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指出，虽然制度是“内生的”，其形态和运行是由产生和存续的环境与条件决定的，但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不可以移植的；相反，现代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建立就是一个制度跨地域、跨文化的移植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民族国家之间、各种文化之间交往的频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制度移植已经成为包括制度采纳者、制度所规范和影响的对象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博弈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而言，国外政府创新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化经验，都可以通过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不断的社会交往与相互学习，逐步内化成为适应我国国情和各地方政府实际需求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
当然，制度移植并非简单的模仿或“照搬”，而是制度根据不同的环境以及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是“试错”的过程。即使照搬过来，制度也有可能产生变异，与原初形态有所不同。20世纪盛极一时的发展政治学的最终式微，正是由于过分注重移植制度的建构性，强调唯有“全盘照搬”才能保持西方原创国家的精髓，从而忽视了制度的实践性，忽视了制度运行是“内生化”的结果，从而最终导致了制度移植的失败。因此，在研究和借鉴国内外政府创新管理的制度化经验和管理体制、机制、模式的过程中，我国虽然要对原有的科技创新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制度建设与变革，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改革的蓝图不能仅仅建立在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上，还是必须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之下，本书结合之前对我国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历史回溯和特点、问题分析，系统梳理和借鉴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政府创新管理的成功举措和制度经验，并在调研上海“科技金融”发展的个案基础上对上海市政府科技创新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从全国和上海两个层面对健全和完善我国政府的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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