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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的智慧

时间:2022-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观的智慧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他们也就意识到了历史。东西汉学家都一致公认,中国诗人对于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想来其实并不奇怪,对历史的关注也就是对时间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关注,时间意识在中国不仅是历史感觉的源泉,而且也是抒情感觉的源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当然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历史观的智慧

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他们也就意识到了历史。当人类意识到人生的时候,他们也就意识到了历史。

因为历史意识的本质,无非就是对从过去经现在至将来的永不停息的时间流逝的自觉,也无非就是对这时间之流上新陈代谢的人生的自觉。历史意识是时间意识与人生意识的结合。

对历史的意识,也是人类走向成熟的标志,一如对时间的意识和对人生的意识一样。小孩子没有历史意识,正如他们没有时间意识和人生意识;人类的早年也没有历史意识,正如他们没有时间意识和人生意识。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同历史传统一样悠久的,还有历史意识的传统。

中国人所关注的时间,是人生的时间;中国人所关注的人生,是现世的人生;因而中国人所关注的历史,也只是现世的人生的历史。

东西汉学家都一致公认,中国诗人对于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中国诗人喜欢怀古,……无论一个诗人对历史抱什么态度,他总是意识到了历史。”(28)“怀古,即怀念古昔的感情,可以说是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成分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份。”(29)“咏史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几乎可与西方的宗教诗相比。”(30)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指出了一个相同的事实,即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

想来其实并不奇怪,对历史的关注也就是对时间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关注,时间意识在中国不仅是历史感觉的源泉,而且也是抒情感觉的源泉。对于时间有着特殊敏感性的中国诗人,当然也会对历史表现出特殊敏感性。“对过去的爱惜,就是对时间的爱惜,对时间的爱惜,就是对生命的爱惜。和自己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往事,一千年、两千年以前,甚至更早的历史上的往事,却能如此打动诗人和读者的心,引起如此鲜明敏锐的反应,其内在的原因,不正寓意于此吗?”(31)

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当然是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过由于诗歌的思维方式与一般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因而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常常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常识或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正如W·顾彬所说的:“诗人无心去考察历史,他们是要用他们的历史观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意识。……历史事实既与过去无关,也与将来无关,它们是彼此孤立的,在诗中,它们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历史。因为历史不是明智合理的过程,所以对历史事件可以用想象加以改造。”(32)

中国诗人所最为敏感与苦恼的问题,当然是在时间之流上短暂易逝的人生的问题,这一问题带入了他们的历史意识,使他们的历史意识与人生意识发生了密切关系。W·顾彬说:“隋唐时期出现的文学家的历史意识与人生短暂的意识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我们知道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时间意识,从而也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意识,这个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

中国诗人中一些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人物,他们并不在乎显示历史知识的渊博,也无意于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他们只关注于历史所显现出来的时间的流逝,这种流逝带走了一切曾经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

●无情最是台城柳

中国诗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比西方诗人早一千多年发现了自然的美丽,这我们将在“自然观的智慧”一节中阐述。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对中国诗人来说,其实也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从长期爱好自然中培育起来的对于自然的敏感,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一面使他们能敏锐地感受到自然的美丽,但另一面也使他们尖锐地感受到了自然与人生的对比,而这种对比,常常给他们带来悲哀。

自然也有新陈代谢,这与人生是一样的。但是当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作为个体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又显示出了循环不已的特点,而这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的一次完结性,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且,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自然的循环不已,也与人类历史的一去不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于是,从前一种对照中,产生了人生的悲哀,从后一种对照中,产生了历史的悲哀,它们的共同基础,都是对于自然的循环无已性与人生或历史的一去不复性的尖锐对比的痛苦意识。所以我们说自然意识的发达,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未必全是好事。

中国诗歌中的一些最出色的怀古诗,便正是通过自然与历史的尖锐对照,来表现对于历史的一去不复性的悲哀的。比如韦庄的《金陵图》诗便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对于几百年以后的诗人来说,曾经有过的六朝宛如梦境一样,已杳无踪影,而只有堤上的柳树每到春天依旧吐绿。

