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子學術地位在後世書名中的標定

宋代五子學術地位在後世書名中的標定——以理學讀本《近思録》相關文獻為對象的考察

程水龍

中古之後，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人學術思想在歷史上的影響日漸深遠，其學術地位從後世學者所編撰的理學書書名中可窺一斑，諸如明代的《五子近思録》，清代的《宋五子書》、《五子近思録發明》、《五子近思録輯要》、《五子近思録隨筆》等，均冠以“五子”的稱謂。他們五人被定位為“五子”，既標定了作為“子”應有的地位，又是肯定和褒獎了五者作為一個整體之影響及道統之延續。歷史上的朝鮮、日本學者也仿此取名意藴，為本土理學著述冠名，意味深遠。後學在此就“五子”成為理學文本的書名及其對後世的影響試作探究，求教於方家。

一

“五子”作為一個專名被用作書名，其緣由還得從宋代新儒學的地位、影響説起。南宋時期，“四子”這一稱謂已經出現，而我們所討論的“五子”分别指誰？又是何時被定性為“子”呢？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闡明《六經》，為萬世之表。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顔、曾、思、孟、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脈相傳，該道統思想以及宋代新儒學（或稱“道學”，主要指程朱理學）對後世影響深遠。既然北宋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在傳承傳統儒學思想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麽後世如何稱謂他們以示尊奉呢？

早在南宋，朱熹已對周、二程、張四人做過評判:“《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¹⁾這裏前一“四子”，多認為是朱熹合編的《論》、《孟》、《學》、《庸》，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指稱“《四書》”；後一“四子”，既可理解為《四書》，也可指代周、二程、張四人及其著述，因為《近思録》就是進升周、程、張之學的直接階梯。而且，朱熹確實在四君子姓氏後加“子”以示敬仰，他於淳熙二年（1175）所作《近思録序》中的稱謂就是“周子、程子、張子”⁽²⁾，認為四子的著述“廣大閎博，若無津涯”，故與吕祖謙“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編就《近思録》。或可説自那時起，北宋周、程、張四人姓氏之後便被學界習慣性地冠以“子”這一傳統尊稱，四子學術地位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即已得到學界認可，成為諸“子”行列的一員。至於朱熹被稱為“子”，則是南宋後期的事。

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詔曰:“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藴奥，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宋史》卷四十一）旋改封徽國公。可見，此時的朱熹已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褒獎，理宗隨後於端平二年（1235），“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宋史》卷四十二）

淳祐元年（1241），理宗再詔曰:“朕唯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宋史》卷四十二）因而程朱理學成為“正學”、“聖學”，周、程、張、朱五人的學術地位得到了明確定位。

關於五人被正統社會尊奉謂“子”的記載，從後世文獻資料可獲得比較明晰的線索: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晚年曾建書堂於廬山，堂前有溪，故以家鄉濂溪為名，稱濂溪書堂，人稱濂溪先生。程顥、程頤兄弟嘗奉父命從學於周氏，受其影響很大。據《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上》載:周敦頤“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³⁾。

程顥（1032—1085），字伯淳，人稱明道先生，他與弟程頤建立了二程學派，因他們出生洛陽，故稱為“洛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⁴⁾

程頤（1033—1107），字正叔，人稱伊川先生。十四五歲時與兄顥隨周敦頤學，尋孔、顔樂處。“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廟庭。明稱‘先儒程子’。”⁽⁵⁾

張載（1020—1077），字子厚，因久居陝西眉縣横渠，學者稱横渠先生。因講學關中，張載學派被稱為“關學”。嘉定年間寧宗賜諡“明公”。“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學宫。”⁽⁶⁾

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祖籍婺源，出生南劍尤溪。為二程三傳弟子。全祖望云: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認為朱子之學並非墨守，摒棄一切⁽⁷⁾。“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宫，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⁸⁾

從上述文獻記載可見，五人的學術地位定性在明代嘉靖年間塵埃落定。而事實上，在南宋後期的社會基層，稱此五人為“某子”的現象已經出現，如朱熹弟子、門人多稱其“朱子”。至明清時期，稱其“子”更是習以為常了。

