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本体之历史

在近代的哲学追问中，生存其中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包括艺术家，构建起庞大的以存在世界的物质和人的世界的精神为基石的时空框架和哲学思想大厦，这座大厦的擎天支柱是经验主义(或唯物论)和唯理主义(或唯心论)的互为补充和互相拱卫。近代哲学的唯物化追问或唯心化追问都集中于对“世界是什么”的追问，虽然它们各自追问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不同。但世界的时空流变萌动着新的时空框架，在这一新的时空框架中，孕育新的人类和新的人类生存已不能用已有的时空框架和知识去解释，由是“物质”或“精神”已逐步丧失了它对世界的分割和强加，“经验”和“理性”已无从解决生存的种种疑问和困惑，一往无前的本体论追问最终又痛苦地回返到了本体论的困境中，现实生存的迫切需要已不再是人自身的生存根基问题的解答，而是怎样生存的寻求。现代哲学家、思想家们本能地痛感到了这一点，并开辟了哲学追问的新方向，即哲学追问的认识论化。

哲学追问的认识论化道路的开辟，一般认为始于尼采，因为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实质上是宣布哲学追问的本体论(化)的死亡。但实际上，尼采只是后来者，哲学追问认识论化的真正起点，在康德那里，因为康德轮起大刀砍下了上帝的头颅，尼采不过是陈述了被破下头颅的上帝的存在状况：死亡。

在哲学的现代追问河流中，直接论证本体论死亡的可要算分析哲学思潮。持续近一个世纪，风起云涌十几个哲学流派的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批判，并企图通过对本体论的批判来建构起认识论的理论大厦。分析哲学思潮对本体论的批判是以具体的语言为起点为归结的。在分析哲学看来，哲学就是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关于世界的存在(本体论)问题，而是我们对语言的看待和对语言的运用问题。哲学的困境来源于语言的含糊不清，哲学的追问则是对语言的明晰和明晰的运用。正确地看待语言，谨慎地清理语言，明晰地运用语言，构成了分析哲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

哲学追问的本体论批判和认识论确立的又一突出体现是对世界的存在性遗忘，从而敞开对世界的现实性分割和结构性解剖。这一思潮兴起于以索绪尔为滥觞的“共时”语言学的诞生，由此掀起结构主义——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运动。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一运动归纳为哲学结构学思潮。哲学结构学思潮关注世界的构成问题本身，完全淡漠世界凭什么构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哲学结构学是以结构语言学为滥觞，具有浓郁的语言学色彩，它对世界的构成问题的追问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或者说是以语言符号的意指关系为起点为终结的。哪怕是后来的哲学阐释学多么强调理解的生存学地位和作用，都没有扬弃语言的媒介性。对语言的关注，使哲学阐释学走向认识道路，并成为现代哲学追问认识论化的完满方式。

哲学追问认识论化的又一体现形态却是方法论探索的崛起和科学哲学发展的鼎盛。这实际上是两条路子：一条是单纯的方法论运动，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等等；另一条是对科学方法的哲学探索，如波普尔的证伪学，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论等等。方法论“热”和科学哲学的全新发展，把哲学追问认识论化推向了全面确立。

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共同特征，是全力关注切割和分解世界的现实性问题，目的在于为人现实地提供更为有效的切割和分解世界的方式，并企图以此取代哲学及其追问。正是因为这一强劲的动机，推动方法论和科学哲学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方法论“热”浪席卷了整个社会生活，而科学哲学作为其坚实的理论依据几乎强占了现代生活的思维阵地，由此把弗兰西斯·培根、牛顿以来的科学主义推向了顶峰。但一个既极为可怕又极为可悲的事实是，当人们运用一种科学方法去求解这个疑难重重的世界，确实获得了某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与此同时，更多更新的疑难、问题又无情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于是企望发现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的欲望、冲动刺激着人们的生产激情，成批的方法论由此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从而把整个生活和人推进了方法论的泥潭和科学主义的陷阱。方法论的横移，看似把各个领域的科学探索推向了前进，但实际上却是把学术探索引向了更加表层的图解和分割状态。科学主义思潮则在麻木人的心灵的同时泯灭了人，使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权利和主体能力不断沦丧，正是这种沦丧，才从根本上疏离了人与生存、人与自然世界的亲切融流。人们开始无意地生发出对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冷漠、厌倦，并由是澎湃起了反科学主义和反方法论潮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非理性思潮。

