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管理新模式

五、公共文化管理新模式

引导型文化行政职能模式的实质是以转变文化行政职能为核心，通过文化行政职能的转变和文化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变，建立服务型政府，构建以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为基本职能的新型公共文化管理模式。文化行政职能的转变要沿着以下路径来进行：①从政治职能看，要向着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方向转变；②从经济职能看，要从对微观经济生活干预转向对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③从文化职能来看，要从对各项文化事务的包揽转向对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文化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变要沿着以下路径进行：即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管理和行政命令向方式、方法的间接化、实现方式的民主化和手段的法律化、信息化方向转变。

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行政职能选择的必经之路。首先，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必然性。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他指出，国家的本质“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7]。这样，他实际上已提出了若干年以后成为公共产品理论的重要论点：第一，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第二，政府收支是公共收支；第三，这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点的“国家”。这种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点的理论，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一市场经济特征的反映，也是西方公共经济学以个人需要为分析基点的思想根源。最早涉及公共产品核心问题分析的是大卫·休谟。他认为，人们具有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危害的弱点，这只有依靠执行正义的政府的作用才能克服。他分析说：“两个邻人可以同意排去他们所共有的一片草地中的积水，因为他们容易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思，而且每个人必然看到，他不执行自己任务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整个计划抛弃了。但是要使一千个人同意那样一种行为，是很困难的，而且的确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人都在寻找借口，要想使自己省却麻烦和开支，而把全部负担加在他人身上。政治社会就容易补救这些弊病。执政长官……可以拟定促进那种利益的任何计划。”休谟的这些分析包含了公共产品论的几个基本内容：第一，在自利的个人间存在某些共同消费的“产品”，如共有牧地的排水；第二，这类产品提供中的坐享其成心理及其可能性，如数以千计的人们共同提供排水费用的困难；第三，这种心理只能由政府参与才能有效克服。

其次，公共文化产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亚当·斯密是最先将公共支出与市场失效联系起来的人。他认为，公共事业的收益难以抵补其成本而不能由私人提供的问题，某些职责不能由市场活动而只能由公共活动来完成的问题。约翰·穆勒发展了他的理论，他指出，在许多情形中，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重要的，但却没人感兴趣，因为这些服务的提供，并不必然自动地获得适当的报酬。这样的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穆勒已经意识到“囚犯困境”和“免费搭车”问题，并且将亚当·斯密关于某些产品需由公共提供的见解推进了一步。

最后，公共文化产品是市场经济必然的、合理的伴生物。公共产品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发展，是由萨缪尔森作出的。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

上述理论都共同提到公共物品之类的东西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为文化行政的准确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产品理论也逐渐被引入我国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层面，由此也产生公共文化产品的问题。中共中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行政改革及其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同时这也是对文化行政部门治理方式的积极实践与探索。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在于实现文化服务的转变，更重要的在于要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在于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更重要的在于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8]

虽然公共产品理论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于我国公共文化理论的特点，但是同西方的许多经济理论一样，公共产品理论也有其合理内核。分析并指出它的合理成分，对于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应成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第二，积极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丰富和壮大文化产品的源头。第三，发挥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管理者作用，使个人、社会团体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