二

周、程、張、朱五人在理學道統的延續發展歷程中地位尊顯，在明代獲得了“五子”這一特有的集合稱謂，而且以“五子”專名用作理學書籍之名也真切出現了。這對後世社會産生了一定影響，以致有清一代以“五子”用作理學文本之名的尊尚行為在學界從未中斷過。

周敦頤得孔孟聖賢不傳之學，其學術奠定了宋代理學的基礎。黄百家云:“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絶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横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⁹⁾作為“道學”的開創者，周敦頤的歷史地位在朱熹時代已被確定。因而“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¹⁰⁾朱熹弟子黄榦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可以説，宋代理學的傳授，主要包括周、程、張、朱四家五人，即濂、洛、關、閩四派。這五位先賢在中國儒學思想史上具有令人敬仰的歷史地位，程朱理學南宋後期大顯於世也是水到渠成之勢。於是，後世以此“五子”命名的理學著述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早在南宋後期就有以“某子”命名的著述，如黄士毅、李性傳、王佖所編《朱子語類》、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輔廣撰《朱子讀書法》等。後世稱五人中某一人謂“子”，並用作書名者漸多，如明代邱濬編《朱子學的》二卷、陳龍正編《程子詳本》二十卷、高攀龍《朱子節要》十四卷等。其中，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吕柟所撰“宋四子鈔釋”:《周子鈔釋》三卷、《張子鈔釋》六卷、《二程子抄釋》十卷、《朱子抄釋》二卷。這些“抄釋”已很具特色，雖説是對五位先賢著述的抄釋，但尚不是將他們作為一個集合名詞用在書名之中。

從現存理學經典讀本《近思録》文獻考察，明末錢士昇編《五子近思録》十四卷，所收語録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人的精要之語，可謂第一次正式將五人合稱謂“五子”用於書名，名其書曰《五子近思録》，有明崇禎五年刊本存世。此書内容是在朱熹、吕祖謙合輯《近思録》、高攀龍編《朱子節要》基礎上編輯而成，具有合二為一的特點，取材於周子《太極通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傳》、程氏《經説》、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横渠先生《正蒙》、横渠先生《文集》、横渠先生《易説》、横渠先生《禮樂説》、横渠先生《論語説》、横渠先生《孟子説》、横渠先生《語録》、《朱子語類》、《朱子文集》等十六種書。在錢士昇看來，五子之言可解決人們日用躬行中的許多問題，“誠近取諸身，反觀深省，目何以視，耳何以聽，口何以言，手足何以持行，天與人何以無間，人與禽獸何以幾希，原始要終何以知生知死，則於五子之言必有憬然而悟，瞿然而悔，奭然而解者矣！”⁽¹¹⁾故錢氏認定此書乃進升理學者之“膏粱”，編輯成書供求學者享用。從後世反映理學思想的文獻命名推勘，此書的編輯對後人産生了較大影響，因為自此以後，以“五子”名其書名者便不乏其人。

清代學者的著述，在書名上更多地顯現對五子的推崇之意，尤以清前期居多，如王明弼撰《周子疏解》四卷、張鏐編《張子淵源録》十卷、朱澤澐撰《朱子聖學考略》十卷、童能靈撰《朱子為學考》三卷、崔紀撰《讀周子劄記》、嚴鴻逵編《朱子文語纂編》十四卷、李文炤編《宋五子書》（包括《太極》、《通書》、《西銘》、《正蒙》、《近思録》、《感興詩》、《訓子詩》）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子”系列的著述。

清初汪佑在前人編輯理學書籍的基礎上又編成一種名曰《五子近思録》的理學讀本。該書十四卷，共計收録五子語録一千一百七十條，内容涉及五子談論道體、為學、致知、存養、克治、齊家、出處、治道、治法、臨政處事、教人之道、警戒改過、辨别異端、總論聖賢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説是對《近思録》的續編。編者汪佑，字啓我，號星溪，徽州休寧人。康熙年間與汪知默、汪德元、江恆、胡淵等講學紫陽、還古書院。以尊朱崇正為己任，學者翕然從之。篤好《小學》、《近思録》。

