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哲学思想

《综合哲学随笔》全书仅18万字，但新颖、宝贵的思想俯拾皆是，充盈全书。

综合哲学的“综合”概念，是指“世界万物都是由不同组分所组成的综合体；都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世界万物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凡引文均摘自《综合哲学随笔》。）综合哲学观念揭示了世界万物的一种客观状态：即事物的不同组分之间的协调与汇合。

作者指出，综合“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揭示了宇宙中、地球上、人类世界中的普遍现象：即事物都是综合体，有综合才有发展，综合各种合理观念，才有认识的进步。

作者运用综合的观念和方法，对哲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合哲学使传统哲学的内容为之一新。

列举如下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来说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人类出现之前，宇宙早已存在约200亿年，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物质）是本原，是第一性。但那时没有人类，没有意识，自然也就不存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者认为，可以把我们的世界分为自然世界与人为世界。自然世界由多种自然物质（包括能量）组成，大至宇宙星球，小至分子原子。自然世界也就是自然物质世界。

人为世界，是人所创造的世界。它包括：（1）人为物质世界，人类利用自然界的物质所创造的各种物质，涉及衣、食、住、行、战、通信、娱乐等。（2）人为社会世界，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国家等。（3）人为文化世界，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宗教、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

作者在阐述自然世界和人为世界的理论后指出，自然的本原是物质（及其本质）与运动的综合。这一概括比以往所说的“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更科学全面，更能反映自然科学几百年来艰苦而卓越的成就。

在人为世界，“对于人为物质来说，物质与理念两者，很难说‘谁先谁后’的问题。只能说：物质与理念是共同起作用的；或者说，物质与精神是综合地起作用的。但是应当说，对人为物质世界来说，人的精神作用，即人的智慧、人的创造发明，包括人类的各种科学研究，是起主导作用的”。至于人为社会世界和人为文化世界，“精神因素起了主导的作用，物质因素是次要的”。

总的来说，在人为世界，人的精神起着能动的、主导的作用，是人类的实践创造了人为世界。

——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它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法则的内容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前者称为矛盾的同一性，后者称为矛盾的斗争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列宁和毛泽东都强调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性。后来，毛泽东干脆将矛盾法则定名为“一分为二”，并批判“合二为一”的命题。

作者认为，宇宙和人世间，确实存在许多“一分为二”的事物和概念。如阴与阳、虚与实、刚与柔、君与民、夫与妻、真与假、善与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遗传与变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但事物不只是“一分为二”，还有“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与“一分为多”。量子力学发现，原子外围电子的运动取决于三个量子数，即主量子数（n）、角量子数（1）、磁量子数（m），而不是两种。新生物学认为地球上全部生物应分为五个界，即植物界、动物界、原生物界、细菌界、真菌界，而不是只有动物与植物界。社会由多个阶级或阶层组成，而不是只有两个。如此等等。

针对对立面的统一是暂时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观点，作者认为，有的事物内部各方的互相协调、互相渗透、互相合作是基本状况，不能认为斗争是绝对的。在元素的原子（氢原子除外）里的原子核中，有质子和中子两种粒子。质子带正电，中子是中性，不带电。因此，中子与质子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协调、互相配合的关系，形成原子的自旋，并形成不同的同位素。生命基本的遗传物质是DNA，DNA有两个链；细胞分裂时，两个链会拆开，并迅速复制自己。分裂后细胞中会形成一对完全相同的DNA序列，它们进入受精卵的细胞中，使子女的DNA带有双亲的全部遗传信息，发育成带双亲性状的后代。这就是生物遗传的规律。可见DNA的两个链结构完全对应，功能完全相同，不存在相互对立和互相排斥的状况。许多家庭虽然会有矛盾，但夫妻间的和睦、互爱、谅解是主要的，不存在斗争是绝对的情况。在一个国家中，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会有矛盾，也会有阶级矛盾特别激烈的时期。这时候，阶级斗争或革命便难以避免。但这种状况毕竟是短暂的，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各阶级阶层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合作，其矛盾可以通过调节求得解决。如果根据“斗争绝对论”的观念，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不断革命”，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此论点从未有人表示过怀疑。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与有的事物是相符的，如鸡蛋可以孵出小鸡，石头则不能孵出小鸡；但对有的事物却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宇宙间天体运转，或地球上物体下落，完全受万有引力的影响。前者是天体与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是物体与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分出外因与内因。原子的活动由原子核与外围电子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也无法分出外因与内因。有的事物变化，外因是主导因子。牛顿的运动定律告诉我们，物体如果没有外力，其运动速度不变；运动速度的改变（加速），必须有外力的推动，因此，外力（外因）是运动速度变化的主因。有的事物的变化发展，有外因，也有内因，但在其运行中，完全是外因与内因共同的作用，不能分出哪个是根据，哪个是条件。生物的进化就是如此。生物进化的原理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生物自身的变化（内因）与环境变化（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言之，变异与选择两者是共同起作用的。

