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从以上所引《论语》的这几句孔子的名言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的理念。
孔子需要培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大政治家,也就是要培养内圣外王之类的大政治家,或者说培养德艺双馨的杰出人才。孔子心目中的杰出的政治家的素质至少包含道、德、仁、艺、诗、礼、乐等七个方面。要培养具备道、德、仁、艺、诗、礼、乐七方面高素质人才,则必须通过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兴诗、立礼、成乐七条途径和利器善事的方法理念。
志于道
培养志于道的志士仁人,是孔子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要真正理解孔子所说的“志于道”的主语是谁。也就是说是谁志于道。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孔子说“志于道”等语的主语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吾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孔子自道以教弟子及时人。那就是孔子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以给学生及后人树立榜样。这类例子在《论语》中并不少见。如: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所谓夫子自道也,就是指夫子自我总结和概括。又如: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又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卅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如果说这一章是孔子对自己一生从纵向进行总结的话,那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二章则是孔子从横向对自己的一生进行简明扼要的概括和总结。
二、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类例子如: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不仅仅是指知识分子,同时士又指男子能任事者之称。《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皇侃《义疏》:“士,通谓丈夫也。”《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说文解字》:“士,事也。”
商、西周、春秋时最低级贵族阶层的成员称士。《尚书•多士》:“用告商王士。”《酒诰》:“厥诰瑟庶邦庶士。”春秋时,士每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国语•周语上》:“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国语•晋语四》:“大夫食邑,士食田。”有的士也参加农业生产。《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能耕矣。”春秋末年后,逐渐成为领导阶层中知识分子的通称。《论语》中的士既有对能任事的男子的称呼,又含有对下阶层贵族和领导阶层知识分子的称呼。
三、勉励自己的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但时刻鞭策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时鼓励领导阶层的成员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且经常勉励自己的学生朝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些方面不懈努力。希望他们成为士、君子。
以上是我们在解读“志于道”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即谁来志于道。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即志于什么样的道。孔子的道,内涵十分 丰富。
道在中华文化中地位十分重要。《易传》将道区别为天道、地道、人道。孔子的道,侧重于人道。孔子的人道,主要包含仁爱之道、忠恕之道、安贫乐道之道、以德为政之道,归纳起来,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提法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其文云: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操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蓄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不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人们达到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五者之境界。所以他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孔子之内圣外王之道可以说既不同于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又与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具有相通之处。限于篇幅,我就不在此讨论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异同了。
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旨在培养德艺双馨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用《大学》的话来表述就是能够明明德于内、能够亲民于外的止于至善的大政治家。即能贯彻落实大学之道者也。
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在《礼记•礼运》中被表述为天下为公的大道。《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疫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氏注:同犹和也、平也。大同之道,大和平、大和谐之道也。因此,我们不妨说,孔子、孔子教导士君子及其学生“志于道”乃是立志追求大同之道。大同之道包含有追求和平、追求和谐的因素在内。所以说孔子的志于道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活水源头之一。
据于德
志存高远,立志于内圣外王追求大同和谐美好之道,是孔子自己追求卓越,也是孔子教人、教导学生追求卓越,树立远大理想的第一要务。也就是说第一要务是立志。立志于追求圣贤之道,立志于学习内圣外王之道,立志于实践大同仁爱和谐之道,立志于爱好和平之道。
有了志于道的理想之后,接下来就需要有美好的品德,所以孔子说要据于德。何晏解据于德的据字为杖。他说: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据,可以解读为依靠、依据、根据,也可以解读为植根、奠定基础。据于德,意思是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德,美好的道德,美好的品德。《礼记•少仪》:“士依于德,游于艺。”郑玄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德,即三种美德。