客观地讲，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本身并没有错。根本的问题在于：第一，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以扬弃本体论、弘扬认识论的主导地位为前提的。但是，一切形式的认识论都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石为土壤，方法论探索和科学哲学恰恰缺乏这样一块坚实的基石，更缺乏这方面的能够孕育滋生它的实际土壤。第二，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以认识论为出发点去观照世界，其途径同样可以通向本体论追问，但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探索只停留在认识论阶段，而不愿继续下去对其认识论作本体论思考和追问。第三，从本质上讲，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实际上是反本体论的巨大精神成果。但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并没有真正扬弃和摆脱其根深蒂固的哲学追问本体论化的基本思维模型，人类对本体论的厌倦和对认识论的厌倦的深层动因全在这里。这无疑告诫我们：哲学追问无论是本体论化还是认识论化，如果只从静态的、共相的抽象出发，将最终使其陷入更深的困境，并从根本上疏离人和存在世界。分析哲学、哲学结构学、哲学阐释学等等企图超越“唯物”本体论和“唯心”本体论而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探索心物一体的客观认识论道路，但由于它们同样承受了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所具有的种种缺陷，严重地疏离人，疏离了人的生存与世界的亲密无隙的融流。人的生存与他赖以生存的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人类化的问题，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哲学追问的认识化困境。

现代哲学的非理性哲学思潮可以说是对这一困境的追问的产物。

现代哲学的非理性思潮的萌动应追溯到唯意志哲学和权力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直接涌动起了非理性思潮的潮头，精神分析心理学运动和过程哲学作了中坚，生存哲学运动为殿军。这是非理性思潮的简化蓝图。

无可否认，非理性哲学思潮确实给现代人类生活带来了某种盲目性，但现代人类生活的盲目性最终由哲学追问的认识论化困境所酿成。因为现代生活的认识论思潮把整个人类及其生存卷进了狂热的探求、征服、占有对象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严重地阻碍了人与对象世界的正常交通，更是中断了人向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回归通道。面对人类的暴虐与侵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却以无声的生命运动的方式抵制、抗拒着人类的暴行。在这种状况中，人类一方面获得了妙不可言的成功，同时也承受着不知来于何处的报复和惩罚。从终极裁判的角度讲看，人类一方面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却在自然世界面前遭遇连绵不断的挫败，在这一不断加剧的挫败面前，人类走向了疯狂。这种疯狂既是物质胜利者的疯狂，也是自然挫败者的疯狂，这种疯狂导致了非理性的泛滥。按习惯的理解，这样来为非理性哲学思潮“辩护”，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非理性就是反理性，由于它是反理性，也就变成了非理性，这样界定也顺理成章。根本的问题是，这“理性”是什么？“理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物，它实质上经历着痛苦的演变历史，大体地讲，理性经历了希腊式阶段、古典式阶段，现代式阶段并正向当代式阶段过渡。所谓希腊式理性，主要是指以经验为导向的经验理由，它由米利都学派开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集大成。古典理性，是指人类古典哲学中那被预设的目的的合目的性精神的观念理性，它萌生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经历爱利亚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努力，奠定其基础。在近代经过法国的理性主义的时代性发酵，后来在德国获得的发展，最后以康德集大成，并由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发挥光大。现代理性，则是指被现代人类所架设的科学主义精神，即抽象的认识论思想，又称科学理性，它诞生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胜利，经由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双重培育，而指向现代构建，它的语义核是由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牛顿、笛卡儿等人所共同努力构建起来的机械论世界观，它的解释因素是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模型，它的基本的场域论理念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并由此形成物质幸福论的社会生存目标、傲慢物质霸权主义社会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社会行动原则。具有如此内涵、目标、原则规定的科学理性，通过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努力，把它推向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使其获得全面的和无孔不入的实践定位。当代理性，是指当代人类在其世界风险、全球生态危机、社会转型发展的当代境遇中所自觉追求的新人文精神，即以人的生长为起点和目标的新本体论思想，又称生存理性，或者生境理性。相对“非理性”而言的“理性”——前期是指形而上学的观念理性，后期是指科学理性，即马克斯·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