——事物的量变与质变法则认为，事物的运动表现为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变动的状态。当事物内部的对立面处于均势、相对状态时，就是事物发展的量变阶段；当对立面处于斗争状态时，就是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这一法则，从黑格尔以来，无论唯物辩证论者或唯心辩证论者，都是承认的。那么，是否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呈现量变与质变两个阶段呢？作者认为，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确实存在量变与质变两个阶段、两种状态的变化。如水从气体到液体到固体的转变。第二，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情况。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是渐进的，不存在激烈变化的质变阶段。生物进化表明，不论自身的变异和自然选择都是渐进的，需要无数代的极其缓慢的积累。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也只能是渐进的，大跃进、非常规式的发展只能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进步的延缓。第三，有的事物的变化有渐进与急进两种状态、两个阶段。但急进是相比较渐进而言的。生物的进化在寒武纪（5.44亿—5.05亿年之前）出现了物种大爆发，有人因此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质疑。事实上，寒武纪延续时间约3900万年，是一个漫长的时段，只是对于生物进化35亿年的历史长河来说，成了一个显著变化的时期，总的来说，生物是渐进式地进化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如19世纪电力与20世纪电子计算的运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的这些重大成果应当是科学与文化进步的产物，上层建筑中的某些重要因素推动了近代以来社会的巨大进步。问题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之后又成了经济基础的重要因素，推动了社会的重大进步。作者认为：“不能说，一定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可能决定经济基础。事实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者是相互起作用的。”作者还认为：“从世界与中国许多历史事实来看，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包括进步作用、延缓作用与倒退作用——笔者注），往往与经济因素并没有一定的联系。”

关于历史发展的多因素综合作用，作者有以下精辟的论述：

“历史发展的机制是科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科技与经济的进步是基础性决定作用；政治变革或斗争是直接性的决定作用；而思想、文化的变革，往往起着先导性的决定作用。从历史的长期来说，科技、经济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从历史的短期来说，政治因素的作用更重要；从历史的变化来说，思想、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先导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也是互相决定、互相作用的。”

“总之，人类历史发展是有大致的规律性的。古今中外各种历史事实大体都可以用上述规律来解释。”

这是高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创新，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新贡献。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作者指出，阶级斗争“不能说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或主要动力。科技、经济、思想、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它们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绝不比阶级斗争小”。即使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阶级斗争，“但也不能不看到：历史进程中并不是只有阶级斗争。当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空前提高，政治制度的不断改善等，都是对于17—19世纪欧洲历史的巨大推动”。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在科技、经济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有非常大的进展，“这些进展，不能说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作者的结论是：“将历史全部归之于阶级斗争是不合理的。”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者则认为：“农民运动在中国朝代的更替中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朝代更替的情况相当复杂。”多数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如秦、汉、唐、宋的创建人都是贵族、军阀、军官或官员；至于元与清的建立，则是民族矛盾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是新统治者可资利用的力量。“因此，王朝的更替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农民斗争的综合结果。”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仅仅依靠农民斗争本身，不能建立成功的帝国。李自成与太平天国的历史都说明这个事实。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李自成远远不及康熙，洪秀全也不及开创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对于农民运动或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需要有所估计，但不能估计过高。”至于中国几千年古代社会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很难与农民运动相联系”。

