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教育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2.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教育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既要实现科学的发展又要促进科学的社会化，这是20—30年代中国科学所面临的两大主题。在实现这两大主题过程中，中国科学界及一切有志于科学化运动的学者遇到的难题，除了科学与技术或叫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之外，还有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教育间之互动关系两个问题。

科学与社会是相互促进的，科学的发展要以社会的支持和需求为基础；而社会的发展又必须以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为条件，在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尤其如此。那么，在20—30年代的中国，这种关系究竟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了呢？

据笔者的研究，经过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努力，科学的发展已经走上研究的时代，而中国社会也已经逐步地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特别是经过30年代科学社会化的过程，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已经开始。1934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修改章程时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深感该社自1922年成立十余年来，科学与社会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前重视我们工作者，实不多见，号称知识阶级者，都觉从容不迫的研究工夫，是太迂缓，太笨拙，太不合算，远水决救不及近火，他们只渴望有收效更快之魔法，突然发现出来拯救中国目前的危局；然时过境迁，这种观念亦渐改变，社会与我们接近表同情者日见增加。”⁽⁶⁸⁾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新现象。生物学家胡先骕也说：“年来朝野上下竞从事于物质建设，如全国经济委员会之设立，农村救济之讲求，公路铁路之建筑，航空事业之提倡，一时风起云涌，呈民国以来未有之佳象，此有识之士，竞为以手加额者也。同时社会亦知物质建设以科学为基础，故科学普及运动乘时而兴。”⁽⁶⁹⁾

科学与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是表现在工业发展领域。如上海企业家普遍存在“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的倾向。当时掌握着海关大权的外国官员就有明显的觉察。在20—30年代，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调查，从中发现其中有超过半数的146家工厂都拥有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还有8家置备着由上海仿制的进口设备，有77家企业则兼有和使用着以上两种进口和仿制的中外机器设备。只有39家工厂只采用中国的旧设备，仅占14.4%⁽⁷⁰⁾。重视技术和智力的开发，普遍为一些实业界所接受，技术人才的竞争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据中国征信所1934年对载明工厂负责人学历情况的上海91家中小工厂的调查，在担任经理和厂长的118人中，曾在国外留学或在本国大专院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共计37人，占总人数的31.4%。⁽⁷¹⁾至于在一些大企业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经理和厂长所占比例就更大了。出于竞争的需要，不少企业都以重金聘请经营管理技术人才，甚至还聘用外国专家和技师，以加强企业的技术力量。著名的企业家刘鸿生在中外火柴的激烈竞争中，就是以“高价请了化学工程师来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压低价格，”⁽⁷²⁾最后击败了竞争的外国火柴。美亚织绸厂蔡声白等在企业经营中明确提出“制造事业以技术为立足点”的方针，以使产品品质有不断地改进来吸引顾客。⁽⁷³⁾这一切说明经长期的科学发展及科学社会化努力，科学与社会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关系。

然而，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科学与社会之关系还处于极低的阶段，这成为科学界谋求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化的一大难题。

首先，社会已经知道科学的重要，但是，对科学之真义的认识还很浅。著名生物学家胡先骕曾说，社会上很少有人扶助科学研究事业，但这并不是因为社会贫困到了连科学研究也资助不起的地步，而是社会还没有深刻认识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吾国社会虽贫困，然大企业家与富绅阶级尚大有人在。上海一战，无论贫富勇跷输将，爱国热诚，至为可敬，竟有爱国如天厨厂主人吴蕴初先生以一人之力捐助飞机者。至于筹资建雷峰塔，铸幽冥钟，修白马庙，虽用途未必得当，然其急公好义慷慨捐资之情绪，仍为可佩也。”但是，“捐资以扶助科学研究事业者，尚不多见，盖亦社会对于科学之认识尚不真确尔。”⁽⁷⁴⁾在胡先骕看来，科学研究需要投入，即使是应用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他说：

