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的人生观

庄子对战国时期剧烈的政治斗争，采取批判与回避的态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当时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学问，派人带了大量钱财去请他作相，但被他拒绝了。他对来请他的人说，千金、卿相确实是重利尊位，但这好比祭祀用的牛一样，养了多少年，还给它披上漂亮的衣裳，但目的是为了送入太庙当祭品。到那时虽然想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小猪，也不可能了。你快走吧，不要玷污我！我宁愿像一头小猪，在污泥中自得其乐，绝不为帝王们所束缚。我一辈子也不当官，以达到我自得其乐的志愿。

庄子幻想摆脱一切外物和自身的束缚，追求一种个人精神上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由于外界物质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有待”和“有己”。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飞翔要靠大风和长翅膀，走远路的人要带许多干粮，这都是有所“待”。因为没有大风、长翅膀、干粮等条件，就飞不了、走不成。他还说，传说列子能乘着风飞行半个月之久，这比起一般人要走路来讲，是自由多了，但是列子也还是要受风的束缚，没有风他还是飞不了，所以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没有，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自由地行动，这叫作“无待”。这是讲的要摆脱外界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同样，受自己的肉体以至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也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各种主观条件也要摆脱，以达到“无己”。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尚的人，都是能做到“无己”的。例如，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的“真人”的情况是：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虑，吃东西也不感到特别香甜。这种人对生不感到特别喜欢，对死也不感到特别厌恶。总之，他们是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也就是说一切听任自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叫“无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庄子认为，要达到这种幻想的境界，其办法是“坐忘”。所谓“坐忘”，就是彻底地忘掉一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不仅要忘掉外界物质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官，排除形体、知识，使自己与整个自然混为一体。据庄子说，达到了“坐忘”的人，是形同槁木（干枯了的树木），心如死灰（熄灭了的炭灰），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精神上得到了彻底的自由，也就是完全恢复了人的所谓“天然”本性。

从这种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出发，庄子对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各种制度，竭力加以反对。他认为当时的各种道德制度，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是造成当时社会争斗、混乱的原因之一。因此，他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那些宣扬仁义道德的人是专门祸害人的，而其结果是自作自受，害了自己。庄子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他说：“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大宗师》）仁义就是一种黥刑（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字的刑罚），是非就是一种劓刑（古代将犯人鼻子割去的刑罚）。

就庄子一派来看，他们主要是追求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所以庄子理想的统治者是什么也不问不闻的人。他在《应帝王》中所推崇的统治者，如伏牺氏，就是一个睡时安安稳稳，醒时无思无虑，叫他牛也好，叫他马也好，随人怎么称呼都可以浑浑噩噩的人。他所推崇的统治方法，就是不用心思，顺应自然。

庄子是继老子以后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老子的关于道的理论和道法自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有所推进。庄子的“道”是“先天地生”却又无乎不在的。人们通过心的修养，化去追逐外物，区别物我的“成心”，就可以达到“人与天一”的得道境界。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道通为一”、齐同物我的认识论，“逍遥无待”的自由观，从而深刻、丰富地扩展了道家哲学的内涵和主题。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可否认，庄子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庄子从其道论出发，看到了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批判了独断论，但他却将事物和认识的相对性绝对化，泯除事物的客观差别和人们认识事物的可能性，从而又陷入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同时，庄子主张“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离形去知”“坐忘”，“无以人灭天”，强调人不能胜天，对人的社会性、主观能动性并不能充分重视，所以后来荀子批评他是“弊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