——关于人类的未来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没有“终极目标”，一直是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作者十分推崇康德的观点：“人类一直是在朝着改善前进的，并且继续向前。”需要补充的是，顾准在思想荒芜年代说过照亮黑暗的警言：“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康德和顾准可称是持进步的历史观的思想家。

黑格尔持历史终极论，认为日耳曼世界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的终极。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进程最终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波普尔认为，历史的复杂性使人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因此，谈不上历史的目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的决定论，即认为历史有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道路和目标。波普尔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的非决定论，认为历史没有最终目标。

作者认为，根据自古至今，特别是当代的世界历史来看，“历史发展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综合观点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即：人类历史有一个不断改善的发展方向，但很难说一定要经历一个预定的道路。人类历史向不断改善的方向是决定的，而具体的发展途径则是非决定的”。作者还认为：“从人类的本质特征出发，可以认为：人类必然会向更完善的真、善、美、爱的综合目标前进。”

——对于世界多元文化及其价值趋向应取何种态度？作者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又是不断地趋向融合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不同文化不应该互相排斥，“应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全球性的和谐多彩的人类文化”。作者还指出，在多元文化中，“存在着进步（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区别”。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以自由、科学、民主、法治为内涵的文化，“无疑是人类文化中的主流性的进步方向”；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缺乏这种文化（元素）的”，因此很需要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对于中西文化关系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作者主张“中西综合”，即“在体用两个方面，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综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充分吸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在阐述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应当也需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各种有益的经验”，建设“一个民主的、法治的、人民享有充分自由的、共同富裕的、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述若干摘引，已足以说明，此著不是在某个问题、某个方面刷新了传统哲学，而是全方位地推陈出新，这在60多年来的中国哲学界尚属首次。96岁高龄的李锐先生对其高度评价：“形成了‘综合’为核心的新的理论体系”，读后“大开眼界”，“使我十分钦佩”。李锐先生还将此书赠予中共中央六位领导。笔者需要补充的是，综合哲学是对20世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发展经验的新的全面的哲学概括，必将推动我国哲学的重大更新。

爱的哲学

2011年，高亮之先生又出版《爱的哲学》，全书33万字。阐述爱的著作，外国早有问世（多阐述性爱），中国则没有。

然而爱是人的本性。婴儿不能没有母爱，青年人不能没有情爱，夫妻间不能没有恩爱，朋友、同事间不能没有友爱，对父母、长辈不能没有孝爱，对弱势者不能没有关爱，对祖国、对人类不能没有博爱。我们要唤醒爱，理解爱，弘扬爱，奉献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就是作者撰写《爱的哲学》的初衷。

《爱的哲学》即“爱学”，在中国可称是奠基之作。它带你跨入爱的乐园。那么，它作为“爱学”的专著在学术上做了哪些铺垫呢？

1.确立了爱的地位，提出爱是与真、善、美相并立的人类崇高目标。

虽然每个人的一生都沐浴于爱的怀抱，并会追求爱，享受爱，但在国内的学术殿堂里尚不见“爱”的席位。作者认为，应该把爱确立为与真、善、美相并立的人类崇高目标。作者指出，爱与真、善、美，都是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爱，也是追求真、善、美的强大动力。人类探索自然与世界的客观规律（求真），是因为对真理的热爱；人类遵循道德准则（善），是因为对亲朋好友和大众的热爱；人类创造美好的文学艺术作品（美），是因为对美的热爱。

作者还指出，爱与真、善、美相比，有它的独特性。真、善、美三者，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同时也与主观意识相结合。“真”是人的认识与客观事物规律的符合；“善”在客观上要符合社会利益，在主观上要使人满意；“美”在客观上有匀称、鲜明、活泼等特性，主观上要使人愉快。“符合真、善、美的事物，主要存在于客观世界，它们本身，并不是人的一种感情。”“而爱并不来自于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或者说，来自人的感情。”总之，爱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如同空气和阳光，须臾不可分离。

