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真正登上一流大学之巅的却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事情。在服务国家、迎合社会需要的同时，美国研究型大学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中形成了坚实的核心竞争力，崛起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一流大学。

一、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

1876年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的开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相继建立了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然而，直到二战以前，这些研究型大学还只是二流的，对美国社会和世界的影响甚微，处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的边缘。二战以后，这种状况却发生了改变。由于研究型大学在战争期间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战后联邦政府加大了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视和投入，并将研究型大学纳入了国家科学研究体系。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得以大大加强，在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自此，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走上了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二战即将结束时，范里华·布什（Vannevar Bush）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科学——无边的疆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重要报告，建议联邦政府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支持，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科学研究体系的核心。这份报告奠定了战后美国科研政策的基础，从此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投入节节高涨。在1959～1964年间，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经费支持达到历史最高点，每年比上一年分别增长33%、23%、23%、24%、21%，1964年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的支持经费是1959年的200%^[1]。大量的联邦资助并没有在各大学中平均分配，而是主要集中于少数研究型大学。1962年，获资助最多的前6所大学得到了联邦科研经费的57%，前20所大学得到了79%^[2]。充足的科研经费极大地促进了这些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由于其辐射实验室在战时军事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战后保留了最大数量的军事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联邦研究合约，且积极与工业界合作并从中获利。通过将科学与技术、为军事和工业服务这两者有力的结合，麻省理工在战后十几年的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奠定了全国首位工程学院的地位。同时，这个时期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充分利用联邦资助大学基础科研的大好之势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在战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从名不见经传的学院步入了全美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行列。这段时间人们见证了研究型大学的蓬勃发展，作为一种独立的大学层次或类别，研究型大学已渐趋成熟，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特征也日渐鲜明。

然而，战后非常时期的这种集中的联邦资助具有短暂性和不稳定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越战的爆发，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联邦对大学的资助开始渐趋稳定，研究经费的分配也从主要集中于少数研究型大学开始向分散化方向发展。这大大刺激了一些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型大学，激励它们争取更多的联邦科研合同。到60年代中期，华盛顿大学在研究经费上已经是真正的重量级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通过医学研究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开始崭露头角。此外，这个时期除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奈尔大学、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这16所战前建立的研究型大学之外，印第安纳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和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在科学研究上也有了较大发展，开始以学术力量见长，成为了研究型大学中的新兴力量。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在1950～1975年间，美国共获得了26次诺贝尔化学奖、18次诺贝尔生理学奖和26次诺贝尔医学奖。这些奖项充分证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已开始跻身世界一流之列。

1975年之后，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与私营企业的密切合作，企业对大学的资助开始日渐增加。在校企合作的发展中，联邦政府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给予了大力资助和政策支持。197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一个鼓励校企合作研究的试行计划，为校企合作中的校方提供资助。此后，联邦又于1980年通过了《贝多法案》（BayhDole Act），该法案极大地促成了企业与大学的合作研究。法案规定，联邦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属于从事该项研究的组织，主要指大学。这样一来，私营企业开始热衷于与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研究型大学成为了工业企业的新娇宠，继联邦资助之后再一次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应。

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研究投资大量投向了研究型大学。据一项研究发现，86%的企业研究流向了工程学院、药学院和农业学院，以及那些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研究单位^[3]。大学已不再依赖学生的增加、州政府或联邦政府所带来的额外资源来支持其探究活动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转向私营部门。大学科研经费来源的比例变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75年联邦政府投入占大学研发经费的45%，工业界占42%；1979年联邦政府和工业界所占的比例基本持平；2000年联邦政府投入下降到22%，而工业界的投入接近70%^[4]。这个时期，大学与企业的联系开始超越合作而向商业化扩展。许多研究型大学都建立科学园和商业孵化器来发展新生工业，并成立了技术专利许可机构，专门从事教师科研成果转让工作。并且，许多大学教师也开始创办公司，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市场化。1988～2003年间，美国大学教师获得的专利数量从800个增加到3 200个。到此时，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明确了两条既定的发展路线——一条走向科学研究，另一条应对社会责任，正是这两大齐头并进的路线一步步将美国研究型大学引领到世界之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的地位已稳固确立，并且不只是一两所大学堪称一流，而是形成了一个一流大学的组群。据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对世界大学的学术排名，在排名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中，有8所都是美国大学。这些研究型大学是影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无不受这些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