今姑就国防言，购买飞机，固属重要，建造飞机，尤为要图。欲求自造飞机，则原料供给之研究，如轻金属铝之提取，铝合金之制造，飞机用木料之鉴别；飞机建造之研究，如机身与摩托之制造；以及高速度飞行之研究，上空气象之研究，皆与航空事业与国防有密切之关系。此各项以及事业，虽政府已竭其力以支持之，然在今日经济凋敝之时，究未能完全顾及。故如黄海化学社之研究提取铝养，静生生物调查所之研究飞机用木材，中央研究气象研究院所研究航空气象学，皆社会所宜直接扶助者也。尝以为与其购一飞机，何如设备一飞机木材试验室之机械，或捐助研究提炼轻金属或制造轻合金或研究高速飞行之基金为愈。至于其他国防问题，如光学仪器与毒气与防毒面具之制造，碘之提取，外科医生之养成，千头万绪，靡不与应用及纯粹科学有关。故对于无论何种科学事业予以积极之扶助，皆为对于国防有所贡献，亦即间接为个人之生命财产策安全，其输将较造雷峰塔修白马庙铸幽冥钟功德相去远矣。⁽⁷⁵⁾

这无疑是一篇呼吁社会资助科学研究的宣言。同时，也表明当时社会对科学研究投入问题上认识之不足。仍须科学界人士如此煞废心机地从最基本的道理讲起。卢于道也较全面地谈到科学与社会之间缺乏相互理解的状况。他说：“就社会上领袖而言，他们容易见到者大部分是应用科学方面，如医学电机交通机械工业农业等。这些专家他们易感到有接触之必要，对于其他数学物理化学（纯粹方面）动物植物生理解剖心理神经等纯粹科学，除教育外，则很少注意到这些专家。”⁽⁷⁶⁾社会上之领袖是如此，那么一般的社会民众对科学的认识就更可想而知了。

科学与社会之脱节是两方面的。社会对科学的认识是如此，那么，科学界对社会事业的认识又如何呢？卢于道说：“科学家本身，对于社会事业其认识不足者比比皆是。纯粹科学家多在实验室中，默首做研究工作，其兴趣集中于某个题目，其目的多在个人之成名，小言之在国内成科学专家，大言之和世界各科学家竞争，在国际上享盛名。固然即此一端亦是为家国争光，然而未免对于本国直接之贡献过少。”⁽⁷⁷⁾

这种科学与社会相脱节的状况，是科学发展的障碍，也是科学社会化的障碍。生物学家秉志更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的这种科学与社会之状况。他说科学的发展及人民对科学的努力包括三个方面，这就是研究、利用和扶助。然当时中国在这三方面的情况却是如何的呢？首先，就“研究”方面而言，秉志认为，“吾国人民习科学者为数甚少，历时又不甚久，求其穷年矻矻，誓以科学裨益社会者尤其寥寥，而一般科学家以此为欺人自便者所在皆是。”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秉志看来，“科学最需要诚恳之态度，而吾国人所患者即不诚恳；科学最需要长久之耐性，而吾国人所患者即是无恒；科学最需要彻底之工作，而吾国人所患者即瓶浅薄（原文如此——引者注）。”这无疑是科学发展之重要障碍。其二，就“利用”方面来说，秉志列举法国的科学事例，如巴斯德研究蚕病，法国人即能利用之，进而使蚕丝事业获利颇丰；研究改良啤酒及其消毒方法，法国人也一一利用之。正是这一切，使法国在“兵败地削之后，仍能做到财力充实，重又崛起为世界强国”。但是，“吾国固难有一巴斯德，即使有之，吾恐其研究之贡献，未必为社会所利用。”他说地质调查所于某省发现一矿，但该省却不知即行采掘，“此固时局关系所致，而吾国人民之不能利用科学，此即一实证。倘使平心一考查之，吾人民之不能利用科学，恐不止此一端。”显然，这正是科学发展的又一障碍。其三，“扶助”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可以说明社会对科学重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秉志说，在欧美日本，政府往往能竭尽全力以扶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般的人民往往也能“倾其私产而助之”。但是在中国，政府虽然近来能够对科学“稍知从事”，但与外国相比仍然“瞠乎其后”。而民众方面更是“极其冷淡，偶有热心之人，牺牲私财以提倡科学研究者，皆将嗤之以鼻，指为迂腐不求实用。”其结果是“国人对于科学，座视其枯萎而不思施灌溉，或甫见其勾萌而牧以牛羊。”此成为科学与社会之关系发展的又一障碍。⁽⁷⁸⁾