2.揭示了爱的概念的含义

作者选辑了古今中外哲学家有关爱的名句，仍不见一个确切的定义。经研究，作者概括出爱的含义。（1）爱是人的本性与本质。（2）爱是人发自内心的感情。（3）爱是具有理性的情感，是人类的高级心灵活动。理智的爱对夫妻之间、男女之间、母子之间维持长久、健康的爱十分重要。（4）爱与所爱的对象的关系是：喜爱、关切、爱护、奉献、融合。（5）爱是一种生命力，是具有创造性的生命力。人的生命力有多种表现，如运动、思考、内脏器官的生理机能、对欲望的追求等，但只有爱这种创造性的生命力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新的事物，可以说，人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由爱创造的。科学家的发现、艺术家的创作、理论家的创新以及每个人的成长等，无不有爱倾注其中。

3.列举和概括了爱的类别

对研究对象的内容分类是建立一门科学的奠基工作。作者列举了十六种爱：自我之爱，男女情爱，夫妻之爱，对子女之爱，对父母之爱，手足之爱，师生之爱，朋友之爱，事业之爱，祖国之爱，大众之爱，科学之爱，文艺之爱，自由之爱，自然之爱，人类之爱。

对十六种爱，作者又综合为六类：（1）自我之爱；（2）家庭范围之爱；（3）小社会范围之爱；（4）大社会范围之爱；（5）自然之爱；（6）文化之爱。

笔者认为：家庭范围之爱实质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之爱；小社会范围之爱（朋友、师生、同事、乡亲等）是以交往为纽带的友情之爱；超越亲情与友情之爱为大爱、博爱（爱祖国、爱大众、爱人类、爱自然等）。此外，人之自爱与男女、夫妻之爱又是与以上几类爱相区别的有特殊价值的爱。所以，人之爱也可分为四类。

男女与夫妻之爱在人的一生中其价值不亚于人的生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此名句的形容很恰当。男女之爱是最原始、最珍贵的爱。与其他的爱相比，情爱有以下一些特点：（1）情爱含有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爱，它能给人以最大的愉悦；（2）爱情是人间最浓烈的爱，往往达到生死与共的程度；（3）爱情是不能强制的，婚姻自由是神圣的；（4）爱情有幸福，也有痛苦；（5）爱情能导致婚姻，但不一定导致婚姻。

对于夫妻之爱的价值与特点，作者有以下概括：（1）夫妻关系是人的一生中维持时间最长、相处最密切的关系；（2）夫妻共同享受生活中一切成功和快乐，也承担生活中一切艰辛和痛苦；（3）共同的子女是夫妻的纽带；（4）老年夫妻之爱是老年幸福最大的保证。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在所难免，要靠双方互相尊重、宽容和谅解。

博爱。作者所论述的对大众之爱、祖国之爱、科学之爱、人类之爱、自然之爱等，都属于博爱的范畴。这些爱共同的特点是超越亲情和友情的狭小范围，所爱的范围博大恢宏，爱的恩惠远远超越家庭、家属和亲朋好友的圈子，而是造福于社会与全人类，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诗篇。所以，博爱是人类崇高的爱，永恒的爱。所谓永恒的爱，是指所爱的对象是永恒的。亲情和友情之爱，就所爱的具体对象而言其存在是有限的，随着爱者和被爱者双方的消逝，这个爱也就不再存在了；尽管亲情与友情之爱这种现象生生不息，与人类共存。永恒的爱，还指这种爱所凝成的结果将使人类受益无穷，世代不绝。思想家为人们指点迷津，科学家为人类揭示奥秘，政治家为国家创立宪政民主，文学艺术家为民众创造精美的作品，如此等等。这并不是说，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精英才能施展博爱。其实，每个人只要有博爱之心，都可以为博爱的方方面面添砖加瓦，尽一份绵薄之力。可以想象，当博爱成为一种风尚，必定能营造出天堂般的美好人间。所以，孙中山说：“博爱，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4.宗教之爱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对全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至2009年3月，世界人口已近67.7亿，宗教信仰者竟达54亿之多，约占全球人口的80%。17世纪以来，科学进步日新月异，而信教者并不因此有所减少。爱因斯坦认为：“宗教情感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