錢士昇、汪佑所編同名謂《五子近思録》之書，内容存在差異:錢氏是把《近思録》與《朱子節要》合二為一，在《近思録》原有語録基礎上再選輯《朱子語類》、《朱子文集》中的朱子語增入；而汪佑主要是訂補朱子之書，將“朱子精微之言吻合於四先生者，增入各卷篇末”，在《近思録》原語録的基礎上“取《學的》與《節要》合訂”，並輯録十九種⁽¹²⁾朱熹著述中的精微之語。

汪佑認為:有了薈萃四子語録的《近思録》，再“取《節要》合編之，犁然五子，如五行之不可闕一矣，更取《學的》與《節要》合訂焉，由五子而階梯《四子》、《六經》，由群儒大成而闡群聖大成，所稱科級畢具，羹牆三古，孰逾於兹？……《四子》之有《集注》，可稱五子，猶《近思》之入紫陽，是為五子也。……誠取五子之書玩心厭飫，而濂、洛、關、閩之道會於一，前聖後聖之道亦昭融於一，正學永麗乎中天矣。”⁽¹³⁾

可見，汪佑較錢氏更注重五子思想的融合，“五子”如同“五行”，《五子近思録》將“濂、洛、關、閩之道會於一”，使之成為入門聖賢之學的臺階。故此書在清初程朱理學傳播歷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較前人更完備地在《近思録》理學讀本中補入朱子之語，使理學讀本反映的程朱之學思想内容更趨完善。此書的合編參校者朱啓昆云:“竊歎義理精微，周、程、張諸君子發揮幾盡，而終有未盡者，迨我文公而乃罔不盡焉。蓋其睿智之高，問學之密，兼以年壽之永，教學相長之多，故所見所發真有過於前人者。學者讀四先生之書，而未合觀乎朱子之書，則終不能無所闕憾。此瓊山《學的》、梁溪《節要》拳拳蒐輯，而星溪因而合編之，尤為大成全觀也。則是編出，而朱子集大成之梗概，昭著於世，而四先生之言，益有所論定折衷焉。由是五子之言著，則孔、曾、思、孟之言益著，星溪之功於斯豈不大哉！”⁽¹⁴⁾合編參校者施璜又云:“星溪汪子，將瓊山先生所著《朱子學的》，與梁溪先生所著《朱子節要》合編之，以續於周、程、張之後，《近思》於是為完書，而階梯之説亦於是為詳備矣。”⁽¹⁵⁾

汪佑此編不僅保留《近思録》中四子語録，而且將集理學之大成者朱子的思想資料薈萃其中。汪佑與他之前的錢士昇編集四子、朱子合為五子的建構理念對後世影響很大，如後世崇尚理學者在續編《近思録》時，將續補朱子語録及元明清理學家思想資料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去做。由於汪佑此編為當時以及後世求學者發揮了很好的導引作用，所以傳刻本頗多，流布較廣。今存世的汪佑《五子近思録》康熙年間刻本有多種。汪佑所編《五子近思録》使得朱熹“階梯之説亦於是為詳備”，甚受理學家、士子推崇。

其同鄉休寧人施璜因“《五子》合編尚少注解，故璜與同志講習五子於紫陽、還古兩書院者有年，遂自忘其固陋，略有發明，於葉注之精者而益求其精，其未及注者則蒐輯而補之”，采輯“薛、胡、羅、高四先生”之語，“匯萃其精要者，以附於各卷之末，蓋即以四先生之言發明五先生之旨，而意益親切，語更詳備焉”⁽¹⁶⁾。於是，施璜《五子近思録發明》十四卷的面世，是在汪佑之後將明代四位理學家（薛瑄、胡居仁、羅欽順、高攀龍）精微之語補輯於五子之後，形成較為嚴密的邏輯體系和理學進升的層級關係，讀者得此兩部《近思録》續編本，差不多可總體認知宋元明三朝理學思想發展之脈絡、理學代表家之思想精髓。因而《發明》在康熙四十四年問世，隨之也出現了較多重刻本。

