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叹贝多芬的自尊

贝多芬与歌德于1812年夏季在捷克泰普里茨相会。一天，他们手挽手地散步，归途时，远远望见皇室全家在群臣簇拥下迎面走来。歌德不顾贝多芬的劝阻，忙着脱帽躬腰退到路旁，面部显现出谦卑的微笑。贝多芬意识到，无论他再说什么都是徒劳的，于是便按了按自己的帽子，紧了紧外衣的钮扣，背着双手，抬头挺胸地面向皇族、大臣们阔步而去！皇太子鲁多尔夫首先向他脱帽，紧接着，皇后和群臣也纷纷向艺术大师致敬，并为他让路。贝多芬穿过人群后，停住脚步等候歌德，只见歌德正在那里毕恭毕敬地向权贵们逐个鞠躬。事后，贝多芬痛心地对歌德说：“我等您是因为我敬重您，您是值得敬重的，但是您对于他们却过分尊敬了。”

歌德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名人，可他在权贵面前居然不能脱俗，甚至有些谄媚，好让人遗憾。而贝多芬却以他高贵的自尊保持了人类应有的那一份尊严，让人们无比敬佩，使人们引以为荣，被人们传为佳话。看来，同为巨人，但在自尊心方面，歌德明显要比贝多芬矮上一截。这也说明了一个人在各种场合都能保持自尊是多么地不易。

贝多芬的自尊是无时不在的。他在维也纳时，曾得到季希诺夫斯基公爵的照顾，可公爵竟把他当作是一件可以炫耀的“家宝”，要他为侵略军演奏，被他拒绝了。公爵感到下不了台，亲自去请他，并毫不掩饰地表白自己平日待他有恩。被激怒了的贝多芬认为这是公爵对他人格的侮辱，于是冒雨冲出了公爵的庄园，一回到家就把公爵送给他的胸像摔得稀烂，并给公爵写了一封信：“公爵，你之为你，是由于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贝多芬很崇拜拿破仑，1804年春天，他写完《第三交响曲》，亲自签上了“波拿巴”。意思是这部乐曲以拿破仑为题材，同时也是献给拿破仑的。但不久便传来雾月政变的消息，拿破仑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帝国，并自称皇帝。贝多芬气愤之极，高声骂道：“凡夫俗子！暴君！”把那份签上字的乐谱封面撕得粉碎，当即改了一个标题：《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在他心目中，拿破仑已经死去。贝多芬追求正义，崇尚真理，不迷信个人，同样表现了他独立的人格和超凡的自尊。

贝多芬当年的自尊至今仍能使人怦然心动，因为自尊是人类一种最原始、最崇高与最神圣的情感，很容易引起人们心底的共鸣。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些贤人、名士能在这方面与贝多芬相媲美。魏晋时代的散文家、诗人嵇康对司马王朝深恶痛绝，情愿以打铁糊口，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当县令，因看不惯官场腐败，“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乡耕田种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国画大师齐白石封门拒官；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日伪演戏。他们视自尊比生命还重要的品格对我们今日做人不无启示和触动。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国人似乎已经变得麻木，已不太在乎什么自尊，甚至把无价的自尊也推向了市场，说什么“自尊多少钱一斤？”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利可图，自尊这玩意随时可以出售，就像自由市场上的青菜萝卜。于是乎，一幕幕“人间丑剧”出现了：造假货卖假货者有之；说假话虚报浮夸政绩者有之；公开伸手要官要待遇要荣誉者有之；卖官卖身卖国家机密者有之；在公共场所亲吻搂抱旁若无人者有之；甚至“认狗作父”者居然也有之。据报载，南方某城一包工头牵着一条叭儿狗到工地，许诺谁喊狗一声“爸爸”给10元钱，有多人争着喊“爸爸”。为子钱甘当“狗崽子”，真是够格的“脸皮太后（厚）”了。过度地丧失自尊，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人格，而且会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从若干身陷囹圄者身上是不难找到例证的。

更紧要的是，人有了自尊心，才可能有上进心、事业心、爱国心。倘若连自己的自尊人格都不顾，又怎么可能去讲国格维护民族的利益呢？一个缺乏自尊的民族是很难强盛和不受外来民族欺侮的。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没有100多万也算中国人的人毫无自尊，毫无血性，甘当汉奸伪军走狗卖国贼，为虎作伥，区区日寇几十个师团怎能占我半壁河山8年之久？历史教训，不能淡忘。看来，国人是要抓一抓“自尊工程”了。

自尊是一个人思想修养的自然流露，是灵魂铸造到一定程度的果实，非金钱所能购买，非“后门”所能取得，非权力所能支配，非国外所能“进口”。要像贝多芬等杰出人物那样保持自尊，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加强国人的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不断净化易被污染的心灵，脱离低级趣味，超越世俗陋习，塑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大写的人”。如此，我们的民族才会充满希望。

（李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