世界各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起源的原因是相同的：众生遭受着各种苦难（战乱、饥荒、自然灾害、外族入侵、奴役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就期盼救世主的出现，从苦难中获得解救。这时先知先觉者（如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提出了神示性、预言性的经典（如《圣经》、《古兰经》以及各种佛经等），就产生了宗教。可见，创立宗教的推动力是关爱受苦大众，热爱人类，其使命就是拯救人类。

所以，宗教共同的根基是爱。

基督教提倡“神爱”，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耶稣所做的牺牲（被钉上十字架），体现着上帝对人类的爱。基督还提倡“爱上帝”，提倡“爱他人”，即“爱人如己”。基督教宣扬关爱他人，特别是关爱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很有积极意义。西方国家兴起的慈善事业，很多是由教会或信徒所推动的。

伊斯兰教反复强调“信主行善”。“信主”，就是要信任真主，热爱真主；“行善”，就是要热爱他人、热爱大众。它还积极提倡“仁爱”，告诫信徒：对父母要孝敬，对近亲要友善，对邻居要和睦，对贫困者要富有同情，给予救济，即使对于奴仆，也要宽厚。

佛教提倡“自觉、觉他”、“普度众生”。自觉，是对自己的爱。觉他，是对他人的爱。普度众生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对大众的热爱与解救。佛教的道德戒规也都体现爱。如“十善”，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如“四无量”：慈，无量地对大众给予慈爱；悲，无量地消除大众的悲痛；喜，无量地为大众的功德而欢喜；舍，无量地舍去自身利益，为大众谋利益。佛教的“不杀生”，是将人类之爱扩大到自然界，扩大到其他生命，这是佛教对人类之爱的独特贡献。

总之，宗教有着丰富的博爱思想，对于提高社会的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5.爱的价值论与东西方文化中的爱

爱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孔子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他所创立的儒学其核心思想便是“仁者爱人”。柏拉图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认为“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东西方文化尽管有很大差别，但在对爱的价值认知上却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都将爱视为最高价值。这只能说明，仁爱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因此，一切蔑视、’残人类之爱的行为，如战争、侵略、屠杀、专制奴役、残酷斗争，都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的行为。

爱有三个层次。一是自爱。西方自近代以来，随着“人”的发现、自由民主的发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权利与幸福，即重视自爱、维护自爱。中国自古以来对自爱有所轻视，误认自爱、自利为自私，甚至号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专制主义文化是贬斥自爱的。二是互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应该是平等、双向互动的，不能只索取爱，而不愿奉献爱。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是十分正确的。三是博爱。博爱是人类高尚的理想与崇高的情操。人类之爱，应该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贫富，不分信仰。还有，男女之性爱，为任何人所热衷。但东方国家多视其为秘事，一直处于封闭状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多将之打入冷宫，使之难登大雅之堂。西方国家相对比较开放，能坦然对待。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

笔者在读了《爱的哲学》书稿后，写了简短的读书心得（后来作者将之推为“序”），现转录于下。

爱，作为人类生活中普遍和永恒的现象，是各类文艺作品中不衰的主题。但从哲学层面（即从情感提升到理性）作出系统的概括和阐述，《爱的哲学》一书是一个创举。两千余年来，各种流派的哲学家，讨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讨论真、善、美，却很少专门讨论“爱”。爱，这个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话题，在哲学殿堂里至今没有应有的席位。《爱的哲学》开一代新风，填补一个空白，弥补了传统哲学的缺陷。该书概述爱的含义，细说爱的类别，从西方与中国思想家以及宗教教义浩瀚的思想资料中提炼出爱的思想精粹，汇集于读者面前，这对爱曾经遭到严重创伤的民族，如甘露滋润心田。该书还论证爱的科学依据、爱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爱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全书文字简明、流.、朴实、通俗，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完整、雅俗共赏的关于“爱”的开山之作。作者撰写此书时年已八十有余，不为功利，引航跨入哲学新领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令人钦佩。

