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历史观念

（二）现代的历史观念

柯林武德认为，“自从笛卡尔的时代，哪怕自从康德的时代以来，人类就获得了一种历史地进行思想的新习惯”。⁽¹⁶⁾质言之，这种新习惯蕴涵了一种新型的批判的历史意识，人们已将历史视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随之，主体与客体分立的科学思维支配着历史书写，标志了欧洲历史编纂学的第三次转变。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支配着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期望构筑一个囊括自然与人文相统一的理想体系。⁽¹⁷⁾这种“理想体系”试图弥合自然知识和心灵知识的裂隙，并建立一门像自然科学那般普遍的人性科学。然而，人性科学本质上却预设了像康德那般的“物自体”与“现象”的二元认识论。康德认为人类生活是一幕大自然计划的展开过程，物自体是一种绝对的预设，受道德律的支配，人不可能像认识“现象”那样去认识它。由此，历史如果表现为一种观赏的现象，那么历史学家则变为单纯的旁观者；随之历史被归结为自然，历史过程将遵从像自然科学那般的规律。⁽¹⁸⁾事实上，柯林武德非常拒斥将历史归结于自然的观念，也不赞同以观察和实验作为构建历史知识的基础，甚至认为历史学家在19世纪仍未处理好自然与历史的关系，人性的科学并未真正地得以建立。

在论述“科学历史学”的发展史之前，柯林武德1930年已发表了《历史哲学》一文，该文区分了五个阶段的观念史：（1）第一阶段分析培根倡导学科分化的思想；（2）第二阶段考察维柯的方法论问题；（3）第三阶段论述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普遍史观念；（4）第四阶段阐释从叔本华到文德尔班关于历史学与科学的区分；（5）第五阶段重点探讨克罗齐关于个别的或历史的判断。⁽¹⁹⁾从论及的思想家来看，柯林武德主要探讨德国的历史观念，并未触及法国的历史观念。不过，《历史的观念》在叙述现代的历史观念时却论及了法国的思想家，不止如此，柯林武德还有详有略地考察了德、法、英和意大利四国思想家，展示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思想渊源。以德国为例，柯林武德分析了不少于14位人物并区分了两类历史哲学家：（1）赫德尔到马克思归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主要探讨了历史过程、历史意义与历史动力等形而上学的问题；（2）文德尔班到迈耶（斯宾格勒除外）则隶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家，重点剖析了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历史思维的特征等问题。显然，现代历史观念主要围绕历史学性质问题而展开，历史哲学也逐渐发展成一门类似于探究人类思想的人文学科。

在论述英国历史观念时，柯林武德曾指出实在论者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也抱怨了史学界丝毫不重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尽管德国的考据学推进了英国新史学运动。柯林武德的这一观察获得伯克（Peter Burke）的支持，伯克指出英国主流的史学文化是经验主义，史学家遵从兰克的治史观念，历史方法论的问题并未引起史学家多大的兴趣；直到柯林武德论述思想史的研究时，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和部分史学家才重视起历史方法论的问题。⁽²⁰⁾与欧洲其他各国比较，英国的新史学总表现出滞后性。

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时代，然而英国史学却秉承了上个时代的传统和哲学思想，史学家“无人以‘科学的客观性’自命”，他们仍认为历史是纯文学的分支，历史作品所蕴涵的党派偏见、宗教信条与贵族道德皆视之为正当，历史课程仅构成绅士教育的一部分。⁽²¹⁾究其根源，这是社会情势与文化背景使然。自洛克、贝克莱与休谟之后，英国治史者坚信历史知识是人类经验的结晶，颇为反感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尽管他们并不拒斥理性思辨。同时，英国史学走的是精英路线，与德、美等国相比，英国史学迈向职业化的道路甚为艰难，历史学提升为科学的诉求并不强烈。当然，虽说职业化发展艰难，英国学术界早期兴起的人文主义也推进了英国史学方法与观念的革新，尤其是语文学和考古学，经院哲学的演绎逻辑方法都促进了英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列文（Joseph M.Levine）指出，考克斯顿（William Caxton）有关亚瑟王（king Arthur）真实性的认识，皮考克（Regianld Pecock）对《君士坦丁赠与》的考证，培根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吉本的“古今之争”⁽²²⁾以及“歌德的复兴运动”皆夯实了英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²³⁾另外，报刊媒体也偶尔介入史学论辩，这有助于扩大英国史学的社会影响力。譬如，弗里曼（Edward A.Freeman）曾在创刊1855年的《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上发表论文抨击弗鲁德（J.A.Froud）治史有失严谨，甚至“弗鲁德作风”被用来指称史学家对史料考证的漠视。⁽²⁴⁾1886年《英国史学评论》创刊，1906年建立英国历史学会并创立了《历史》期刊，这些都标识了英国史学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同时，“牛津学派”的出现也是重要标志，代表人物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弗里曼与格林（John R.Green），虽然他们在研究路数上有所差异，如弗里曼“注意单纯事件”，格林多用“想象式的方法”，但他们却养成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研究政治史和城市史。⁽²⁵⁾此外，“牛津学派”亦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写作，理论与方法部分借镜于德国的史学实践。⁽²⁶⁾柯林武德指出19世纪的英国史学发展虽然缓慢，但考据学的批判方法却受到尊重；故柯林武德指出这是斯塔布斯和梅特兰的时代，“是英国历史学家第一次掌握了伟大的德国人的客观科学的批判方法并学会了以适当的学术装备就其全部的细节来研究事实的时代”。⁽²⁷⁾显然，柯林武德承认了19世纪晚期英国史学的贡献，成为一位学科体制的拥护者，他尊崇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史料考证方法，重视传统的治史理念。不过，他又是一位叛逆者，是一位倡导新史学的旗手并创制了一套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了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元问题。由此，他认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得益于19世纪史学家奠定了一套使用和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思维逐渐走向成熟，确立了一种批判权威的真理意识。

