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案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一、案例呈现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促成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为反对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加上他一贯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被大家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他曾极力主张毛泽东为总书记，但毛泽东认为自己还是在现在的位置上好(指军事上)。经过长征的锻炼，张闻天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提高。他从实践中总结了“左”的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多次对此作出自己的论述。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一次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他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

通过张闻天的多次讲话和论述，向全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时机成熟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担负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张闻天出席并主持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部分的“学习”小节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

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并未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他的《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而且在实践活动中，毛泽东早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以“井冈山道路”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正式使用这一命题，表明他接受并赞同张闻天的提法。

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所要求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

——根据中国新闻网《专家称张闻天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写，原文见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10-27/1426139．shtml

二、案例讨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2.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是什么?

三、案例点评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因此从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正如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从党成立时就开始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在思想理论上解决好。

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张闻天等总结党成立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张闻天在1936年至1938年间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正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但是，他的主张并没有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蒋介石采取一些措施、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他否认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上的原则分歧和两党的本质区别，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只讲联合、反对斗争，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王明的这些思想给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重大的危害。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要求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理论阐述。同时张闻天在会上也提出“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及对它的理论论证，统一了党中央领导人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党中央的确认，也推动党中央的工作回到正确的路线上。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主要谈了三个方面:一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而要作为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要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形式，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认识的产物。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熟悉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熟悉中国革命的规律。”

四、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一章第一节。

运用本案例，可适当补充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相关资料，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在党内思想斗争中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