关于本书的意义，还要提及的是，20世纪，人类在苦难中经历了战争、革命和残酷的斗争。这是爱受到蹂躏和践踏的世纪。人类在新世纪要开创美好的前景，必须吸取20世纪血的教训，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弘扬爱的崇高主题，使人类生活在爱的大家庭里。

善哲学与共同价值

《善哲学与共同价值》开辟了哲学的新领域。虽然中外哲学家特别是各类宗教都论述过善这个主题，但将善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主题，全面地加以论述，高先生还是第一人。

共同价值（世界共同接受的价值观）是作者在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促使作者撰写此书的一个原因，是直到今天，国内的思想舆论界仍有人对共同价值持质疑、排斥，甚至反对的态度（尽管国家的宪法、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确认与弘扬民主、自由、法治等共同价值的）。这确实是一个严肃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即到底要不要奉行共同价值，应当联系百年的中国史乃至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中所积淀的基本历史教训来深加思考，才能明辨是非。

（一）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

西方社会自17至19世纪的三百年中，经历了三大变革。第一是工业革命。经过这次革命，西方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第二是科学革命。由于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西方由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社会转变为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第三是思想政治革命。经过这次革命，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成为西方普遍认同的价值，以此为基础，民主共和制度脱颖问世。由此开始，人类迈向一个崭新的民主时代。

这三大变革中最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革命。因为没有这次革命，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人不可能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的生存，必须依赖自然。大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类再强大，也必须依赖自然才能生存、繁衍与发展。人的生存，还必须依赖社会。人类早期生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之中，之后出现了以地域为疆界的国家，人们便都在这种国家制度下生活。直到今天，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国家制度之外独立生存。这就是亚氏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动物”。问题是，人作为政治动物在国家制度面前，是被动、消极的客体，还是能动、积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的主宰物，还是可以驾驭国家制度，通过国家制度实现自己的意愿、谋取自身的幸福？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便进入君主（王权）制时代。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其持续时间大约有五千年之久。在君主制时代，自由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称为帝王、国王的国君。其他人都可称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在国君面前都是奴隶，自由度都等于零。可是这样的制度，恰恰是世界各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赖以生存的制度，人们还不可能发明一种新的制度加以取代。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永远做国家的顺民。也有这样的时候——当民众被暴虐无道的君主逼得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顺民成了暴民。但暴民的反抗只能是王朝换主、专制再生，只能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不能解脱原先的生存方式。他们从一个笼子里出来，又被关进另一个笼子。他们依旧是奴隶。

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三大变革，使人类获得了双重的解放。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诸多使人眼花缭乱的奇迹，人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的里程碑式的解放。而政治变革后民主制度的创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依赖，它使人成为“人”，即由被奴役者成为自由人，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飞跃。

政治变革对人类的解放，一是人的权利的法制保障，二是人在国家政治制度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前者表现为人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如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后者表现为主权在民、废君主、立民主。人的解放的这两项内容被编纂进现代宪法之中。现代国家的国家元首上任履职时都要向国民宣誓效忠宪法。

人的解放，使欧美诸国由此而迅速崛起，其文明之光跨越国界，辐射到古老的东方国家。1840年后，中华帝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瓜分对象；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等理念也传入中国，唤醒在帝国城堡中沉睡的民族。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民族开始了西方化的艰难跋涉。

要不要使全世界承认的共同价值在中国生根，这是争论了百年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百年前因教训不多不深，从而悬而未决，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问题丛生，矛盾突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左顾右盼，因循守旧，不下决心改弦易辙，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新路？！

上述阐述，望有助于理解作者提出的共同价值“有利于推动中国的不断进步”，使中国早日建成“富强、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的结论，也望有助于领会作者为了捍卫共同价值，老骥伏枥，不遗余力地撰述此著的拳拳爱国之心。

