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调查史

民族调查史_中国社会调查史

(二)民族调查史

1.解放前的民族调查

从社会学传入中国直到解放前，中国学术界的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的民族调查。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14]。

最早的少数民族调查，是由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ff)所做。史禄国早在1912年便到东北考察，成为满族和通古斯族的专家。他曾发表《满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1924)及《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1928年夏，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年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抗战时期，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云集西南，民族学研究工作在西南盛极一时。这个时期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论著甚多，有李景汉的《摆夷人民的生活程度与社会组织》，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忆芒市》，徐益堂的《雷波小凉山之民》，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余湘文的《西北游牧藏区的社会调查》等等。

(1)徐益棠对雷波小凉山夷民的调查

1940年夏天，徐益棠与助理研究员胡良珍到雷波小凉山，对夷民进行调查，于1944年出版了《雷波小凉山之民》一书。徐益棠在书中对小凉山民的地理环境、居处、服饰、生计、财产、婚姻、阶级制度与政治、战争、生与死、宗教与巫术等，进行了描述。他说，在民社会里，阶级区别的基础有二:一为生物的基础，一为社会的基础。生物的基础，所以严血缘之区别;社会的基础，所以建立政治经济之系统。他认为，对于民社会里的阶级制度，可有两种分法，一是依血缘系统来分，有所谓白与黑;一即依政治、经济的系统来分，有所谓贵族(黑)，自由人(白阶级之二道娃子)，奴隶(白阶级的锅庄娃子或三道娃子)。在民社会，平时无明显的政治组织，但其沿袭的习惯与道德，则与法律极有关系，颇显示出其政治的功能。民的习惯与法律是维护贵族的利益和社会等级的^[15]。

(2)林耀华对凉山夷家的调查

林耀华，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一生从事教学与科研，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解放前的主要著作有:《金翼》(英文版，1947)、《凉山夷家》(1947)。其中，《金翼》通过汉族两个家庭的兴衰史来反映中国南方家庭生活传统与农村社区的变迁，是对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凉山夷家》是中国学者对凉山首次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重要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6]。

1943年7—9月，林耀华率胡良珍等组成边区考察团，深入大小凉山夷族区、康北藏民区及四川嘉戍区进行考察。在吴文藻的热情指导下，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凉山夷家》，这是林耀华在1943年暑假期间，前往川边凉山调查夷家的一部实地考察报告。此书是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五种出版的。

林耀华

该书以家族为中心，也涉及了与家族有关的其他方面。第一章说明考察的地理范围，第二章到第五章叙述从大到小的社会团体机构，即夷家的氏族、亲属、家族、婚姻等一连串组织。第六章到第九章描写夷家几方面的主要生活枢纽:经济、阶级、冤家与巫术，都有其特点的表现。

首先，氏族是夷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凉山是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区域。林耀华通过调查认为，凉山的社会以氏族为最有规模的组织，它有支系的分别(专指黑夷或黑，因为白夷或白都追随黑夷主人，自己不成系统)。氏族支系分散于各区，主要的社会团体以氏族村落为关系密切的单位。氏族村落是含有两种条件的结合，第一，在血统上氏族系同一父系祖先传繁下来的子孙，第二，在区域上村落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是全村人民生活的根据地。总之，氏族村落是血缘、地缘的两重条件的结合，氏族亲属之间负有义务与责任。在氏族村落里，黑夷是统治阶级，白夷是被统治阶级，生来阶级分明，不可紊乱。

其次，夷族的婚姻家庭。在婚姻方面，黑白夷之间绝无通婚的可能，氏族之内不许通婚，实行择偶于同一阶级的族外婚，可优先择配姑舅表兄弟姊妹，而禁止姨表婚，可以娶兄弟妇。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极少一夫多妻。婚姻与家庭氏族有密切的关系，婚姻为本氏族的人口昌盛和两族合作的工具。只要婚姻有经济的基础条件，家庭生活即可固定。婚姻又是两族合作的契约，夫妇双方有家庭氏族的背景，因而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享有平等的地位，组成小家庭。

最后，夷族社会的重要生活枢纽。林耀华就社会的几个重要生活枢纽即经济、阶级、冤家和巫术进行了分析。他说，社会的经济，是以家族日常经济活动为主要单位，经营农牧业。其经济机构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除“性别分工之外，在社会里，就有着阶级的分工，阶级分工原非直接与经济有关，也就是说，并非因经济生活的不同，或职业生产的不同而划分阶级。黑夷贵族之拥有土地并统治势力，与白夷奴隶之专司劳作，实系阶级划分的结果”^[17]。

