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宋代理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思想意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它的发展中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社会时代的思想意识，都与其先前的思想成果有着继承关系。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在认识和回答当代的社会问题时，都要吸取、利用其先行者所创造的思想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并把它们加以改铸发展、精思创造，从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推动社会思想文化进一步发展。我们说，“理学”或“道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是道学家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

宋代理学，从周敦颐开始，经过张载的精思构成、二程的深思发挥并完成理论体系，朱熹则集其大成，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富于思辨、结构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元明以后，则是沿着宋代理学家开创的理学思想足迹前进，而显得创造性不够，因此，我们在本卷论述宋元思想发展史时，以宋代为主，兼及元代。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元代历史短暂，思想家相应较少。按照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而略论元代的思想。元代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思想渊源，亦不作专门论述，而放在宋代同一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下，作为理学的延续，加以论述。

魏晋以来，儒、佛、道三家经过长期的争论和融合，这就为“理学”的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核心，吸取了佛、道两家思想的“有用”部分，经过理学家的加工改铸而形成的“新儒学”。

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基后，儒家思想的仁义、孝悌、忠孝、君臣、父子，不许犯上作乱等政治伦理观念，不断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汉儒们明确提出“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并把孔子神圣化，把儒学神学化，因而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汉、唐以后，以郑玄、孔颖达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不断对儒家经典进行校订、注疏、整理、刊行，使儒家思想广泛传播。到了宋朝，统治者为了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则极力提倡儒家思想，不断提高孔子的地位。宋太祖建隆年间(公元960—963年)，三次到国子监祭祀文宣王，用一品礼，并下令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从此为定例。宋太宗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并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下令恢复孔子后裔被周世宗所剥夺的免赋役的特权。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下令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同年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拜谒孔墓，等等。与此同时，大力宣传儒家思想。宋真宗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国子监祭酒邢昺核定《论语》、《礼记》等书，颁行学宫，在其亲自撰写的《文宣王赞》中，歌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又在其撰写的《崇儒术论》中，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肯定儒家思想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对于国之兴衰有极重要的关系。由于印刷术的兴盛，儒家经典大量刻印刊行，注者增加，读者增多，儒家思想广为传播。邢昺对宋真宗说:儒家经典“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典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31]。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儒家学者，一反汉儒的经注之风，而出现了舍训诂而谈性命，远人事而尚天道的重义理之学的学风，这就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佛教自其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佛教思想日益传播。到了宋朝，佛教影响仍然很大。宋朝统治者对佛教十分重视。宋太祖亲自提倡佛教，他登基后，即诏除破佛的禁令，定他的生日(2月26日)为长春节，在首都开封的相国寺，宴飨群臣;又于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派行勤和尚等到印度求法;五年，文胜和尚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幽索隐》160卷;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诏命张从信赴成都雕印《大藏经》;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刊行的《大藏经》。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大修佛像;七年，在汴京设立译经院，大量翻译佛经;八年，令赞宁编《宋高僧传》30卷。宋真宗在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撰写了《崇释论》，认为佛教与儒学“迹异而道同”，亲自注佛经。宋代许多学者受佛学思想影响很深，就连一些声称反对佛教的理学家，也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周敦颐和僧寿涯交游，并从庐山归宗寺佛印和东林寺常总习佛法。张载是“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32]。二程则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33]。佛教的心性、明心见性、真如本体等思想，都给宋代理学家以深刻影响，并被他们所吸取和发挥。明代思想家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日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精，择焉而不详者多矣。故至今日，禅说益盛，实理益失。”^[34]这话是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道家自老子创立后，经过庄子的发挥，而形成了道家的思想体系。自汉至宋，日益发展。东汉以后，由于张道陵编《灵宝经》、于吉的《太平清领书》、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真诰》以及《列子》、《无能子》等书的问世，使道家思想不断传播。道教作为一种宗教组织而逐渐形成，老子被推为教主。宋朝统治者对道教也是同样提倡。宋初，陈搏栖息于华山，种放隐居于终南山，魏野在陕州，林逋住杭州，他们都得到宋朝统治者的支持和嘉许，并尊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道经在宋太宗时已由徐铉和王禹偶奉命收集，约有七万余卷。宋太宗召见陈搏，赐为“希夷先生”，并在汴京、苏州等地建立道观。宋真宗召见江西上清县龙虚山道士张正随，并封为“虚静先生”。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21年)，任命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七藏，后又编成《云笈七签》一书，对道藏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宋神宗时，道士陈景元研究老庄，注释道教经典。宋代理学家深受道教影响，并吸取道家、道教的思想材料。关于道教思想的传授、传播，朱震曾有说明:

陈搏以《先天图》授种放，放传穆修，修傅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傅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挚于二程、邵雍之间，故雍著《皇极经世书》，(刘)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周)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张)载造《太和》、《参两》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迄今，庶几道离而复合。^[35]

道教的象数易学，静坐养生学，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说等，都为宋代理学家所吸取、引申、发挥，道教对理学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

儒、佛、道三家的长期争论、融合、归一的趋势，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材料。宋代理学家以儒学为宗，采取佛、道之长，经过加工整理、精思创造而形成了“理学”或“道学”。因此，我们说儒、佛、道三家合流是宋代“理学”的思想渊源。宋以后的理学家亦是沿着这条思想路径而发展的。于中可见，宋明理学是一个融儒、佛、道三家思想构筑而成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自我标明是醇儒，而究其实则是杂糅各家思想为一体的庞杂体系。因为历史发展到了宋代，再追求纯粹儒学的企图，已经是不可能的。关于理学的思想渊源、思想构成的问题，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作过说明。叶适说:

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36]

程氏答张载论定性“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当在外时，何者为内?”“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事而无情”;“换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有为为应迹，明觉为自然”;“内外两忘，无事则定，定则明”;“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皆老佛庄列常语也。程张攻斥老佛至源，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37]

全祖望说:

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38]

戴震说: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老释之言以解之。^[39]

就是说，宋代理学家不是醇儒，而是将儒、佛、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