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致远，独觅蹊径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彻底改变了人生方向，汹涌的政治浪潮把每个人的灵魂冲刷得如同一张白纸。人们重新勾画人生蓝图，与以往的理想相比已面目全非，只有生存的欲望支撑着虚幻的身躯，被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大潮卷入未知的各个角落。与全国各地一样，小小的慈溪县也难以幸免。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农村不耕，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均是“革命”议题。什么“破四旧，立四新”，什么“红五类，黑七类”，什么“大字报，大批判”，什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可谓不一而足。学生们无所事事，有的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有的回乡务农，照看弟妹；也有部分学生无奈地留在学校，组织“造反队”参与政治运动，有时候甚至还会盲从地去批斗自己的老师。

陈燮中当年十六岁，对于这样一个尚未成熟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肃的考验。别说陈燮中会茫然失措，即使当了许多年校长的父亲也辨不清东西南北了。

然而，父母亲的言传身教终究还是深深地影响着陈燮中那颗率真的心灵。他很不情愿去参与那种乱糟糟的“造反”、“批斗”和“游行”，他没有轻易地随波逐流，也没有随意地参与派系争斗。他对学校停课、学生放假表示无奈，他把那段空白的时间悄悄地收藏起来，以待日后绘制自己喜欢的蓝图。而他对取消各类“考试”既感到轻松却又有一丝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今后会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每个人的价值。甚至，他为在学校取得的各项优异成绩混同污泥浊水付诸东流而感到惋惜，深感不舍。然而，“革命”潮流无法阻挡，人生旅途就更难以预料。他除了自学未完的学业，每天坚持不懈地做健身运动，剩下的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1966年10月，“造反派”之间的争斗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不仅严重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还搅得平静的日子越发不能安定。为了躲避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冲击，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陈燮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凭借“红卫兵”大串联的时机，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进行一次新的“长征”，去大风大浪中经受风雨，主动锻炼自己。

文革中的红卫兵串联“长征”小分队

父母亲没有过多地反对他的行动，他们觉得与其和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娃娃们混在一起去斗自己的老师，还不如让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锦绣江山来得更实际，更有意义，说不定通过许多现实的磨炼，或许还能改变他自小懦弱的性格。

陈燮中小小的“长征”队伍成立了，他还为自己的队伍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作“井冈山革命造反队”。仅有10名初中学生组成，这些尚带稚气的孩子充满童真，充满幻想，还真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他们多数来自农村，虽然在家的日子都很艰难，但孩子们都是从小在田野里泡大的，身子骨自然就十分健壮，不愁路上会发生什么意外。

金风秋色蝶送霜，银花满地橘已黄。正当江南秋意浓浓、秋风渐凉之际，陈燮中带着他的9位小伙伴踏上了征程，一路北上，他们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其实，这是一次轻率而又冒失的举动。出发前，陈燮中只向母亲要了5元钱，背着一只绿色的小背包，戴上“井冈山革命造反队”的红袖章，举着一杆红旗，那是他们的全部装备。第一天，他们往西走出30公里，到了上虞县的县城——百官，在一所中学改作的“革命师生接待站”里打了“尖”，一路还算顺利。

第一次出远门，大家都有些兴奋，个个有说有笑，有的还打打闹闹，很快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三天后，从未到过大城市，甚至连红绿灯都没有见过的陈燮中和他的小伙伴“造反队”第一次从泗门镇坚持徒步到了杭州。见识了大城市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美丽的西湖风景，看到了大专院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各行各业的革命运动，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长征”计划。本该在杭州休整后，开始第二个阶段的“长征”，但现实问题不容置疑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因为多数同学脚上打起了血泡，难以忍受的疼痛，让继续行进有了较大困难。年龄小一点的同学离家数日，已有恋家返乡的念头；有些同学觉得到过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满足，也有了退却之意。大家的意见五花八门。陈燮中面对这一阵势，心中虽有不甘，但也不能强求，只好因势利导，为要求返乡的同学办理好车票，送他们回家；而陈燮中自己却准备继续北上，他一定要去领略首都北京的风采，心里想说不定还真的能见到毛主席哩。

陈燮中在杭州串联的日子走访最多的地方是高等学府。浙江大学是他的首选地，他也去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其他小有名气的各类院校，这是他儿时的梦想。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击碎了他继续上学的美梦，但能亲眼看一看，实地体验一下大学校园内的气氛也不枉此行。

为了继续远行，陈燮中需要小作调整，一个人“长征”虽然孤独，但可以放松；一个人“长征”虽然单一，但却很灵活。他坚信，只要方向正确，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北京；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一定会有奇迹发生，只要意志足够坚定，一定能将理想变成现实。

