管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