一国研究之经费的多少，可以看出一国社会对于研究兴趣的重视程度。据1933年11月，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科学演讲中估计，当时我国公私方面用于研究事业之款项，年约400万元。⁽⁷⁹⁾当时即使规模最大的中央研究院，10个研究所一共年支仅百万元；其他如北平研究院年支数十万元；地质调查所、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年支数万以至一二十万；而各省工业试验所、各大学研究机关，则少者每年仅一二万，多者也不过二三十万元。这与当时世界上科学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当时美国科研经费10亿元，英国2.5亿元，即使苏俄是一个科学工业落后之国，18年来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科学工业研究之经费，到30年代初也一跃为十亿卢布，可与美国争衡。可见，在科研经费上，中国只能瞠乎其后了。⁽⁸⁰⁾况且这400万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文化教育机构的投入，经费来自工厂或公司者，其数不过1%～2%。因而，“科学研究之目的，固有纯粹理论与工业应用之分。关于偏重问题，我国学者前曾发生争论，互相偏袒”，但是，这一状况并非科学本身造成。当时，“研究工作之实际状况，属于纯粹学理者约70%，属于工业应用者，占30%，此殆时势使然，非吾人不注重工业应用也。”⁽⁸¹⁾显然，工商实业界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低下，科技意识还很薄弱。科学与社会之脱节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相脱节状况关联的就是科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关于科学与教育的互动，当时学界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1934年，余光烺在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办的《科学教育》杂志“发刊词”中说：“一国之文野，恒视乎文化之盛衰，而文化之盛衰，则系于科学之兴废。近代文明，日新月异，科学之发展，尤突飞猛进。”然而“环顾我国，则文化日落，百业不兴，民生凋敝，外侮频仍，国脉垂于一缕。推其原因，实由于我国科学之式微，而科学之所以式微，则由于提倡之不力。”而科学提倡之关键则又在于科学教育之发展。然“六十余年矣，学校之成绩如何？新教育对于国家之贡献安在？而尤以科学之影响于我民族，生活者，又有几许？”⁽⁸²⁾显然重视和发展科学教育迫不及待。周厚枢说：“近来国人无不以提倡科学为救国之途径，而欲使科学深入民间，及使科学教育之效率有所增加，则非应用适当之教育方法不可。是科学教育实为今日之理科教师所应急切研究者也。”⁽⁸³⁾但是，现实却是“研究教育者，多未精研科学，以致不能教授科学；而教授科学者，又多不喜研究教育，或不能与教育接近，发生兴趣，致教材教法，不能有所改良；因此科学与教育二者，无法沟通，此为吾国一般之现象。”⁽⁸⁴⁾时人认为，我国提倡科学虽数十年，然对于真正科学人才之培养却远未实现。“据各地会考之最近报告，算学一门之成绩竟为各门中之最劣者，又一般学生对于极简单之原理及极普通名词之定义尚不能了解清楚，至于科学思想及其他科学目标更何能谈到？”他们认为“我国极少数科学家之成功，多凭天才或国外教育，得我国教育之助力者极少，是以我国科学之发达亦极迟缓。”⁽⁸⁵⁾正因为缺乏科学教育，学校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效果以及毕业后与社会的适应程度等等都受到影响。