清初程朱理學得以興盛，確實亦得力於這些尊崇五子者的著述立説、倡導與推廣，這些著述有多種傳刻本流布，從而推動了發端於宋代的程朱理學的發展。學者們相繼著述立説，隨之形成了“五子”系列理學文本，諸如李文炤《宋五子書》、孫嘉淦《五子近思録輯要》、李元緗《五子近思録隨筆》等，這些以“五子”署名的著述成為清代程朱理學傳播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五子近思録》系列”傳刻本之多是任何一本《近思録》續編本難以企及的，其影響久遠，波及朝鮮、日本，為程朱理學思想傳揚海内外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

周、程、張、朱五位賢人之所以被後世尊稱為“五子”，且於相關理學著述的書名中被特意尊奉謂“五子”，展現出他們作為一個整體所擁有的學術魅力、思想精華。由於他們的學術思想是宋明理學的主體，相互間關係密切，學脈久盛不衰，故後世得以發揚光大。

周敦頤是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初步建立了理學的理論框架。周敦頤一生著作不多，主要有《太極圖》、《通書》。後世褒獎有加，如黄庭堅云:“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張栻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虚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唯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黄榦云:“周子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真德秀云:“元公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殆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黄震云:“周子文約理精，言有盡而理無窮，……其闡發性命之根源，多聖賢所未發，尤有功於孔、孟，較之聖帝明王之事業，所謂接中天之日月者哉！”顧憲成云:“元公，三代以下之包犠也。”“宛然一孔子也。”⁽¹⁷⁾全祖望云:“濂溪誠入聖人之室。”黄百家云:孔孟之後，“性道微言之久絶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横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¹⁸⁾“周子之學，在於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¹⁹⁾此類褒獎舉不勝舉，從中可見周敦頤在道學統緒中所擁有的崇高地位，故在“五子”序列中理應居於首位。在道學統緒上，其餘四子與其有着非常緊密的關聯。

程顥早年師從周敦頤，以倡明道學為己任。其著作不多，主要有《明道文集》。著名弟子有游酢、謝良佐、吕大臨、楊時等。程頤主要著作有《伊川易傳》。著名弟子有楊時、羅從彦、李侗等。周敦頤“上承孔孟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吕滎陽認為:“二程初從濂溪逰，後青出於藍。”⁽²⁰⁾正是因為二程得其指歸，傳續道統，“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²¹⁾。二程之學出自周敦頤，成為後世不易之定論。朱熹再傳弟子葉采認為，程顥之學近於顔子，程頤之學近似孟子。可以説，儒學至二程更趨於醇。作為繼往世之絶學者的二程兄弟，其“理學體系以道為本原和出發點，以人道為核心和歸宿”⁽²²⁾，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後又被朱熹繼承和發展，對後世影響深刻。

關學與洛學雖學風不同，然而張載為二程表叔，親情、學術皆有淵源，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其關學“對程朱理學有直接影響”。在朱熹編輯《近思録》時期，洛學、關學界線模糊，張載被看作理學大師，可與濂學、洛學相並稱，並非徒有虚名。張載勇於造道，用功親切，著有《東銘》、《西銘》、《正蒙》等，多先儒所未言。“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早年出入佛、老，後“切磋於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在宇宙論、氣論、天地日月五行理論、人論等領域的探討均有建樹，相比於周子、二程，“其門户雖微有殊於伊洛，而大本則一也”，朱熹認為“横渠説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²³⁾。張載志在“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²⁴⁾，以聖人之事為己任，故清人張習孔進一步肯定道:“横渠先生氣象似孟子。”

朱熹“以韋齋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為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為友”，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宋明理學發展到朱熹，便已趨成就階段，加之衆多弟子門人的發揚光大，朱子學派在後世居於理學主流地位。朱熹“為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群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為世間之巨儒，復何言哉！”⁽²⁵⁾朱子之學，直接承繼於二程，又兼及周敦頤、張載等。全面系統地整理宋代理學，實為聖人全體大用之學。