叔本华和尼采被视为是现代非理性哲学的鼻祖，这在于叔本华在其深刻的维度上勇敢地怀疑那神圣不可窥视和侵犯的形而上学观念理性——目的的合目的性，并把人心隐秘的生命意志大胆地设定为这种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替代物。叔本华的怀疑精神给尼采以巨大的心灵震荡，他不仅看到了形而上学观念理性的不可确信性，而且看到了形而上学观念理性的荒谬性，于是高举批判之旗，走完了他孤独而疯狂的人生。

在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中，“意志”概念作为本体而出现。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唯我独尊的，是人解释和解答一切的终极依据和基本价值尺度，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意志之为意志，就在于它本身体现了生命得以存在和生存得以延续、展开的正当权力。

严格地讲，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尽管砸开了形而上学理想的千年冰冻，启开了人类现代精神和思想的长河，但他们最终没有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理性的桎梏，没有真正突破和超越形而上学理性的思维框架。因为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虽然狂飙突起，冲荡了古典本体论的“唯物”论支柱，却没有真正损害其“唯心”论身体。古典理性中的“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康德，其最得力的弘扬者是黑格尔。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主观唯心)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客观唯心)却只在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中得到了部分的修正，即只把那外在的唯心精神演变成内聚的唯心“意志”。“意志”虽然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感性色彩，但却最终沦为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新的抽象物。虽然如此，但意志哲学的功劳却是巨大的：首先，外化的唯心精神是外在于人(主体心灵、人格)并主宰于人的客体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感性生存的人承受着无为的奴役；而内聚于人心的生命意志，成为人的自我生命展开和延续的唯一冲动机制、力量。在这里，人的生命形象第一次得到了理论上的承认。其次，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情绪现实地构成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活水源头。整体观之，由叔本华和尼采所涌动生成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开展的，前一个方向是现实的，后一个方向是理想的。

现代人本主义的现实方向，是指人们极度地弘扬意志论思想中的主体化精神，并深信神的上帝不存在性，物的上帝的可征服性和制约性，摆在人面前的根本问题是寻找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工具、途径来达成对物的上帝的全面征服(认识)和制约(运用)。于是，在现实主义的探索道路中，对“科学”的迷信演绎成为上帝膜拜的替代物，认识论探索取代了本体论追问，这一发展方向由所谓的非理性走向了现代理性，即科学理性或者工具理性。

现代人本主义的理想方向，是指人们现实地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的新形而上学情绪，沿着他们的意志学说，寻求更符合人性的新本体论思想。这一理想主义方向展开的主要成就者是以柏格森、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在生命哲学看来，古典理性应该被无情地扬弃，因为古典理性在实质上是一种被机械化的本体观：首先，古典理性把流变不已的生命世界因果化，并把这一主观预设的因果机制绝对化。其次，古典理性从根本上无视于整个生命世界的整体性，从而机械地、片面地、孤立地割裂了它。在生命哲学看来，所谓唯人心独有的、作为其基本权力的意志，实质上就是那居于人心的冲荡不已、绵绵不断的生命本身，人作为人就在于有生命。生命构成了人和世界本身，生命始终是流动不息的过程，这一过程才产生了人的生长，产生了世界的永恒变迁。生命的冲动派生着万物，这一“派生”即是生命自我的“绵延”，生命冲动一般朝着两个方向绵延，即向上喷射的绵延而产生一切生命形式，向下坠落的绵延而产生无生命的物质事物。

生命哲学在现代思想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下启精神分析学和过程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过程哲学在两个方向上发展了生命哲学。

精神分析学并不是一种哲学，但同样不能单纯地看成是一种心理学运动，它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运动，这一思想运动同样承担起了哲学追问的现代课题。精神分析学运动从人的精神角度弘扬了生命哲学关于生命是世界的基石和来源的思想，发展了生命哲学关于生命是冲荡和绵延的思想，认为生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丰富内涵的有机体，它现实地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而生命的冲荡和绵延即是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互动生成。生命的冲荡和绵延是由本我向自我再向超我之方向的运动，这就是人的健康生长；相反，则现实地构成了人的疾病。生命冲荡和绵延的内在动力恰恰是“里比多”，弗洛伊德在后来把它修正为“唯快乐原则”和“超死亡原则”。在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唯快乐原则”和“超死亡原则”面前，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的再现。