林耀华指出，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有阶级制度。夷人社会分为三级，即黑夷、白夷与汉娃。黑白夷分别甚严，彼此之间无流动的可能性。白夷是从汉娃升格转变而来的，而且互相可以流动。黑白夷是上下阶级的关系，在经济上是主奴的关系，在社会上是贵贱的关系，在政治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打冤家是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枢纽，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机制。据林耀华分析，打冤家的战争模式，可以使人声名显著，地位增高，渐渐获得保头名目，成为政治上的领袖。

巫术在社会的生活里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巫术和宗教往往相混不分，二者不但能够支配人民的动作行为和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而且统治着人们的心理态度和培养传统的道德观念。从巫术和宗教中，可以窥察到人们适应环境的心理反应，也就是在思想方面的表现。社会关于自然的观念有两种:一种是针对超自然力的，认为没有生命的物质上附有精灵，由此发展成对精灵主义的信仰;另一种是针对超自然的人，属于生命的有人格的事物，发展成对灵魂主义的信仰。“精灵主义与灵魂主义二者并存于社会，造成了夷家的重要思想。但从实行的巫术而言，一方面是巫术力量用机械方式施行法术，另一方面是个人由于通神的中人与超自然界发生关系。的笔母兼为宗教的祭司和巫术的巫师。笔母念经通神主持祭奠的时候，他居于祭司和通神者的地位。笔母诅咒压鬼作法治病的时候，他就成为巫师。实际上笔母的主要任务，即在于实行巫术。”^[18]

林耀华采用功能派的观点，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对凉山夷族的社会性质，家庭婚姻，社会的主要枢纽即经济、阶级、打冤家，巫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较之《雷波小凉山之民》的研究更全面，对问题的阐述也更深入，其目的是研究非汉民族的团结力与汉人相处的问题，这对建立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战时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这对建立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早在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分。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只讲前两个阶段)。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2.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调查史

(1)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2)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19]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20]。

(3)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调查的理论结晶

关于费孝通的民族调查。

以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以费孝通本人来说，1936年他在L.S.E学习时，他的导师建议费孝通以江村调查的资料为依据写出博士论文，即后来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Fei1939］。后来在云南的研究工作就偏重于农村研究，一直到抗战结束。

费老进行的民族调查，主要是在民族地区进行的“边区开发”的课题。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要了解:边区资源、民族发展、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情况，并且时间上集中在解放后。解放前费老做过的民族调查是和其前妻王同惠一同在广西的大瑶山，即现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所进行的调查，后来成书《花篮瑶社会组织》。

费老认为，根据中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概念本身应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各个具体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对立和统一。所谓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在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他的两个学生后来去那里调查后写出了《盘村瑶族》。这里面所叙述的“盘瑶”就是瑶族中的一种人，概念上就是属于这一个层次。

《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是费孝通民族调查的一个典型。费孝通借由这个调查，试图提供以下的观点:“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配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

首先，费孝通和王同惠选定调查基地——六巷，因为在瑶山中，王桑、门头、六巷、大橙、古浦一带，是花篮瑶的一个聚居地。他们在王桑、门头调查，收集了有关资料，然后再以六巷为圆心，调查六巷、大橙、古浦的花篮瑶社区情况。其次，在调查内容方面，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花篮瑶的家庭、亲属、村落、风俗、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等。在调查方法上，费孝通主要做人体测量，积累人体数据，王同惠侧重于社会生活。这两种调查方法的好处在于体察民情，比较容易和居民打成一片，有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不利的方面，尤其是人体测量，居民比较容易接受人体测量，但是他们真的要求是看病治病，甚至要求费孝通为他们医治。其三，对一些有民族特色的物品进行重点研究，探究各民族间微妙的关系。例如费孝通在古浦继续进行花篮瑶的社区调查中，在六巷、门头、古浦三路交会处的一个空场上发现了瑶民召开“石牌”会议的所在。生活在大瑶山的瑶族，分为五个支系，分别为花篮瑶、茶山瑶、盘瑶、山子瑶等。五个支系的瑶民虽然来路不同，语言各异，风俗有别，但他们依靠共同的石牌制度有效地维持着多元一体的局面，保障阿拉瑶山内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防御了山外盗匪的侵扰。石牌制度成了联结瑶族各支系的纽带。经过调查后，费孝通发现，石牌的狭义虽是指那刻着法律的石牌，但是在他们的实际应用中却是指整个的法制和行政制度，甚至指负行政责任的头目，头目的产生是由于人民拥戴而产生，一村中并没有终身或世袭的头目，头目是根据人才自然选择出来的。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憩、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的民族。