（二）善哲学的几个问题

读了《善哲学与普世价值》，经过思考，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甚为重要。

1.“善”的思想史轨迹

本书第一篇与第二篇概述西方与中国善哲学的进展，对西方与中国思想家有关善的言论的思想资料作了概括介绍，可称是善的思想史。从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轨迹：古代哲学家，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对善都有较多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对善甚至给了一个定义性的说法：“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行的实现活动。”到了中世纪和近代，哲学家们对善就谈得不多了。到了当代，哲学家对善似乎很少有兴趣了，虽然他们所论述的问题与善有关。这样，善的问题就留给了宗教界。信善、行善一直是宗教界的热门话题。

2.“善”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什么是“善”？作者综合古今思想资料，概括出“德性论”、“快乐论”以及两者的综合三种观点。德性论就是上述所引的亚氏的观点。快乐论的代表人物是近代霍布斯与洛克（可能还有边沁等功利主义者）。洛克说，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的东西；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的东西。而自由是德行和快乐的综合，也是人的最大幸福。

关于“善”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可探讨。笔者认为，善是一种有利于自我与他人的思想行为。其外延包括自我的善与对他人的善。自我的善：维护自我权利与实现自我幸福，以及对非理性非道德行为的自我约束。对他人的善：关爱、帮助与奉献他人的思想与行为，包括善心、善行与善政。善政（或曰仁政）是对政府和执政党而言。提倡善，既要实现自我的善，又要奉行对他人、对社会的善，两者不可偏废。

对他人、对社会的善，有小善与大善之分。社会上总有一些困难者、不幸者。如果你能在精神上、物质上或体力上给予一些关爱与帮助，就是行善。这是小善。因为受善者仅仅是某个个体，至多是一个不大的群体。那么，什么是大善？是善政。它包括对落后或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或革命，创建一种新的制度，使这个制度下生活的民众在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上都获得很大的改善。它还包括执政者制定并推行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政策和法律。若反之，那就是恶政了。那些为劳苦民众献身的历史人物，是行大善者。如果一个社会有行善之风，政府又能行善政，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和谐美好的社会了。

3.人性是善还是恶？

这是中外思想史上争论的老问题了。一派认为，人性是善的（如孟子）；一派认为，人性是恶的（如荀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的天性有善、恶的差别，后天的教养使这种差别更明显了（如战国时期的世硕）。孔子的意见是“性相近，习相远”，人的天性相似，但因为后天教育等因素，人的习性差别可以很大。

那么，人满足个人欲望、追求个人利益，是善还是恶呢？中国社会自古到今，不重视个人权利，因此将之归结为恶。荀子说过：“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他因此认为：“人之恶性，其善者伪也。”争利既然是恶，后来的哲学家干脆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

专制主义（包括极权主义）都是蔑视个人权利的。否定专制主义就要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霍布斯说：“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这是划时代的思想。后来洛克又说：“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以个人权利、个人幸福为基础，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得以提出，从而结束了中世纪的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

柏拉图提出著名的灵魂三分说。人的灵魂由理智、情感（或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这是柏拉图对人性的看法。但他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他只说“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可是，情感、欲望是善还是恶呢？他说，人的情感和欲望都应受理智的领导，从而方能成为一个勇敢而节制的人。可见他是承认人的情感、欲望的正当性的，但必须有节制。言下之意，人的情感和欲望如不加节制就会转化为恶。清代早期的哲学家戴震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此言虽比柏拉图晚了许多，但对中国来说，很是宝贵。

由此看来，人性善恶兼具。人有善的一面（善之多少因人而异），但如果情感、欲望不受理性指导，不受法律制度的约束，恶的一面就会冲破善的底线，做坏事，做恶事，施恶政。

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即不承认有共同的人性。毛泽东明确地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阶级观点看待人性的善与恶，那就是，剥削阶级认为是善的东西，对被剥削阶级来说，恰恰是恶；两者不可能有共同的善恶观。以此推论，也不可能有共同的价值观。