二、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研究型大学是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大学，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的精英人才是其与其他大学的区别所在。在各国激烈的人才、科技竞争中，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跻身世界一流，与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是分不开的。这种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充裕的办学经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精英人才的培养、高水平的科研产出，以及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一）雄厚的办学经费

经费是办学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其雄厚的办学经费密不可分。有学者甚至提出，“拥有雄厚的经费作为教学和科研的坚强后盾，一流大学的建成已是成功的一半”。从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来看，主要有政府拨款、社会捐赠收入、学费收入、校医院或附属企业收入，以及社会服务和其他收入等。其中，联邦政府是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例如，2007年美国高校R＆D经费支出总额为494.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入为335.9亿美元，占67.95%，企业资金为26.7亿美元，占比5.41%。由于研究型大学是大学科研的主要承担者，因而，这些巨额的科技研发经费主要集中在少数研究型大学手中。根据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2008年发布的《2007年度美国授权活动调查报告》（U.S Licensing Activity Survey，FY2007），在2006年度公布R＆D经费支出的650所高校中，R＆D经费支出最多的前20所高校占30%，前100所高校占80%^[5]。捐赠基金也是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渠道。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总额高达4 125亿美元，其中捐赠基金最多的前10所高校几乎都是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仅这10所高校的捐赠基金就占了全美大学捐赠基金总额的35%（见表3-1）。此外，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大多开办了附属企业和附属医院，每年从这些附属机构的销售和服务活动中也获利丰厚。可见，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大多拥有充裕的办学经费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确保了这些大学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装备先进的科研设施，进行耗资巨大的尖端科研，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表3-1　2009年捐赠基金最多的前10所美国大学（单位：亿美元）

续　表

资料来源：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

（二）一流的师资队伍

美国研究型大学自创办之初就十分重视吸引一流的师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曾说：“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因而，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学术大师聚集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1 700多名教师中，有科学院院士76人、工程科学院院士53人、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 500多名教授、副教授中，有11人获诺贝尔奖，8人为美国科学院院士，9人被选为40岁以下最杰出科学家，还有17人获得“年轻研究者总统奖”，该校素有“美国研究中心”之美誉。而斯坦福大学的1 300名教师中，有6名获普利策奖、20名获国家科学奖、3名获国家技术奖、5名获总统自由奖，此外，斯坦福大学还有89名国家科学院院士、167名国家文理科学院士、65名国家工程科学院士、26名国家哲学协会会员、20名国家医学科学会会员、2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是一流大师、学界泰斗的云集之所，据统计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仅自然科学领域美国就有206人获诺贝尔奖，其中绝大多数的奖项都是被研究型大学的教授摘取。这些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教授是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标志，也是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三）精英人才的培养

研究型大学除了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层次拔尖人才的培养。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哈佛大学自建校以来培养了美国历史上7位总统、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6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和数十位跨国公司总裁，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还培养了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和作家，如威廉·詹姆斯、乔治·帕尔森、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显赫的领域都可以找到哈佛的校友。据调查，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200多位曾在美国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绝大多数都毕业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另外，据1993年数据，约占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总数3%的125所研究型大学授予了全美80%的博士学位、40%的硕士学位和30%的学士学位^[6]。可见，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人才的养成之地，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优秀人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学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领军人，也是本科教育改革的风向标。哈佛大学艾略奥特的“选课制”、麻省理工学院罗杰斯的“通过实验进行学习”等都曾在全美高校中掀起不小的教育改革浪潮，为其他大学所效仿。

（四）划时代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是原创性科研成果的集散地，许多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是依托研究型大学产生的。早在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学院等研究型大学就参与了雷达、原子弹、喷气发动机推进、固体燃料火箭等重要军事科技的研制。二战以后，美国在研究型大学中设立了一批国家实验室，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辐射实验室和哈得逊实验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坎布里奇电子加速器实验室、加州大学的劳伦斯实验室等。这些国家实验室的进驻不仅带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也进一步提升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研究型大学就在空间技术、电子信息、通信、能源、生命等诸多高科技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7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人造卫星的研制、永久载人“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火星探路者”的发射、原子能的发展、基因组合等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都离不开研究型大学的参与。据统计，迄今为止，在足以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70%诞生于高水平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此外，从专利申请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研究专利也主要集中于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尤其是顶尖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在1995年至2003年间，美国排名前25位的学术机构所获专利数量占所有学术机构获得专利总量的比例均在50%以上，与之相应的是，这些机构所拥有科研经费的份额也高达40%左右，而前100所学术机构所获专利数量占学术机构获得专利总量的85%左右^[7]。