關於上述“五子”，後世常常將其與先秦儒家聖賢相比附，如清初刁包曰:“周元公似顔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²⁶⁾這四人同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自周子至二程子，再傳至朱熹，在學統上一脈相承，五者學術相容，主旨相合，門人、後學漸趨一統。時至元明清，思想界差不多是程朱後學主導天下，“五子”的學統得到了歷朝歷代認可，“周張程朱”幾乎成為流行的口頭語，理學因“五子”合一而“大成全觀”。故後世尊奉五人為“五子”，也是學術發展使然。

四

“五子”學術思想在本土影響久遠，程朱理學在元明清時期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表，各朝皆大力倡行。而且宋明理學傳至歷史上的朝鮮、日本後，也很快得到統治階層的欣賞、學界的推崇。中國學者以“五子”這一定性稱謂用於書名的做法，也得到東亞學者的遵從，隨之在朝鮮、日本出現了類似“五子”這種命名方式的理學著述。而這些與中國本土相近稱謂的再現，也凸顯出“五子”稱呼背後異族他鄉學者對理學的尊崇意識。

東亞在宋以前已經受漢唐文化的影響，對中國儒學已具備適應能力。宋代程朱理學的傳入、發展，符合他們尚儒的心理，對其本身儒學的發展也帶來了契機和新的發展前景。朝鮮半島、日本在接受中國新儒學思想的同時，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儒學或朱子學，而且將其改造再行傳播，推動了理學在本區域的傳播、發展，故宋明理學對東亞政治、文化、思想等産生了深遠影響。朱子學差不多在十五世紀已支配朝鮮思想，十六世紀支配日本思想。

作為程朱理學入門的經典文本《近思録》在古代的東亞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從現存相關文獻可知其流布之廣、傳播之深是一般的儒家典籍望塵莫及的。《近思録》之類的文獻在高麗王朝時就已傳至朝鮮半島，今天仍有刻本存世。時至李朝，《近思録》文獻傳播極盛，不論是該書的内容，還是該書的編輯體例、仿照此書編纂理學文本的思維理念，都深深地影響着李氏王朝的學者與讀書人。大約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皆有仿《近思録》編集面世的理學文本，特别是在儒學書籍命名中以“某子”稱謂的做法，幾乎完全取法於中國理學書籍編著者所為。

例如，朝鮮李朝寫本《李子近思録》十四卷，由朝鮮李度中編，朝鮮李垂校。彙集的就是李氏朝鮮知名儒學家和哲學家李珥語録。李珥（1536—1584），字叔獻，號栗谷、愚齋，世稱栗谷先生。出身貴族。曾出使明朝。著有《栗谷全書》44卷、《聖學輯要》、《擊蒙要訣》、《經筵日記》等。《李子近思録義例》云:“昔汪星溪佑編輯晦翁遺文，名曰‘朱子近思録’，使其子鑒校正。度中竊依星溪事，彙編栗谷全書，亦名為‘李子近思録’，使子垂恭校，欲以此為壽道之一脈云爾。”由此可知，該書完全是仿照清初汪佑《五子近思録》而編，意在凸顯李珥之名，傳揚朝鮮儒學。正如該書序文所云:“朱子後孔子，栗谷後朱子。此萬世不易之言也。栗谷先生亞於生知，渾然天成，纉前烈之遺緒，迹三代之絶軌。”李度中便“遠仿二程之書，近稽宋子之例，擬稱《李子全書》，以致尊尚之義”。“小子之繼祖業而纂師書義固當，竊不自揆，依汪氏編朱子近思事匯輯《全書》要語為十四編，冠之以李子之號。余曰:為人君而有志於典學立政者，舍此書不得。余曰:為人臣而有志於致君澤民者，舍此書不得。余曰:為人師而有志於成就天下人材者，舍此書不得。余曰:為人士而有志於推尋聖賢正脈者，舍此書不得。”⁽²⁷⁾由於李珥在朝鮮時代的地位如同朱熹在宋以後的地位，故稱其“子”，並用“李子”題做書名，順理成章。

