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变动的形势及其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1.文化大变动的形势及其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旧的封建体制被冲破，临时政府一改晚清压迫勒索实业家的政策，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令、法规。这使科技近代化首先在政治经济基础上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条件。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实业部则制订了《商业注册章程》，规定设厂营业自由，减免注册费，革除申报中的弊端，经营困难者可缓偿欠债。又创办《实业公报》，鼓吹兴办实业和组织各种实业团体，颁布实业法令，灌输实业知识。从此，临时政府实业部不足四个月，办理有关实业事项41起。各省办实业也蔚然成风。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有利的间隙。据民国三年第三次农商统计表统计：清末1904—1911年，全国共设工厂6393家，平均每年设厂799家；民国初1912年至1914年，全国共设厂3937家，平均每年设厂1312家，比清末增加一倍。

与此同时，各种实业团体也纷纷成立。1911—1913年，全国共成立实业团体72个。较主要的有民国实业协会、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国商学会、中国实业会以及全川实业总会、山东实业研究会等。这些实业团体大多由各行业专家发起组成，并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参加，如民国实业协会会长就由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又如中华实业团由赵端、胡涵等知识分子邀集一些资本家发起。中国实业会发起后，有实业学识经验及有资本者均介绍入会，数日之间，已逾数万。这种新的历史状况既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与广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结合，增强了科技发展的后劲。

袁世凯掌权后，认为“民国成立，应以实业为先务”，于是颁布八大政纲，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还先后任命了积极倡导实业建设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知识分子如刘揆一、陈其美、周学熙、张骞等人担任北洋政府的工商（农商）总长，在这些人的领导下，政府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鼓励改进工艺和发明创造，制定保障经营自由、提倡工商贷款和奖励办实业成就等方面的条例，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北洋军阀时期，各派系为了增强自己与政治对手斗争的经济实力。他们甚至亲自争相投资实业。如黎元洪参与投资长兴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兴华制粉公司等。冯国璋先后投资北洋淑兴渔业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裕元纺织公司、华成盐垦公司等。段祺瑞参与了裕元纺织公司、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的投资。王士珍投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启新洋灰公司、楚安公司、胜新面粉公司等。徐世昌也参与了中兴煤矿公司、中华懋业银行及天赉垦牧公司的投资。所有这一切，客观上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形成的政治转变，为近代科技体制化的进一步完成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各种学会的建立取得了政治和法律的保护。早在立宪运动时期，集会结社就开始获得合法的地位。1908年8月27日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一切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⁷⁰⁾这是集会结社有成文法之开始。民国以后，历次雏形宪法都规定了给集会结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由。加上清王朝被推翻，传统政治结构解体，官僚阶层控制力削弱，民间活动相对加强，故学会更加蓬勃发展。各种自然科学学会和科学研究机构也随之蓬勃发展。1907年留法学生曾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旅欧支部”，但存在时间很短。1909年地学家张相文创立了中国地学会，并出版了《地学杂志》，这就是中国近代各种学会建立的开始。1913年成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以詹天佑为所长，并出版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学报》，这是工程技术方面学会的代表。1914年，留美中国科学家任鸿隽等创立中国科学社，发行《科学》杂志；1915年，中华医学会也宣告成立，由颜福庆为会长，并发行《中华医学杂志》。与此同时，各种全国性的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如1906年天津的技术训练研究所，北京的中央农事试验所，1912年创立的中央观象台，1913年，丁文江创设的国立地质调查所，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设立的生物研究所等等。纵观这些学会和研究机构，与戊戌时期相比，范围更大，涉及面更广，内部体制更正规。这就使戊戌时期兴起的学会和研究机构由民间性、地区性向合法性和全国性发展。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变动，为近代科学化运动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的话，那么，开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则为科学化时代的到来，营造了更为良好的文化氛围。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最高阶段。它批判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伦理之自觉。”其发起人之一陈独秀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使吾入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刻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因此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⁷¹⁾这就概括了近代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命运；揭示了中国近代化之发展方向，正在于冲破传统儒家三纲五常的旧等级制度，旧礼教制度，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之道，因为孔子之道正“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体。”⁽⁷²⁾而要冲破旧的传统文化，武器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陈独秀断言：“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必以科学为正轨”，“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鲁迅说：“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⁷³⁾胡适也惊呼：“那光焰万丈的科学”正是“再造文明”的利器。

伴随着这场荡涤中国旧文化、旧观念污垢的文化运动，科学、民主观念和精神大发扬。中国文化运动迎来了新的时代。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全面深入的传播，从而使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完成在继辛亥革命推翻旧制度而获得政治上的基础之后，在文化上又有了一个基础和保证。

此外，由于西学东渐的长期发展，无论在科学技术的传播上，还是在中国自身人才培养上，都已有一定规模；尤其是自民国以后，出国留学学生开始陆续回国，或兴实业，或办学校，或直接从事科学研究。这成为科技文化发展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