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和“主静”说

第三节　“诚”和“主静”说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太极图说”中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伦理道德观。

周敦颐的哲学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立诚和主静学说上。他继承和发挥了《中庸》的“诚”的思想，在《通书》中具体阐发了“诚”的哲学。他认为，“诚”包括宇宙本体和人的本性两重意义。他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10]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11]寂然不动者，诚也。^[12]

周敦颐这里讲的“诚”，是“太极”本体的代名词，在人性上则是“纯粹至善”的本性。“诚”是从阳气中来的，是绝对至善的，是一切道德的根源。他认为，人和万物一样，都从乾中获得自己的本性，在它们发展“元(开始)、亨(发展)、利(成熟)、贞(结束)”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和环节都由“诚”贯彻于始终，叫作“立诚”。“诚”是周敦颐哲学的主体，他“以诚为本”而建立起其哲学和伦理学思想体系。黄宗羲曾说:

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13]

周敦颐认为，“诚”是圣人的根本，万物的性命里都蕴藏着“诚”。

“诚”又是“纯粹至善”的，“诚”为“五常之体，百行之源”，即为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和一切德行的根源。在周敦颐看来，人们如果能体现“诚”的本性，其行为就会合乎仁、义、礼、智、信的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诚”的表现。他说:

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14]

“诚”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绝对服从，而这种服从是人的本性的自然体现，也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所谓“无为”，就是“无思”、“无欲”。所以说: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15]

“圣人”是“无思而无不通”的;而常人是要“思”的，因为“无思”是通过“思”而达到的，“不思则不能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16]。周敦颐把“无思”视为“静虚”——“诚”之体，是最高和最后的归宿;把“思通”视为“动直”——“诚”之用，是达到“无思”的过程和手段。所以说“无思”是“诚”的重要内容。

周敦颐依据儒家“中庸”、道家“清静”、佛家“寂静”的思想，提出了“主静”、“无欲”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生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学习做圣人。他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17]他以伊尹、颜渊为大贤，“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二过，三月不违仁”。因此，君子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18]。做到了这些就是大贤，超过了这个标准就是圣人，达不到这个要求也不失为名士。“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理想境界，就要进行道德修养。所以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周敦颐对“主静”的解释是:“无欲故静。”^[19]由此看来，做圣人的功夫是内省反观自身，而省察的内容是“无欲”。他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20]

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21]

要成圣，就要养心，而养心，就要无欲。只有无欲，才能诚立、明通，从而入贤、成圣。在周敦颐看来，“无欲”、“诚心”，是人们道德修养的最高要求。人们“无欲”、“诚心”，就可以消除不善的念头，而使天下大治了。因此，他“以诚为本”而建立他的伦理哲学。

周敦颐在“诚”和“主静”的思想基础上，引申了孟子、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论证了封建中央专制集权统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说: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我!术岂多乎哉!^[22]

这是说，万物的生成是阴阳二气的自然作用。“天道行而万物顺”，阴阳之道自然顺行，万物就顺利生成。圣人以仁义教化万民，亦是符合天道的，“圣德修而万民化”，圣人效法天道来教化万民，“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顺应这种变化之道，就是“顺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所谓“天下之众，本在一人”，说的是封建君主统治的合理性。

周敦颐还以阴阳理论说明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他认为，宇宙秩序是依据阴阳学说安排的，人的伦理道德关系亦是如此，所以宇宙秩序具有封建道德属性，封建统治秩序则是自然的、必然的。他说: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23]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伦理关系，都是合乎阴阳之理的，只有各得其理，而后则能和。周敦颐还以阴阳学说，论证了封建国家政治统治、刑法制度也是合理的。他说: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24]

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政治暴力、法治制度，是依据“天道”原则而施行的，是“圣人之法天”以治民的措施，因而是合乎天意的。封建的政治措施，法治制度，实行得好，也会感动上天的。所以周敦颐说: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建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祇格，鸟兽驯。^[25]

封建皇权统治是奉天之意、合乎天道的;统治者按照天意办事，顺从天意治民，天就会降祥瑞以奖励。周敦颐以天人合一论，论证了封建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其实这些思想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的宋代版。

【注释】

[1]《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2]《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3]度正:《周敦颐年谱》。

[4]《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

[5]《周敦颐墓志铭》。

[6]《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7]《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

[8]《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记濂溪传》。

[9]《通书·动静》。

[10]《通书·诚上》。

[11]《通书·诚下》。

[12]《通书·圣》。

[13]《宋元学案》卷十二《濂溪学案下·附录》。

[14]《通书·诚几德》

[15]《通书·思》。

[16]《通书·思》。

[17]《通书·志学》。

[18]《通书·志学》。

[19]《太极图说》自注。

[20]《通书·圣学》。

[21]《杂著·养心亭说》。

[22]《通书·顺化》。

[23]《通书·礼乐》。

[24]《通书·刑》。

[25]《通书·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