此後，又有朴文烈編集《海東七子近思録》，體例同《近思録》。豐城後學序文云:“昔我明齋先生命定齋朴文烈公取士子事行文字，依《近思》門類匯分抄録合成一帙，以為我東之一經，定齋公不幸早逝，遂使先生之未就。余甚恨焉！”“遂裒合抄節，粹要删正，由博而造約，越三年書始成。嗚呼！以吾謏聞寡識，何敢妄生意見，别立門庭，求多於前人也！只為承明翁之遺志，循考亭之舊規，依樣編輯而已”⁽²⁸⁾。該書輯録了朝鮮歷史上七位名儒或朱子學大家的語録，即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李珥、成渾。前四位是朝鮮四賢，李滉、李珥均為朝鮮思想界的“雙璧”、朝鮮朱子學的二位大儒，成渾為朝鮮的性理學家。他們在朝鮮儒學家行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合稱為“七子”，其意味與中國“五子”庶幾吻合。

結　　論

“五子”作為專名而成為書名，首先被學界定性，並得到社會各階層認可，五人之學説思想也躋身傳統諸子學的行列，而且深得東亞儒學界的尊尚。周、程、張、朱學統相承，後世學脈源遠流長，在程朱理學作為意識形態主宰天下的歷史進程中，其學術思想更是得到人們的尊崇。這既是對傳統儒家學説的傳承，又革新發展了儒學，諸如“五子”系列的理學著述便成為人們進升理學殿堂的階梯或梁筏，“五子之言著，則孔、曾、思、孟之言益著”。所以，他們在後學心目中差不多可與先秦諸子相提並論，而且自十二世紀後，程朱理學思想在東亞的積極影響更超過了先秦儒學。

［作者簡介］程水龍（1968—　），男，安徽郎溪人，文學博士。現為温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古典文獻學研究，著作有《〈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理學在浙江的傳播》、《〈近思録〉集校集注集評》，並發表論文數十篇。

【注释】

(1)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百零五。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629頁。

(2)南宋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近思録序》，見朱熹、吕祖謙同輯，葉采集解《近思録》，元刻明修本。

(3)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1～482頁。

(4)同上，卷十三，《明道學案上》，第540頁。

(5)同上，卷十五，《伊川學案上》，第591頁。

(6)同上，卷十七，《横渠學案上》，第664頁。

(7)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上》，第1495頁。

(8)同上，第1505頁。

(9)同上，卷十一《，濂溪學案上》，第482頁。

(10)玄燁《御纂性理精義·凡例》，見李光地等纂《御纂性理精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19册，第595頁。

(11)錢士昇《五子近思録·序》，載錢士昇編《五子近思録》，明崇禎五年刻本。

(12)《朱子四書集注》《、四書或問》、《四書集成》、《中庸輯略》、《周易本義》、《毛詩集注》，《朱子大全集》、《語類》、《伊洛淵源録》、《延平答問》、《謝上蔡語録》、《雜學辯》、《詩序辯》、《儀禮經傳通解》、《易學啓蒙》、《小學》、《家禮》、《楚詞集注》。

(13)汪佑《五子近思録·序》，汪佑編、汪鑑校《五子近思録》，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14)朱啓昆《五子近思録·跋》，汪佑編、汪鑑校《五子近思録》。

(15)施璜《五子近思録發明·序》，汪佑編、施璜發明《五子近思録發明》，康熙四十四年聚錦堂刻本。

(16)同上。

(17)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下》，第521～525頁。

(18)同上，《濂溪學案上》，第482頁。

(19)同上，《濂溪學案下》，第523頁。

(20)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十一，《濂溪學案下》，第520～522頁。

(21)同上，卷十三《，明道學案上》，第540頁。

(22)姜錫東《〈近思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頁。

(23)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十七，《横渠學案上》，第662～664頁。

(24)張載《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20頁。

(25)黄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上》，第1505頁。

(26)刁包《潛室雜記》，清雍正三年刻本。

(27)［朝鮮］李度中《李子近思録序》，見［朝鮮］李度中編［，朝鮮］李垂校《李子近思録》，朝鮮筆寫本。

(28)［朝鮮］豐城後學《海東七子近思録序》，見［朝鮮］朴文烈編《海東七子近思録》，朝鮮寫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