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认的原初条件

西方哲学的源头是以关心自然为中心，并由此生成自然哲学。中国哲学的源头是以关心人事为中心，因而其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政治哲学，构成哲学的最初形态。中西文化体认方式何以会产生如此的不同？要解决这个问题，须先审查如下两个基本问题：

（1）文化体认相对什么而言？

（2）文化体认的原初条件是什么？

先看第一问题，文化是人获得人质化觉醒的产物，因而文化体认是相对人而言的。人是文化体认的主体，也是文化体认的真正动力。文化体认不过是文化创造的活动方式，文化体认亦是对这种文化创造的活动方式的展开，其最终成果仍然是文化。

人之所以要进行文化体认？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从发生论角度讲，文化体认是人的一种被迫，即人作为自然的一种生命形态，他并没有主动追求文化体认的意识与能力，唯有当在自然的进化之轮中，许多偶然因素焦聚在人这种动物身上，使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突然获得人质化觉醒，爆发出最初的文化意识、冲动、激情——即产生出以分离性惊惧和对象性心灵颤抖为核心内容的敬畏冲动，这就是人类最原初的文化体认行动。人类的原初文化体认行动的生成，纯粹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自然进化使之如此。但是，对人这种生物来讲，一旦最初的文化体认行动在他身上发生了，其最原初的文化意识——即敬畏冲动和敬畏观念——就获得了生成，人就成为人质化的人，并初具人质化的心灵镜像。从此，人再不是纯粹的动物，而是一个具有心灵镜像的人，并且其心灵镜像的自发启动，使他必须睁开眼睛存在，用心灵镜像视域化的眼睛来看世界，来打量和审视环境、他者与自己。所以，从生存论角度看，人对文化的体认，这是获得人质化觉醒之后的人的一种生存自觉。唯有如此，他才标识自己是人而区别于他物；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够朝向人的方向生活。

从本源上讲，人的人质化觉醒源于一种被迫，这说明人的人质化觉醒需要人之外的物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自然的进化。自然的进化，是自然自身的整体创化力量的推动，从根本上讲，人的文化体认的原初条件，是自然的整体创化力量。具体地看，人的文化体认的原初条件是什么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应该从“人”本身入手。“人”这个词，既指称类，也指称个体。在类指称意义上，它是指人类这一物种生命。在个体意义上，“人”这个词既指某个血肉丰满的生命实存体，也指具体的血缘群体。作为“类”意义上的人，它存在于地球之上，混迹于生命世界之中；但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却生存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在远古的先民时代，人的类意识尚未形成，即使后来产生了，也较为淡漠；但在这个遥远的荒古时代，人的个体意识却相当明朗，并且其血缘群体意识远远超过了个体意识，因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全部可能性与现实性，都不取决于生命个体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血缘群体的力量。因而，在远古的先民时代，其文化创造主要不是得力于生命个体，而是血缘群体，它是血缘群体的整体存在经历和对其存在经验的集体体验的成果，因而，在原初时代，文化体认始终是血缘群体体认的成果。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是文化体认的最终成果。血缘群体的文化体认，才创造出文化，这一原初事实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基本格局：人类文化只不过是对各民族文化的整体表述，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是由部族演变而来的民族；文化的真正实体，是民族文化。离开了民族文化这些实体形态，就没有人类文化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