杜牧的《金谷园》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六朝那些贵族们的繁华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而在那演出过历史悲剧的旧址上,只有自然景物还是一如往昔。

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和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诗的“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历史的一去不复与自然的循环无已的对比。

在韦庄和杜牧的诗中,都出现了自然的“无情”的说法,这正是与人事的“有情”相对而言的。诗人们似乎认为,自然正因为其“无情”而能循环无已,人类也正因为其“有情”而转瞬即逝。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便正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看法。

那么,中国诗人为什么要将历史与自然相比,并从中感到悲哀呢?他们当然不是要因此否定历史存在,也不是要因此指责历史事件。他们只是将历史看作是人生的扩大,从历史中看到了人生的影子。因而,历史的一去不复性,也就成了人生的一去不复性的证明;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他们对人生感到无常,所以他们对历史也感到无常。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泌的下面这首《寄人》诗,尽管所写的只是一次个人经验,但在其意识深层,不正有着与上述历史意识相通的东西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那曾经有过的恋情已像春梦一般无迹可寻,而现实中能切实感觉到的只有自然景物。

●旧时王谢堂前燕

在历史学家或一般常识的历史意识中,历史往往就是王道霸业和文治武功等历史上的荣华的记录,但是在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中,这些东西却都毫无意义。

这是因为中国诗人是用强烈的时间意识来看待历史的,当他们把历史上的荣华置于时间之流中来考虑时,他们发现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历史上的荣华,不过只是时间之流的玩物。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终于完成了灭吴霸业。但是这在一千多年后的诗人李白看来,却只不过是一件如烟往事罢了:“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越中览古》)当年的荣华,宛如过眼云烟,那曾经云集着如花宫女的宫殿,如今已成了一片废墟(甚或竟已夷为一片平地)。

作为越国敌人的吴国,也曾经称霸过一时,不过时间之流并未带给它比越国更好的命运:“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览古》)在原先一片繁华的苏台遗址上,现在只有杨柳还依依吐绿;而那每天晚上照例升起的月亮,却是曾经看到过吴国的全盛时代的。可那昔日的荣华,如今又到哪里去了?

在李白的意识深处,对一对势不两立的敌国作同样的凭吊,也许正蕴含了他对于时间之流的无情性的认识:它不仅带走了胜利者的荣华,也带走了失败者的耻辱。

吴和越的荣华是这般虚妄,推而广之,其他王朝的荣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便写出了六朝贵族的荣华之虚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与乌衣巷在六朝时都是贵族们的高级住宅区,但到了诗人的时代,都已变成了普通的居民区。这仍然是时间之流所带来的结果。

对历史上的荣华之虚妄的表现,不正暗示了现实中的荣华之虚妄吗?如果说过去的文治武功与王道霸业都已经成了过眼烟云,那么现在的文治武功与王道霸业又何尝不会如此呢?“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兰亭叙》)王羲之的这句充满历史意识与时间意识的名言,用在这里是非常确切的。在中国诗人的这种历史意识中,正隐含着批判性的现实意识。

但是诗人难道仅仅是在指责历史或是在批判现实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他们就不必感到悲哀了。然而在他们的怀古诗中,又的确是笼罩着浓重的悲哀氛围的。

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意识的深处,蕴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如果说历史上的荣华都会被时间之流冲刷得一干二净,那么,远谈不上荣华的普通人(也包括诗人自己)的人生,不就更是毫无意义了吗?在这里,诗人的历史意识又一次与他们的时间意识和人生意识沟通了起来。他们的诗歌,不仅仅表现了怀旧的情绪,而且也触及了人生的本质。它们的动人心弦之处,也正是从这里洋溢出来的。

●商女不知亡国恨

中国诗人视历史上的荣华皆为虚妄,因为时间之流使它们都显得毫无意义。曾经是震动人心的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事过境迁,全然失去了当时的动人色彩,激不起任何的感情涟漪。于是在原来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出现了明显的反讽。这种由时间之流造成的反差与反讽,深深地触动着中国诗人的敏感的历史意识。