人性问题是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无论是文学艺术创作，还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研究的对象都是人。

如果只用阶级观点看待人性，那么就会极大地限制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极大地限制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还会导致脱离实际、背离真理。

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论，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就是从人的共性出发的。

再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这部200多年来为世界经济繁荣开辟道路的伟大著作，就是立足于人性论的。书中提到，每一个资本经营者，“他所考虑的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是分工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逻辑：从利己出发，最终达到利他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斯密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这一点，无论什么社会、什么人，概莫能外。但是，承认自利性，就要实现自由经济（包括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私人所有、经营和交换的自由）。

4.共同价值：缔造“善”的国家

善哲学包括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善的政治哲学就是共同价值体系。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终点，必然到达至善。”所谓“终点”，就是政治上的终极目标。

亚氏所说的城邦，相当于后来的“国家”这一概念。那么，国家怎样达到至善的理想目标呢？亚氏没有说。

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即“善”的国家，孜孜以求，前赴后继。他们的梦想结果都破灭了。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只能生活在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下，踡曲于专制主义的思想囚笼之中。

只有到了近代，西欧与北美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了一种崭新的国家制度，即民主共和国，人类才开始接近这一目标。

所谓思想启蒙，就是突破专制主义的思想桎梏，创立一套全新的思想理念——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它穿越专制主义重重屏障，如同阵阵春雷，唤醒沉睡的民众，如同一轮旭日，使人类看到了希望。

在自由民主主义理性之光指引下，通过不同方式的民主运动，民主共和制度以不同形式开始在英、美、法等国横空出世，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是人类史上最壮观的政治变迁。

新生事物不可能一降生就是完善的。我们不能因为不完善就否定它。再说，你否定它之后所建立的另类制度是否比它更合理更进步呢？

民主共和制度经过三个多世纪风雨的磨炼，已形成一套可以称为共同性的价值理念，铸就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如今，它已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安家落户。

民主共和制度之外，人类是否还能创造出更好的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没有了。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福山之说是否正确，有待后人的实践检验。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就是亚里士多德“至善”的国家理想。

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本质，能否做一个简明的概括？

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即是。

能否再作一个最朴素的诠释？

小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讲演。”

很明白，把人民关进笼子里就是专制制度了。

世界各国建立的民主制度，其具体样式各有差别，但“民有、民治、民享”的精髄是共同的，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规则是共同的。

为此：

国家首脑（总统、首相），应由选民们定期、自由、公开选举产生，既不钦定，也不内定；

国家的各级各种权力应在制约、监督中运行，有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权力的互相制约与监督，也有来自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外部制约与监督。为官者的欲望之恶从而难以滋长、膨胀；

言论、新闻舆论是自由开放的，公民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达政见、批评政府，舆论不是“一律”的，更没有“因言入罪”；

各级各类官员应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公民要守法，政府更要守法，没有可以超越法律的特殊公民；

公民的自由权、人身权、财产权、信仰权、追求幸福之权，神圣不可侵犯。

民主制度这套制度体系是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博爱的世界共同价值之光孕育下的文明成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去享受这个文明之硕果。

“现代化”是当下最时髦的口号，也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梦想。

但是，什么是现代化呢？

中国的GDP总量2011年已位居世界第二。各城市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电子通信普及，豪华酒店、豪华别墅、豪华轿车比比皆是……中国现代化了吗？现代化了，但不完全是。

退一步讲，就算中国在经济上已经现代化了，它的双腿已跨进了现代化的门槛；但是它的整个身躯、特别是它的头颅是否已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还没有在中国真正落实，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还没有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

泱泱大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法治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百年梦想，犹待何时！

高亮之先生在《综合哲学随笔》的“前言”中说：“我本人并不是哲学家，也不希望成为哲学家。”“最多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爱好者。”读了高先生的几部哲学著作，我认为，他已经是一位哲学家了，是一位独具一格的哲学家。不知读者有何评价？

应克复

2012年12月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