以“生命”为基石的生命哲学，虽然强调由无生命物和有生命体构成的世界是生命自身的冲荡和绵延所派生的结果，但它同样没有摆脱古典理性的机械观：古代理性所张扬的是一种机械自然观，生命哲学所张扬的却是一种机械生命观。同时，生命哲学也没有摆脱古典理性的唯心框架，因为柏格森界定“生命是心理的东西”。生命哲学的这一局限，构成了过程哲学的超越起点：过程哲学的追问就从这里开始，过程哲学张扬生命的过程性，认为生命的过程性首先在于世界的过程性，整个自然世界(包括人)是一个流变莫测的过程。“过程”构成了事物(世界)的现实性。然而，过程哲学所张扬的过程，并不是自然、世界、事物本身敞开的过程，而是进入人的视野之中的过程。因此，在过程哲学那里，自然的过程也就是经验过程，宇宙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为世界的过程。人在生存中的全部生命冲荡和绵延行为运动中，就是对(并关注性)过程(即对象世界）的“切断”的同时对(关注性的对象世界)过程的“创造”运动。这一“切断”和“创造”行为即是人的充满现实性的“现实机会”。“现实机会”即“存在”。一个现实机会的满足，就是过程的切断，就是从“存在”进入“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现实机会，就是从“变化”进入新的“存在”。因此，世界的过程化必须与实际的形态——即过程化的现实机会发生关系，才能进入实际的事态之中；并且，一旦进入实际的事态之中，它就变成了一种(必须求变化)的可能性。因此，过程(世界、人)即是一种可能性，所有的既定性都消融在“变化”、“存在”的可能性过程之中。这样一来，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作为生命依据的“存在”都不见了，整个世界陷入了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流变之中。这对时时不忘求证自己、确定自己、追问自己的存在依据和归宿的人来讲，是怎样的残酷和何等的恐惧？因为人的前仆后继的努力创造和探索，就是为着把流变莫测、神秘虚幻的自然界固化，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过程哲学却忽视了人的这一最根本的存在冲动激情。也许正因为如此，对过程哲学的本能性关注，构成了躁动展开全新的哲学追问之旅的根本动因。

在过程哲学那里，人的主体性很大程度被消融在变化不已的过程中而难以驻留。现象学哲学则把人的主体性作为哲学追问的中心，由此而来的是，人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构成了备受关注的重心内容。在现象学哲学看来，对象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过程”，而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人的意识的结果或者说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中的一切东西。事物的本质和本原就是蕴含在这一现象之中的“先验的意识”或“先验的自我”，主体的先验自我现实地构成世界的存有和现象化的生活世界。人的必然命运就是对这个现象世界的洞识和把握，其基本方式是人的超验的直觉对呈现在自己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世界)的本原的感悟。

因为现象学哲学只关心主体的意识化的现象，并努力寻求将这意识化的现象如何加以还原的方法、途径，因而它忽视了人的感性存在本身。存在哲学的全部使命就是企图解决这一课题。存在哲学再度张扬了生命哲学和过程哲学的流变思想，但它既不像生命哲学那样只关注于生命的内在运动，也不如过程哲学那样只讲外在世界的运动，而是截取过程中的人的历史化生存的此在性为基点，追问人的存在过程的本质和如何走向过程的普通途径。在存在哲学看来，人的根本问题就是此在(现实)存在，而存在的本质恰恰是虚无。因而，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全在于自由的意识性获得，这种自由既是心灵的也是行为的。行为的自由即是现象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却是本质的自由。然而，自由又必须附丽于选择，自由的意识性获得即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本身就是自由的，选择即是从心灵(本质)的自由达向行为(现象)的自由而最终必归于心灵的自由。因自由而选择，因选择而自由，由此循环敞开，存在就进入了过程：存在敞开的过程，就是以对自由的吁求为起点，以对自由选择的获得为终结。但由于选择本身就是自由，选择同样不能达成终结而面对空虚的自由。这样一来，存在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也就真实地敞开了这一自由和选择的虚无性，以及这一虚无状态中所流动不息的茫茫无际的忧惧、焦虑和死亡激情。因此，忧惧、焦虑和死亡，既是人走向存在的动因，又是人通向存在之路的过程。

