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与自主研究

二、接轨与自主研究

以《科学与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两本以专门发表翻译介绍国外同行研究成果为主导的杂志先后在1986和1989年停刊为标志，科学哲学事业的积累阶段已经结束，以自主研究为主导的专业发展时期到来。科学哲学界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的《“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陈维杭，1984年第6期）、《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江天骥，1985年第1期）、《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邱仁宗，1985年第4期）、《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周昌忠，1987年第1期）、《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洪谦，1989年第1期）、《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金观涛，1989年第2期）、《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李醒民，1991年第4期）等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的《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1987年第5期）、《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郭贵春，1990年第5期）等文。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李醒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江天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林定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在尝试自主创新的同时，对邦格、玛丽·赫斯、尼尼鲁托、费希尔、庞迪、科恩、埃利斯、蒯因、范弗拉森、史尼德、塞拉斯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在学科哲学方面，物理学哲学、数学哲学的研究很有代表性，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比较深入。时至今日，物理学哲学、数学哲学领域几乎每年都能拿出堪与国际同行媲美、代表中国在该领域最高学术成就的成果。美中不足的是，时至今日，除洪谦承继维也纳学派的传统外，在中国仅存在一些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以及具体内容、具体观点等方面的创新，并没有形成具有“传统”、“范式”并为专业史册不容忽略的代表性学派。

在研究内容方面，体现在：（1）对科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2）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如李醒民的《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关洪的《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的《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等。（3）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4）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与国际同行比较看，经过20世纪80年代一批最优秀知识分子的努力，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迅速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同等水准。这类工作与1983—1988年期间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12]一起汇入了激动人心、影响深远的以“读书热”、“文化热”为标志的思想解放的洪流中。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洪流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彻底融入了国际环境，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相比，其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真正推动专业进步的专业知识分子和国际知识分子，成为人类知识总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