在论述德、法及意大利的历史观念方面，柯林武德遵循了一种历史观念辩证发展的理论逻辑。在柯林武德看来，德国史学界偏重于从认识论角度探讨历史过程，兴趣在于历史学家主观的心灵过程并设想历史学家心灵为一种单纯的景观，进而心灵被转化为自然，规避了探究历史过程本身的客观性质的任务。相反，法国思想界将历史过程等同于精神生活或精神生命，认为历史过程取决于思想家的主观心灵，历史学家只需一种想象的同情来重行捕获历史的运动，而无需以科学的精确性和超然态度来处理孤立的事实。由此，历史过程被置换成一种直接经验的和纯心理的过程，历史过程便封闭在思想家的主观性之内，也就难以成为某种知识的过程。究其根源，德、法两国思想家之所以割裂主观与客观的内在联系，是因为他们未能洞悉“历史思想的特性”，亦即“历史思想的过程”与“历史过程本身”乃是同一的，两者皆是“思想的过程”。⁽²⁸⁾此外，柯林武德的论述不仅阐释德法两国思想界的得失，而意在为论述克罗齐的历史观念提供思想铺垫。当然，这种论证策略更在于提出他自己的问题，即人性的科学何以可能。

从思想渊源来看，学术界通常把柯林武德视为克罗齐的追随者。就历史哲学而言，他们两人探讨的问题非常相似，不过，柯林武德认为克罗齐的论证路数倚重于现代逻辑工具。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学乃是讲述人类的自由故事，历史研究专注于蕴涵人类思想和自由的“精神领域”。这里的“精神领域”包含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前者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后者凸显了人类的意志。知识形式可区分为直觉和概念两种类型，美学主要处理纯直觉的知识，逻辑学则分析纯概念的知识。1893年克罗齐发表了《纳入艺术普遍概念之下的历史学》这篇名文，他起初认为历史学是对实在的艺术表象，凭藉的是艺术那般的直觉认识而无需借助概念；历史学是叙述事实或描述个别事实的艺术，故克罗齐一方面区分出“历史叙事”与“审美沉思”，另一方面将两者皆限定于实际发生的事件，进而建立历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联。⁽²⁹⁾1919年该文重刊时，他修正了上述的观点并主张历史学是由艺术和科学构成的第三种理论活动，历史判断本质上需要借助概念以及史学家的直觉才能得以实现。此外，作为纯命题的历史判断，它具有普遍的外观形式，不过，内容却指向了社会的、思想的特殊问题，从而历史判断构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譬如，“一定不要忘记，路易十一和天主教徒斐迪南这样的君主，尽管他们有罪恶，但还是完成了使法国和西班牙成为两个强大国家的民族大业的”。就此叙述语句而言，主词“路易十一”所指的对象是独特的个体，形成的是个别判断，仰赖于直觉现象的还原；而像“罪恶”或“国家”这般的概念谓词却形成了普遍判断。设若要理解有关路易十一的历史现实，那么在逻辑上则预设了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哲学，因为只有著者与读者共享了同一套“伦理与政治观念的体系”，才有可能既掌握历史概念又理解了历史事实。⁽³⁰⁾易言之，普遍的真理仅存于特殊的个例中方可获得实现，个别判断并非单纯的直觉或对感觉材料的还原，亦蕴涵了概念、定义等普遍的观念。柯林武德认为，现代逻辑的归纳法并未触及历史知识的真正问题，因为归纳思维始于事实的观察、经由个别判断最后抽绎出普遍的结论。不过，柯林武德认识到归纳思维也蕴涵了一个必要的历史元素；而且“历史元素受到前提假设的限制并作为一种知识被褪除出去，藉此得出它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探讨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个别判断在此是由推理而获得的结论）而是直觉（个别判断在此是凭经验观察到的事实）”。⁽³¹⁾显然，柯林武德之所以批评现代归纳逻辑，是因为他想指出逻辑原则包含了先验分析和事实观察两个部分。历史知识并不尽然由经验观察到的事实所构成，它也包括历史推论。这种推论并不局限于个别判断，也引入了普遍原则，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过程。此外，柯林武德认为概念存在哲学与科学之分：哲学的概念是普遍的、必然的并指向了思想的功能；科学的概念又表现为经验与抽象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归类事实的方式，有助于增加历史知识；后者缺乏所指的实例，旨在建立或寻求一般规律。例如，“罪”这一概念并非叙述者智力虚构的文辞，而是叙述者应当承受的行为。由此可见，柯林武德和克罗齐都把历史学看成一门蕴涵个别事实和普遍原则的自律学科。

综上所述，柯林武德之所以梳理西方史学观念史，部分因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生发于史学著述实践本身，部分源于他坚信历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有别于数学、神学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形式，任何试图用数学思维、神学思维及科学思维探究历史知识的任何努力皆难以真正理解历史学的性质。同时，历史观念的演变史表明，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也有赖于辨析历史思维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推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