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等学派的辩论

第五节　孟子与杨、墨等学派的辩论

孟子“好辩”，在当时是有名的。有人曾当面问他为什么喜欢辩论，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接着有一大段话讲“不得已”的原因。从尧舜讲到夏禹，又从周公讲到孔子，讲了三代治乱的历史。在他看来，天下“一治一乱”是历史的现象，而“邪说”与“暴行”则是天下大乱的根源。他认为反对“邪说”是关系天下治乱的大问题。他的话是这样的：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把夏禹、周公、孔子并称，把孔子作《春秋》看得如同夏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一样重要，都是关系天下太平、百姓安宁的大事。孟子自称是夏禹、周公、孔子事业的继承人，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端正人心（“正人心”），消灭邪说（“息邪说”），反对偏激行为（“距诐行”），驳斥荒唐言论（“放淫辞”）。孟子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的思想家，他所进行的辩论，就是用本学派的思想学说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开辟道路。

孟子对杨朱和墨家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原因是杨、墨与儒家的思想相对立而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把杨朱的思想归结为“为我”二字加以抨击，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孟子·尽心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提倡的“五伦”以君臣关系为首，君臣是相互依存的。如果人人都“为我”，不肯做臣，当然就没有君了。这在孟子看来是乱了大伦。

孟子批评了墨家的“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之说。孟子认为人的爱本来就是有差等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对万物只讲爱惜而不讲仁爱，对百姓只讲仁爱而不讲亲爱；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爱惜万物，就是爱的“差等”。他诘问夷之说：“夫夷之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滕文公上》）他认为人们爱自己的侄子比爱邻人的孩子为甚，是难免的。同样，爱自己的子女比爱别人的子女为甚，爱自己的父母比爱别人的父母为甚，都是难免的。如果“爱无差等”，那就要爱人之亲等于爱己之亲，就不足以见其父之为其父了。他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家的“兼爱”破坏了“五伦”中另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伦，所以引起孟子激烈的反对。

与孟子同时的思想家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自理炊事）而治”，反对统治者“厉民而以自养”（《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与许行的弟子陈相辩论时，强烈地反对许行的主张。孟子指出农民与手工业者要有所分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同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要有所分工，“或劳心，或劳力”（同上）。他进而认为统治者都是劳心者，体力劳动者养活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事。

孟子没有提到过法家人物的名字，而他的王霸之辩主要是针对法家的。孟子把儒家以仁义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主张称为“王道”，把法家以武力统一天下、以刑罚治理天下的主张称为“霸道”，认为“霸道”会导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灾难。他大声疾呼，法家主张的武力兼并，法家制定的“辟草莱、任土地”（《孟子·离娄上》）的发展生产的富国方针，都违反了“王道”，因此法家犯了应当受到刑罚以至处死的罪行，这种看法过于武断。

【注释】

[1]《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曾子》18篇，已佚。《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记载，曾子“作《孝经》”。但据史家考证，今传《孝经》亦非曾子所作。朱熹断言《大学》的经一章“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述之”（《大学章句》），是朱熹为了建立儒家道统的虚构。《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思》23篇，已佚。《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作《中庸》”，怀疑者很多，尚无定论，本书不拟将它作为子思的著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