“文革”中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墙

在位于杭州灵隐寺偏殿的“革命师生接待站”里，陈燮中真的碰上“巧事”，两位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红卫中学的女学生和他不期而遇。一位叫黄琳，另一位叫周洁如，她们年龄相仿，看上去就像是孪生姐妹。因为与大队伍失去了联系，她们俩一边游览名胜古迹，一边寻找下一站的落脚地点。看看她们忐忑不安的样子，陈燮中知道这姐妹俩一定遇到了困难，于是主动和她们取得联系，为她们安排到“接待站”借宿，第二天又陪她们去寻找失散的队伍。有了陈燮中的帮助，姐妹俩似乎找到了依靠，对眼前的这位男孩子好像也多了一份初步的信任。几天后，姐妹俩仍没有找到自己的队伍，她们很失落，内心也有些焦躁不安起来。为了排解两位女同学的顾虑，陈燮中邀请她们一起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一提议似乎有些大胆，但这么诱人的建议马上得到了姐妹俩的附和。于是，他们三人很快组成了新的群体，并仔细研究制定了新的“长征”路线。他们决定将在新的征途中多角度地去认识社会，做好人文、历史和现状的调查，提高自己对社会的感性认识。

同样的处境和愿望，使他们逐渐统一了认识；同样的兴趣和感受，让他们达成了合作的协议。他们能结伴同行，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新“长征”之“恋”。

从杭州出发去北京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简单话，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陈燮中要带着两位陌生的女队员北上，除了勇气，恐怕更加需要毅力和智慧的支撑。

这一路的跋山涉水是煎熬的，对陈燮中来说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整个过程他有一种负重泅水的感觉。但这一路行来也是快乐的，陈燮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能够扛得起大事的男子汉了，他不仅可以照顾自己，还能为别人承担责任。一路之上，他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他要肩负的责任也很重大。

家里带来的钱和粮票是有限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动用，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他第一次懂得了如何规划生活。陈燮中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增加额外的资源补给，除了向地方政府设置的“接待站”多索取每天的生活补助外，他还会以各种理由再领一些。每到一地，无论城市或农村，他总要留出一两天时间到当地学校去与学生交流革命经验，以获得各地革命组织对他们生活上的关心与照顾，乃至送衣送物，有的还给予旅途资金的支持。不夸张地说，他身上的“金融”储备一直是充裕的。他已懂得“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道理。

“文革”中红卫兵大串联的乘车证

长途跋涉对女孩子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虽然她们也有豪言壮语，可一旦付诸实践，就会有掩饰不住的痛苦表情，有时候还会流露出退缩的念头。陈燮中忍受不了她们无名的痛楚，又希望让她们顺利获得成功的喜悦，有时候就会悄悄地到火车编组站去找货物列车的车长，企图在货物押运人员乘坐的守车内留给她们一席之地，让“钢铁巨龙”捎上她们一程。这样做即使有违“长征”的初衷，但为了女孩子们的健康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当陈燮中和他的女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坐上货物列车尾部的守车的时候，那种愉悦，没有实际经历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是一种胜利的快感，还是劫后余生的兴奋？他们说不出，反正是一路高歌，情不自禁。

与女孩子一起同行，安全是重中之重。在行进途中，陈燮中可以说是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的。每到一地，他先要安排好两位女生的住宿，看看安全可靠了，他才放心地去落实自己的住处。然后，他会去找热水，打回来让大家一起烫脚，尽力缓解她们的疲劳。他俨然当起了小哥哥，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责任。

1966年11月上旬，陈燮中率领的小小“长征”队终于来到了北京。梦想中的首都用宽大的臂膀拥抱了他们，让他们激动万分。不久，由首都“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他们参加了毛主席对全国红卫兵的第八次接见，这也是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最后一次接见。陈燮中到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印象非常深刻：1966年11月25日，当时他们三人住在北京一所中学的接待站里，凌晨3点钟就起床，每人发了面包和鸡蛋，并把军用水壶的水加满，大家一路步行向天安门结集。整整走了4个多小时，早晨7点多钟他们来到了长安街的预定位置等候毛主席的接见。大约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在广播中听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大家激动起来，接着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接见的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缓缓行进。大家都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慢慢地队形也没有了，学生们手举《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遍奋力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的喊哑了嗓子，有的企图想冲破部队战士的人墙，挤过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去看毛主席，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解放军战士胳膊挽着胳膊组成的人墙学生们是无论如何冲不过去的。他们只能挥舞双手向毛主席致意，高呼口号向毛主席表达忠心。真如当时的报纸、画报的报道中描写的那样，毛主席身着绿军装，那魁梧的身材，高大神圣，那慈祥的面容，神采奕奕，让学生们不能自持，喜悦的泪水不断滚落下来，擦了一遍又一遍，心中默念着一句话：我见到毛主席啦！我真的见到毛主席啦！