（五）突出的社会贡献

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是注重与社会的联系，直接为社会服务。克拉克·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曾指出，“知识是社会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机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甚至是要求知识。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提供服务。”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有研究表明，美国战后的经济增长，50%以上应归功于科学与技术创新，以及由此而出现的高技术产业，而这些与研究型大学都是密不可分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纷纷走出校园，以自身的知识和技术优势，在学校所在的波士顿地区创办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使波士顿成为全美著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基地之一，推动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美国波士顿银行在1997年曾发表了一份题为《麻省理工：冲击创新》（MIT：The Impact of Innovation）的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和教师创建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排在世界第24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和在校教师在全球创建了4 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110万，年销售额高达2 32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1 160亿的GDP，比南非稍低，但比泰国要高。”^[8]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创业中心主席爱德华·罗伯茨（Edward Roberts）主持的一项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影响的研究，对MIT的影响和贡献进行重新估量，并发布了一份名为《创业影响：麻省理工的角色》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所有校友创建的公司看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其经济实力将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9]。除了为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之外，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还推动了传统工业城市的改造。例如，阿克伦、伯利恒、费城、巴尔的摩和里士满都是在研究型大学的推动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新的高科技产业转型的典型城市^[10]。突出的社会贡献不仅使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成为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为其赢得了世界美誉。

美国研究型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并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它为研究型大学赢得了广泛的资金支持和崇高的社会声望，使其孑然傲立于世界大学之顶端。

三、挑战与变革：21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新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是耀眼的，然而，光环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当其身披霞衣雄心勃勃进入21世纪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下，各种问题和挑战也接踵而至。如何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成为了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美国研究型大学从建立至今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两大职能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服务，不仅给研究型大学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为其赢得了社会声誉。然而，当一步步走向社会中心的同时，研究型大学也开始离其学术的核心渐行渐远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隐患。首先是研究向某些学科的倾斜所导致的学科发展不平衡问题。一些由工业界资助的应用学科得到长足发展，而人文学科和科学作为大学的智力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收缩。其次是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过多关注，使其教育质量，尤其是本科生教育质量出现下滑的趋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多把自身的价值定位于科研，以探究高深的学问和研究生教育为核心，本科教育长期受冷落，很多本科生直至毕业也未曾亲历过一流大师的风采，亲身体验过真正的科研。据调查，只有8%的研究型大学教师、19%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师每周花11小时或稍多一点的时间从事本科生教学。在研究型大学，26%的教师根本不教本科生^[11]。第三是专业过度分化的问题。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大学分化为更多独立的学系和学院，研究型大学组织被进一步分化。第四是过于依赖留学生来充实研究生教育和教师队伍。由于攻读博士学位是一项耗时而艰苦的工作，通常理工科学生需要花5～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之后为了在研究型大学中谋取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要花1～3年的时间读博士后，因而，优秀的美国学生很少愿意攻读博士。这就使得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得不依靠外国留学生来维持科学、工程等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工作。据统计，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工程、计算机科学、物理学领域的外国研究生的比例超过了41%。这些留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亚洲国家，他们毕业后很多都留在了美国大学任教，或是进入美国产业界工作。然而，近年来，随着亚洲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本国攻读博士学位。这样一来，就给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教师队伍更新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美国政府和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重建本科教育、积极吸引国际留学生和高层次人才、加强跨学科研究、促进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等，使研究型大学在新世纪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一）重建本科教育

1995年，在卡内基教学促进会的资助下，美国成立了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全国委员会（后改名为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委员会），在经过长达4年的研究之后，该委员会于1998年提交了一份题为《重建本科生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A Blueprint for America’s Research Universities）的报告（通称《博耶报告》）。报告肯定了研究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领导作用，但是同时指出研究型大学在本科生教育上的失败之处，如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教育质量低下、教师评价制度忽视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等，并提出了10条本科教育建议。《博耶报告》在全美引起了很大反响，之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纷纷开展了本科教育改革。从其改革的举措来看，主要有：调整本科教育目标，突出知识体系的全面性和基础性，加强能力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改革本科教学，加强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调整现有课程体系，增加基础性课程，实施通识教育；鼓励知名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加强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