《周礼•师氏》:“师氏,掌以美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焘持载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义顺时者也。《说命》曰:‘敬孙务时繁,厥修乃来。’孝德,尊祖爱亲,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广于孝,而行莫尊焉。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学君臣、父子、长幼之道。”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郑玄注:“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义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古人以三德教国子,以六德教万民。孔子不说三德、六德,而只提据于德,也可以视为孔子将贵族教育与大众教育融为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限制,率先施行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
依于仁
有了志于道、据于德这样的做人的基础,进而便要有依于仁的爱心和作为。所以朱熹注云:“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何晏注云:“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之也。”何氏将依字的主体解读为他人,进而将“依于仁”解读为受仁人恩惠之人依倚于仁人。皇侃则解读为:“依者,倚也。仁者施惠之谓也。施惠于事宜急,故当依之而行也。仁劣于德,倚减于据,故随事而配之。”皇氏将据于德与依于仁分割离析,故有“仁劣于德,倚减于据”之误读。不明仁与德不可分割者也,德是仁的抽象,仁是德的体现,离开仁便无从谈德。仁是德的核心。孔子说:“不仁爱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穷困之中,也不可能长久地居于安乐中。有仁德的人安于仁爱;聪明智慧的人利于仁爱。”孔子认为苟志于仁矣,无恶矣。说的就是仁爱是做人美德的核心,假如一个人立定志向实行仁爱美德,他就不会有邪恶行为了。孔子强调的“志于仁”与“依于仁”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依于仁,就是志于仁,不去仁,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仁,颠沛必于仁,时时刻刻安于仁、利于仁,时时刻刻关心人、爱护人、体贴人、帮助人。应该说,这才是依于仁的真诠。这种依于仁的观念是孔子的处世态度。孔子认为,有道德的人要安贫乐道,时时刻刻都要依照仁爱原则办事处世。只有真正具备了仁德仁爱的人才能够在顺境逆境中都遵循仁爱原则。即使在人们都很希望得到的富贵面前,得到了富贵,但绝不以非法手段据为己有;人们都很希望摆脱贫贱,仁爱的人得到了贫贱则绝不以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贫贱。孔子善于从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角度开导学生、诱掖后学,正确对待富贵、贫贱,鼓励人们安贫乐道,激励人们依于仁,但并不反对人们得到富贵,也不反对人们摆脱贫贱,而是要求人们在依于仁的前提下处富贵、去 贫贱。
游于艺
游于艺,是说游历陶冶历练于六艺之中,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办事能力。游,有行走、游览、游历等义,引申为历练、陶冶等义,解读为实践、贯彻施行等义,谓将道德仁义贯彻落实到六艺之中。六艺是西周学校教育的内容。起源于夏朝、商朝。包括礼(礼仪制度、道德规范)、乐(音乐、诗歌、舞蹈)、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读写)、数(算法)。《周礼•地官•保氏》:“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游于六艺以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何晏、皇侃等人不明斯理,而谓六艺不足据故曰游。皇侃云:“礼、乐、书、数、射、御轻于仁,故不足依据,而宜遍游历以知之也。”朱熹的解读较之皇侃义疏则要接近孔子原意些。朱熹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朱子将游字解读为玩物适情,虽然挺风趣但已游离于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之外矣。朱熹等人不明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斯四者乃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因而有六艺不足据故曰游,游者玩物适情之谓等误读。其实孔子自己对游于艺有具体的解读,只是历代注释《论语》的学者没太在意而已。《泰伯》第八章记载孔子之言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者都是六艺的具体表述,兴、立、成三者则可视为游之解读。明于斯,“游于艺”之义可知也。明于斯,则知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不只是对为学的要求,也不只是明人生处世须道艺自辅不得徒然而已也,而是要培养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的内圣外王。志于道是信念,据于德是理想,依于仁是标准,游于艺是途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步骤。仁爱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关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不仁,如诗何?人而不仁,如射何?人而不仁,如御何?人而不仁,如书何?人而不仁,如数何?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呢?《论语》对于这一问题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卫灵公》第十章记载了子贡与孔子师生二人对此问题讨论的对话。“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子贡希望达到仁爱的境界,但他不知道达到仁爱境界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向先生请教。
孔子为了更明确地回答学生的这一问题,先设比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百工想做好他们所要做的事,必须先磨利他们做事的工具。一个人要想达到仁爱的境界,犹如百工欲善其事一样,必须先去向邦中贤大夫、仁爱之士学习,事邦国中大夫之贤者,友邦国中士之仁者,以他们为榜样,久而久之,则仁在其中矣。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里仁为美,择仁为邻。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的内圣外王一类的大政治家,需要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理念。这就是孔子人才培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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