1966年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

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对陈燮中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一是确认了他的政治身份：他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而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红卫兵小将，是可以培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二是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他确信只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一定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三是树立了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在他年轻的心灵深处聚积起来的冲动转换成无法阻挡的巨大能量，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定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检阅到下午3点30分结束。回到接待站，陈燮中立刻给家里和自己的学校发了电报，第一时间把自己见到毛主席的喜讯报告给父母和他的同学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让他们终生难忘。就算是一次小小的成功吧，陈燮中与两位同伴相拥庆祝，毫无顾忌。同时，他们也将依依惜别，难分难离。一个多月的风雨同舟，他们不仅结下了深深的友谊，更可贵的是彼此之间那种毋庸置疑的信任已经深扎心灵。

陈燮中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独立出门真的能够到达北京，还能见到毛主席。这对他来说确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是一次开创性的体验，而且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启迪。他自然想到，无论做什么事情，碰到的问题有多么艰难，多么不可思议，但只要肯努力，肯付出，肯动脑筋，再确定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一定可以预测未来，收获理想的成果。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名人名言就不难理解了。

陈燮中在“长征”途中养成了“走一步，看三步”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自然养成的。小小年纪能养成这种习惯并不容易，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文化大革命”提前把他推向了社会，迫使他提前去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运用社会的各类关系各种条件去适应社会的不同环境，为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初步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当欢呼的人群缓缓散去，天安门广场恢复平静，陈燮中又开始谋划起新的“蓝图”，并制定了下一个计划。

看来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就此止步。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后，他决定与黄琳、周洁如告别。他为两位女同学办理好返乡的车票，并把她们送上火车。与她们告别后，他要去探寻更多的东西，吸纳更新的知识，继续为自己“充电”。

此后，他独自一人，背起简易行囊，愉快地住进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接待站”，并在北大、清华两大学府之间游走，帮助那里的红卫兵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交流看法，活像一名在校的高校学生。

尽管那时的北大、清华已被大字报包裹得严严实实，失去了以往庄严肃穆的样子，但在陈燮中的心目中它们依然是他十分向往的神圣殿堂。他不屑那些自以为是的“文痞”对中华文明历史的亵渎，看到的则是这两座深宅大院里不断透露出来的文化气息和文明底蕴。

陈燮中的求知欲源自他的父母，一个对教育有着刻骨铭心喜好的家庭，必然对延续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他自小受父母的教导，自然不甘寂寞，他在祖国的最高学府学到的东西让他受益匪浅。

河南林县的“红旗渠”

陈燮中带着他满满的收获第三次出发，这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南下广州，西到重庆，再到湖南长沙、韶山，又北上武汉，延安，历时整整半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历在目，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装满了他的脑海。他对安息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的革命先驱们抱有深深的敬意，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这些为推翻封建王朝而敢于流血牺牲的先驱的前赴后继，怎能换来以后的革命成功。他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货轮从他的脚下缓缓驶过，他的民族自豪感情不自禁地油然而生，他感到日新月异的祖国光明无限。他对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印象深刻，触动也很大。这是一条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称之为“人工天河”。“红旗渠”1960年2月动工，到1967年春大部分工程已基本完成，全长70.6公里，全靠林县人民用双手开山劈岭修建而成。它的伟大不是它的恢宏，也不是它的长度，而是在它身上体现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体现恰恰是中国人民把智慧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所创造的。他对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精神风貌感到欢欣鼓舞，所受教育极大。大寨人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为实现这个一般人看来是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把原来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人称“穷山恶水”的贫穷小山村改造成为梯田环抱，年年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切靠的是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还有他们那种永不言败的艰苦奋斗精神。他对延安窑洞灯光的痴迷发自火热的内心，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他日夜向往的地方，对陈燮中来说，到达延安，受到一次继续革命的洗礼，也是他为完成父亲心愿的最具体的表现。

“前山之路是儒，授我以使命，教我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以身践行；后山之路是道，假我以羽翼，教我在自然人格中自我超越，心灵遨游。”

当陈燮中经过七个多月下定决心、不怕艰辛、排除万难的长途跋涉，行程1万多公里，取得“长征”的胜利回到家乡时，不仅人长高了不少，还交回10元钱给家里，让母亲目瞪口呆。

真可谓“一身去国二万里，踏遍青山作坐骑；长江黄河任跨越，桃李不言独成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