浙江省教育厅曾对1931、1932年度中等学校学生在学时的学习兴趣、毕业后出路及服务时的生活状况等方面，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其结果很能说明当时学校教育中的一些问题。他们认为：“中学生之升学者固多，其不升学或欲升而不得因而就业者尤多。”他们曾查当时“中小教界、军、政、医、工、商、农各机关之中级人员，均以中等学校毕业生为多，而此等人员正是社会之中坚分子，上承政府或长上之指引，下为民众或团体之领袖，其一言一行，影响于国家之兴衰，社会之安危者殊大。故中等教育之负有造就社会中坚分子之类，不言而喻。”⁽⁸⁶⁾因此，对中学的教育状况的了解，最能反映出科学与教育及科学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浙江省教育厅调查的主要对象是1931、1932年度浙江省中学普通科62所、师范科13所、职业科14所。调查的情况如下四个表：

表9.1　中等学校学生对学科有无兴趣之次数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施谦《浙江中等学校学生在学时兴趣、毕业后出路与服务时生活状况之调查及其意义》浙江省教育厅出版，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第18～21页。

表9.2　中等学校在学将毕业生欲学

资料来源：同表9.1，第24页。

表9.3　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者在校时未学

资料来源：同表9.1，第27页。

表9.4　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者认为学科之无用于其职业之次数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同表9.1，第29页。

从表9.1可以看出，有兴趣于算数、理化和生物之次数百分比以普通科为最多，师范科职业科生有兴趣于这些理科教育者甚少，而无兴趣于这些学科的又以师范生为最多，这说明中等学校理科教育主要是为了升学，大部分立即将走上社会的师范生和职业生对此并不感兴趣，这无疑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科学水平。从表9.2可以看出，各科将毕业的学生欲学而无机会学习之知能在次数百分比比较上，工业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普通科和职业科生中都据第一位，在师范生中也居第二位，这说明大部分中学生都要走上社会，不是每个人都能升学，而一当要走上社会时，工业技术和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也说明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需求；师范科将毕业生欲学工、商、医、农者有33.2%，职业科将毕业生欲学教育类者数次百分比也有4.7%，可见，各科生中之兴趣也有非所学者，这也反映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节。表9.3中，各科毕业生就业者在校时未学而为其职业所需要之知能大部分为实用技能，这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从表9-4同样可以看到，普通科和师范科毕业生认为无用于其职业者中，算数、理化都列在最前面；毕业生就业者认为算数无用于其职业之次数百分比中，师范科竟占89.4%（其中数学占78.8%，算术只有10.6%）。

总之，从以上4个表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即将毕业的学生欲学而不可得的学科内，以算数之次数百分比最少，而毕业生就业者所需要之次数百分比又为零，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中学校中所设的算数学科已经足够用，也已能足够满足社会的需要。第二，算数学科无用于职业者中，师范科有69.4%，普通科与职业科也有15%～28%之多，因此，我们是否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中等学校的算数学科在质量上需要有所变更，可能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第三，将毕业的学生与已毕业生就业者在学科的需要和无用方面几乎是截然不同，更清楚地说明，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是存在着严重脱节的，这说明中学的学科设立是否得当，教材的选择是否适合等等，都有问题存在。

这种科学与教育、科学教育与社会关系状况，还可以从当时学生的职业兴趣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说明（见表9.5、表9.6）。

表9.5　中等学校高初级最高年级生职业兴趣百分比统计表

资料来源：同表9.1，第42页。

表9.6　中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者之职业百分比表

资料来源：同表9.1，第45页。

从表9.5、9.6又可以看到，在中学高年级学生的职业兴趣调查中，总体上有兴趣于数理工界和交通界的比例最大，而实际的就业情况却是无论是普通科还是师范科和职业科，都以进入教育界的最多，进入工界农界的很少。这说明社会与学校教育相脱节的情况还很严重。学校的教育中已经使学生看到了数理工及交通的重要性及其好的前景，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社会对这方面的需求并不大，说明社会对科学技术应用的人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学校在理工方面的教育虽然重视了但是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的需要等等，还很成问题。

从以上情况看，一方面面对社会进行科学宣传，进而在30年代掀起大规模的科学化运动是极其有必要的；同时，另一方面面对学校提倡科学的教育并不断地改革科学教育也是势所必然。