存在哲学同样没有清除“人”在过程哲学的被动主体地位，而是给它赋予了更加浓郁的悲剧性色彩。但存在哲学却彻底清除了根深蒂固的先验形而上学情绪(这是它比现象学哲学高明的地方)，努力建构新的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思路展布为：努力构建以个体存在本身作为全部哲学追问的起点，并把个体存在置于“存在的自由”和“选择地存在”的流变过程中来观照、沉思人的存在的既定命运。存在哲学可以说是现代哲学的非理性思潮的终结，也是当代哲学的非理性运动的开端。因为现代哲学的非理性思潮实质上展开为在进行古典理性清算的同时，发动了对现代哲学的认识论道路的目的性反动。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它既要指向对认识论化的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因此而背上沉重的“非理性”十字架，又要抗拒古典理性的腐蚀与侵润。正是后一种情况，构成了现代哲学的非理性思潮的新的本体论追问的曲折性。无可否认，古典本体论的机械自然观从现代哲学的意识性努力始就得到了彻底的清算，而先验唯心观却像一条幽灵始终缠绕着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追问，直到存在哲学，才算真正实现了对先验唯心观的清除。并且，存在哲学强调此在的重要性，强调存在的个体性，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对展布当代哲学追问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因为第一，存在哲学使哲学追问生存化，使哲学的本体论追问生存化；第二，存在哲学张扬了主体的个体化(即个体主体化)，使人的生存问题个体化，主体问题生存化。

正因为如此，存在哲学的视野突显出严重的局限，即看待世界的片面性。这一因片面而形成的局限，反映了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追问历史的又一普遍弱点，也是现代哲学的所有本体论追问尤其是存在哲学的根本困境所在。在存在哲学的困境中，新的哲学追问又该是什么呢？从时空的顺序看，存在哲学思潮之后的唯一哲学运动是哲学阐释学，但哲学阐释学是渊源于20世纪哲学追问的主潮，即科学主义认识论。所以，哲学阐释学是现代哲学的终结，同时又是当代认识论本体化的开端。哲学解释学的这一双重贡献孕育了新的综合。在哲学阐释学那里，哲学追问就是对理解的阐释。因为人是理解的人，理解的命运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历史的必然。理解运动本身是人的合逻辑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哲学阐释学那里，人被赋予了受动的意味，文化和历史制约着生存的现实命运。哲学阐释学所勾勒的这幅图景，并不是哲学阐释学的故弄玄虚，而是面对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和非理性思潮所产生的一种对人类文化传统的深切眷念。古典理性的失落，导致了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无根基性，哲学追问的认识论化和新的本体论倾向，并没有给人类生存寻找到真正满意的依据和根基，现代生活的日益困窘和迷茫又拨旺了理性重建理性重建的欲望。此三者构成了哲学阐释学的认知背景和探索前景。在哲学阐释学的情绪中，理性的重建，不仅仅是某种认识论的获得，它首先是本体论的把握，这一个本体就是人类的文化精神传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即是对自我文化传统的不息理解。

哲学阐释学思想也许并不那样重要，重要的是哲学阐释学所漾溢的那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以综合的眼光来重新看待世界和历史，使哲学阐释学具有了当代意味。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哲学阐释学本来是结构主义思潮和分析哲学思潮的最终结果，但它却在自身的追问中超越了认识论局限而进入了本体论领域。结合“非理性”思潮来看，哲学追问的科学化思潮却以认识论道路始，以走向本体论道路终，这正好说明哲学追问的认识化是哲学的误入歧途，因为哲学追问的根本动因和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存在及其生存敞开提供终极精神凭据，所以哲学追问必须本体化。哲学追问的本体化，不应该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应该是立足于当代境遇而又必须超越当代境遇的理性重建理性重建。现代哲学追问的两条道路的选择和探索，给新的哲学追问留下了可贵的启示：即基石和方法的选择是新本体论重建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