《博耶报告》发布3年之后，即2001年，博耶委员会在对开展本科教育的123所研究型大学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一份《重建本科教育：博耶报告三年回顾》（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Three Years After the Boyer Report）的报告。该报告对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进程进行分析，并得出了6条结论：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虽然许多大学为其尖子生提供了参与研究的机会和新生研讨班，但这些计划还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实施；在自然学科和工程学科本科教学中采用研究型教学方式远远强于社会、人文及艺术学科；口头交际训练还没有受到研究型大学的重视；写作训练已受到重视，这方面的课程正在增加；以及如果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来自各院系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一定要进一步加强^[12]。

（二）加强跨学科研究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跨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全球科技新突破的共同方向。为了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弥补专业过度分化带来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近年来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把促进跨学科研究作为学校战略，设立支持跨学科的“种子基金”（Seed Fund），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种子基金”也称为“研究中心启动资金”，是各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募集而来的，旨在对教授们的跨学科合作进行先期资助而设立的基金。类似于“风险投资”机构，各大学希望从事多学科研究的教授们能利用这些种子基金进行良好的运作，并在不久的将来产出利润，使学校能从中间接获利。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大型跨学科科研项目种子基金”要求申请教师必须承诺在未来几年之内申请大的联邦科研项目经费。种子基金的设立使多学科的研究团队能得到直接的资金支持，从而直接激励了研究型大学中跨学科研究的开展。此外，美国研究型大学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另一个有力举措是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设立。目前，大多数研究型大学都设立了跨学科的研究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近年来重整校内科研力量，组建了6个跨学科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建立了12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其中工程类5个，人文社会科学类7个，这些机构已经承担了斯坦福大学科研总量的20%，学校的多数学术活动和项目都是由他们举办的^[13]。并且，为了使跨学科研究中心能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还改变了以学系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制度，改革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以推动多学科研究中心的发展。

（三）吸引国际优秀学生和高层次人才

为了吸引和留住全球的优秀学生和高层次人才，美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200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两院通过了《提高国际开放程度以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法案》（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nternational Openness Now Act of 2008）。该法案致力于“通过保持并提高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学者的能力及吸引赴美商务旅行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法案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将国际教育交流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促进领导力、竞争力和安全；保持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者的竞争力；确保美国政府各部门通力协作，在不牺牲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创造一个欢迎国际学生、学者、科学研究者和交流访问者赴美的环境；使其签证政策保证美国的安全、繁荣、自由，其方式包括：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持美国欢迎外籍人士赴美的姿态；以及确保美国驻各国领事馆拥有足够资源，以行使其应有职责。

此外，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学习数学、科学等基础学科，美国政府2006年还出台了《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ss Initiative），目标是通过强化美国的STEM教育（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提高美国的学术竞争力。为了该计划的全面实施，布什总统连续签署了三项法令：2006年的《学术竞争力资助法案》（Academic Competitiveness Grants）、《确保天才进入国家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资助法案》（SMART grants）和2007年8月签署的《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联邦政府通过加强对科学、工程、医学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专业的资助，从国内外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和有潜力的应用研究。例如，在布什总统2008年的预算中，专门提供120亿美元用于资助数学和科学领域的天才学生。

（四）研究型大学的“企业化”

20世纪后期，一些美国研究型大学利用自己的知识创新成果，吸引外部资金创办高新技术公司，加速原创性科技成果的转化，孵化、催生、兴办了许多新的产业。这些研究型大学因其创业性表现而被人们称为“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即创业型大学。对于这类新型的研究型大学模式，美国学者亨利·埃兹科维茨教授指出：“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日益增强的兴趣，正在使学术机构在精神实质上更接近于公司，公司这种组织对知识的兴趣总是与经济应用密切相连的。”^[14]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等大学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出现了企业化的运作，与工业界和政府建立了新型的关系，更加直接地参与研究成果商业化活动，并从中获利。

对于创业型大学的崛起，美国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的创业行为是不务正业，是对大学完整性的破坏，担心大学过分关心金钱利益而丧失传统职能和独立性。然而，由于这类大学广泛参与知识产业发展，兴建科技园区和高科技企业，扮演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新角色，因而越来越多地被政府视为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科技园的罗纳德·C·吉赛克在《科技园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中说道的：“每次当政府丧失了一个主要产业，它就会寻找一个大学伙伴。如果没有三角科技园，北卡罗莱纳能拥有今天这样高的生活水准吗？如果没有斯坦福科技园在加州南部集聚一批技术型公司，能有硅谷吗？也许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大学的研究推动开发的作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即使没有停滞，也会缓慢得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