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探索在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1934年3月由金陵大学理学院创刊的《科学教育》杂志可谓其中的代表。在该杂志第1期就推出了戴安邦的《今后中国科学教育应注意之数点及问题》、魏学仁的《认清科学教育目标》等一系列论文，对科学教育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戴安邦认为科学教育必须注意三个问题：首先，“科学教育应注重科学本体的树立”。也即“提倡科学，首要谋纯粹科学之发展。一方面须普及基本科学，使全国人民皆有受科学的训练与陶冶之机会，而明了科学对于人生之关系及发生对于自然现象之兴趣。另一方面更提倡科学研究”，使科学在中国真正“生根结蒂”。其次，“科学教育应注意科学方法之训练”，改变以往仅“以灌输科学知识为科学教育之唯一任务”的状况。作者认为，“若科学教育仅有灌输知识之效用，则殊不值得吾人之提倡与努力。其最大之价值在其能训练科学方法之运用。学生若习得此巧妙，则智慧之宝钥在握，升堂入室不难也。不然则虽读完一切科学课程，亦犹买椟而还珠。”再次，“科学教育应注意科学精神之养成”，培养“崇实”“务确”“进取”等科学的精神。总之，“欲发达科学必先普及科学之基本知识，养成国人之求实、务确及进取之精神，训练国人运用科学思想方法之巧妙。”唯有如此，“逐步推进，始克有效。”⁽⁸⁷⁾

魏学仁在文章中更是系统地提出了有关科学教育的目标模式。他认为科学教育的目标包括知识、能力、习惯、动机态度、兴趣、欣赏、道德八大类。知识目标包括下列各种知识：自然界之组织；自然界各种力之认识；普通科学名词之意义；科学之事实及原理；重要原理之证明；有关日常生活之科学原理及其应用；有关于职业之基本科学知识；各种有关系科学职业之性质及其发展性。能力目标包括：运用科学方法之能力；运用演绎方法之能力；演绎归纳方法之能力；演绎实验技术之能力；有统制本人思想之能力。习惯目标主要有：演绎科学思想之习惯；问难之习惯；观察之习惯；真确之习惯；独立思想与行动之习惯；耐劳之习惯；实行之习惯。动机目标就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养成求知的动机；求证明之动机；发现与发明之动机；服务人群之动机。科学态度目标就是要培养不武断、无成见、信证据、重诚实等科学态度。兴趣目标就是要培养与个人特长有关系之兴趣；培养与个人将来之职业有关系之兴趣。科学欣赏目标包括科学之福利；自然定律之普遍性；自然现象之美观；研究自然之兴趣；科学家之贡献。道德目标就是要通过科学教育培养坚决意志、牺牲精神、服从真理、效忠主义、服从人群等科学道德。⁽⁸⁸⁾这可以说是当时最为详细的科学教育目标设计。

时人还对当时中等学校理科教育中，只学具体科学，而对科学理论、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的教学极其缺乏的状况，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指出：

今日我国高中学生只学习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课程，其中成绩最优者，或能知达尔文之进化论，无线电之构造与原理，化学战争所用毒质之简单制法与防御。试询以科学之真诠，方法，各科学间之相互关系，以及其与他种学问间之关系，则鲜有能对者。迨其升入大学，或习文商，或攻理工，多少侧重于专门知识，无暇及此，是故大学毕业后涉足社会，昔之攻文商者，固不知科学为何物，即习理工者，亦只知科学之应用，而鲜明科学之精神与方法，如此而欲谋科学之发达科学教育之普及乌可！⁽⁸⁹⁾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提出必须在中等学校开设《科学概论》及《科学史》两门课，特别是《科学概论》要定为高一之必修课，“其教材须涉及科学之真诠、方法、分类、应用、各科学间之相互关系，以及科学与哲学、美术、宗教、伦理等间之关系”。通过这些课的开设，来宣传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使青年学子了解科学之真诠，而不斤斤追求于功利，使民众明了科学与日常生活之关系，而能致力于其事业之改正。”⁽⁹⁰⁾这种摒弃急功近利的浮夸之风，加强科学理论、方法和精神的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观点，直至今天都有其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