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和排斥底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多元一体理论是对民族识别的回应。晚年的费孝通重新反思Ethos论，说:“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一张简易的示意草图，并没深入史老师在Ethos理论中指出的在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没有抓住他在Eth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就变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附:新中国统计史大事记(1949—1976年)

1949年

10月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中央财经计划局内设立统计处，后改称统计总处。

1950年

3月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发布命令，对全国公营、公私合营及工业生产合作社工矿企业进行统一的全国普查(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

4月　东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成立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

5月　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出版《统计工作》月刊。

6月　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召开第一次统计会议，解决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问题。

11月　东北人民政府统计局召开第二次统计会议，主要是贯彻统计报表制度，试行整顿原始记录。当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公营及公私合营工矿企业年度总结报表。

1951年

1月　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公营及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定期报表制度。同时实行中财委与中央贸易部会同制订的国营贸易企业定期报表和对外贸易机构定期统计报表制度。

7月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统计会议(第一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统计工作的方针、任务、方法和机构、干部问题。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7月　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基本建设定期统计报表制度。

10月　东北统计局召开了第三次统计会议，贯彻全国财经统计会议精神。当年中财委布置了全国统一的1951年农业生产年度总结基本报表。

1952年

8月　国家统计局成立，薛暮桥任局长。

10月　毛主席指示进行工农业总产值(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两项调查。由中财委发出指示，国家统计局主持进行。

12月　第二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召开，讨论如何配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立科学的统计工作问题。朱德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1953年

1月　政务院发布《关于充实统计机构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4月　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

4月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充实中央财经各部统计机构的通知》。

5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部分省市统计局长座谈会，座谈会提出了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掌握重点，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

7月　国家统计局公布1 9 5 2年工业产品不变价格。

9月　政务院发布《关于清理现行调查统计表格及禁止乱发调查统计表格的指示》。

1954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第三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检查总结“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掌握重点，稳步前进”的统计工作方针实行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1954年统计工作纲要。

4月　国家统计局编辑并公开出版《统计工作通讯》(月刊)。

6月　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调查统计报表制订及送审的几项决定》和《关于制订及审批调查统计报表的暂行办法》。

7月　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各省市统计局与国营企业、建设单位统计工作关系的几项具体规定》。

8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计划工作与统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统一规定》。

1955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第四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高统计资料的质量，积极开展统计分析研究工作。

9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十五省市统计局长座谈会。

9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

9月　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统计出版社。

1956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第五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提出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迅速到来的新形势，反对统计工作的右倾保守主义。

1957年

9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第六届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总结“一五”时期的统计工作，提出今后统计工作。

1958年

2月　统计局薛暮桥局长在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先后作了“统计工作如何跃进”和“反对统计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报告。

4月　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调查统计报表管理问题的通知》。

5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计工作的两种做法》，并报道河北省农村统计工作的改革情况。

6月　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关于改革农村统计工作向中央的报告。

6月26日—7月9日国家统计局在河北省保定市召开全国省市统计工作　现场会。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党全民办统计》。

8月　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改革农村统计工作的报告》和《国家统计局党组关于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保定现场会议的报告》。

9　月薛暮桥调离国家统计局，贾启允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10　月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

1959年

4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

9月　国家统计局贾启允局长在《计划与统计》上发表文章，要求统计部门“必须继续以党的中心工作为纲，做好各种进度统计”。出版《伟大的十年》。

11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会议。

1960年

5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

6月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统计局党组《关于加强农村统计报表管理工作的报告》。

7月　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统计局党组《关于中央一级各部门精简统计报表的情况报告》。

7月　《计划与统计》杂志停刊。

8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河北、北京、山西、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市统计局长座谈会。

8月　统计出版社撤销。

1961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外，还有各中央局计划委员会和中央各部的统计工作负责人，以及重点省辖市统计局(处)长等共九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统计部门如何大搞调查研究，进一步加强农村统计工作，全国统计工作统一管理和全面的基本的统计统一归口的经验以及改进统计报表制订等问题。

6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陕西、山东、福建、湖南及四川九个省、自治区统计局长座谈会，交流了统计报表实行统一归口工作的情况、做法和经验。

6月　贾启允调离国家统计局，王思华接任局长。

10月　国家统计局在杭州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统计工作会议。会后，王思华局长在江苏、浙江两省统计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对目前统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认识和意见”的讲话。

12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统计局长会议，讨论《统计工作中若干规定》(《统计工作条例》的前身)。

1962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改进统计管理体制，健全统计机构》的报告。

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

4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具体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并要求切实提高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7月中央批准成立全国农产量抽样调查队。

1963年

2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的情况，全面安排了1963年全国统计工作任务，并讨论了《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讨论稿)。

3月　国务院发表《统计工作试行条例》。

3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农产量调查队各省(自治区)分队长会议，会议讨论了调查队的组织设置与工作职责，研究了1963年工作规划和夏收调查的意见。

5月　国家统计局发表《十三年来我国统计工作经验总结》。

12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农产量调查工作。

1964年

3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统计工作电话会议。王思华局长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为切实做好今年三个重点工作而努力”的报告。

3月　国家统计局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1963年农产量抽样调查试点工作的经验，安排了1964年农产量抽样调查工作，并研究了建队中的有关问题。

8月　国家统计局在大连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长会议，会议研究了统计工作革命化以及大力精简报表和狠反假报告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对国家统计报表作了较大的精简和改革。

1965年

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精简农村报表的通知》，严格限制向农村布置报表。

2月　国家统计局向各地区、各部门统计机构发出“统计工作必须彻底革命化的一封信”。

5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八省、市统计局长座谈会，研究全国农村社队统计报表制度。

10月　国家统计局召开重点省、市统计局长和农产量调查队队长座谈会，会议围绕统计工作革命化问题，着重座谈了新形势下统计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管理体制问题。

1966年

4月　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工作会议(“香山会议”)，会议目的是为解决统计工作的方针、任务、道路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部门及部分、地、市、县统计局的同志共160多人。会议对国家统计局领导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斗争。

9月　国家统计局发出《关于报送1 9 6 6年度统计资料和1 9 6 7年定期统计报表的通知》，要求按定期报表资料提供年报资料，不另行布置年报。并规定1967年定期报表仍按1966年的定期报表制度执行。

1969年

12月　国家统计局被撤销。

1970年

4月　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统计工作。

5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建立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要求自5月　份开始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物资、劳动工资、财贸及工业企业财务成本等11种定期报表。

1 2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恢复了《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年报制度》，计有工业、农业、基建、劳动工资、财贸年报共21个表式。

1971年

4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全面统计钢产量的通知》，要求自1971年起按国家要求正确统计钢产量。

8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向各省、市发送《1 9 7 0年工农业产品全国通用不变价格》。

8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部委主管统计工作的负责人、解放军代表、基层单位代表及统计战线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代表共212人。

9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颁发《国民经济基本统计报表制度》。

10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执行1 9 7 0年工农业产品不变价格的通知》。

1972年

3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批发了《1 9 7 1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纪要。

9月　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制发国民经济基本统计年报和定期报表制度的通知》。

1973年

8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修订一部分计划和统计指标计算方法的通知》，要求工业产品产量计划应列全部产量，增列工业产品可供国家统一分配资源表及基建项目的划分、新增生产能力的计算方法、外汇贷款进口设备的计算方法等。

10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文布置《国民经济基本统计综合报表》。

1974年

9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通知》，内称:“经国务院批准，我委统计组改称统计局……国家计委统计局对内、对外统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印章。”陈先任局长。

10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做好1 9 7 4年统计年报和1 9 7 5年定期统计报表的通知》。

1976年

10月　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好1 9 7 6年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

【注释】

[1]翟作君等编:《共和国四十年大事述评》，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版。

[2]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版。

[3]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评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4]薄一波:《回忆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新风》，网络版，http://learning.sohu.com/2003/12/23/42/article217334244.shtml。

[5]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9日。

[6]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评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7]曾自:《一张珍贵照片———忆父亲田家英为毛泽东工作的日子》，网络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6734/657341.html。

[8]曾自:《一张珍贵照片———忆父亲田家英为毛泽东工作的日子》，网络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6734/657341.html。

[9]间接资料: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10]林志坚主编:《新中国要事评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1]薄一波:《回忆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新风》，网络版，ttp://learning.sohu.com/ 2003/12/23/42/article217334244.shtml。

[12]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3]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4]以下调查研究引自:《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节选)》，2006年2月7日，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周大鸣、刘朝晖。

[15]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686页。

[16]参见庄孔韶:“林耀华”，载《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转引自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687页。

[17]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1页。转引自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688页。

[18]林耀华:《凉山夷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4页。转引自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690页。

[19]李绍明口述，王林录音、整理，http://www.sass.cn/bscnews.asp? NewsID=1452＆Csmallclassid=19＆Zsmallclassid=25＆SpecialID=0，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期。

[20]李绍明口述，王林录音、整理，http://www.sass.cn/bscnews.asp? NewsID=1452＆Csmallclassid=19＆Zsmallclassid=25＆SpecialID=0，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