杜牧的《泊秦淮》诗便注意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与反讽:“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人们认为,当年陈朝的最后一个君主陈后主是因为耽于佚乐而亡国的,因而其所作的乐曲《玉树后庭花》便被视为“亡国之音”。但是隔了几百年后,唐代歌妓们却不知道这支乐曲的历史背景,只因为它缠绵动人而喜欢唱它,商人们也因为它缠绵动人而喜欢听它。但是在了解历史背景的诗人看来,这就不免是对历史的一个嘲讽,因为在历史上曾引起轰动的“亡国之音”,在事过境迁之后,却只成了青楼中的保留节目。有人认为此诗中含有对于“商女”的批评,可是她们既然没有什么历史知识,不知道她们所唱的这支美妙乐曲的历史背景,则她们的喜欢唱这支乐曲又有什么不对呢?而且,至少在杜牧的时代,唐朝还没有亡国的迹象和危险,所以,并不能认为此诗的矛头是指向商女的。但是也不能反过来认为此诗的矛头是指向陈后主的,因为即使陈后主真是因这支乐曲而亡国的,那也不能将后来的人喜欢唱这支乐曲也算在他的帐上。这样,显而易见,诗人所关注的,乃是这支乐曲在历史上曾作为“亡国之音”、而在现在仅成了保留节目这两个事实之间的对比,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差与反讽色彩。

后来的人唱《后庭花》,当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当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时,便产生了反差和反讽,这就是时间和历史向人们开的玩笑,而诗人则敏感地领会了这个玩笑。

然而说起来,历史难道不就是这样不断地“事过境迁”的吗?那曾被看得珍贵的转眼之间便失去了价值,那曾被看得严重的转眼之间便变得淡然无味,那曾风靡一时的转眼之间便无人过问,那曾被视为禁忌的转眼之间便失去了魅力……,那么,历史的支点究竟在何处呢?那些为了曾经是一切而后来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而献出了一切的人们,难道真的是生活的成功者,真的抓住了历史的尾巴吗?

更进一步说,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王羲之在《兰亭叙》中表达过这种认识:“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这种人生的事过境迁,与上述历史的事过境迁,又是何其相似!

然而更为令人悲哀和无奈的,却是即便洞察了这一切,却“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兰亭叙》)

这便是一个清醒而怀疑的中国诗人眼中所看到的历史与人生的真相。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中国诗人对于时间之流对历史和人生的侵蚀作用,有着痛苦而清醒的认识。他们感到,不仅过去的荣华会变得虚妄,过去的事件会失去意义,而且所有的恩恩怨怨,到头来都只不过成了人们闲谈的资料和诗人笔下的素材。

有一首广为人知的词,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诗人的这种看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非成败转成空”,揭示了历史上的荣华和失败的虚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则暗示了历史的一去不复与自然的循环无已的对比。“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则鲜明地表现了历史上的一切,最终不过成了人们闲谈的话题。而这一切,都是由时间之流造成的,开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便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因为在中国诗歌中,河水常常是时间的象征。这首词几乎总括了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的各个方面,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它其实乃是《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的卷首题词。诗人也许想提醒读者,当他们“读《三国》,泪涟涟,为古人担忧”的时候,悲壮的历史早已沦为他们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了。

元稹有一首著名的《行宫》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很多人都认为其主题仅仅是同情宫女的不幸,但其实此诗真正打动人们的,乃是其中的浓郁的沧桑之感。开元天宝的往事,距诗人生活的时代,还不到一百年,但那风流一时的帝王,却已经成了宫女们闲谈的话题了。顺便提一下,日本江户末期诗人藤井竹外有一首题为《芳野》的怀古诗,据说是学元稹此诗的:“古陵松柏吼天飚,山寺寻春春寂寥。眉雪老僧时辍帚,落花深处说南朝。”其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历史意识。不过日本历史上的南朝,距诗人的时代已有六百年之遥,让一个与南朝无关的老僧来说南朝,与让玄宗的宫女来说玄宗,其间的感觉决不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看出中国诗歌的神髓有时候是很难把握的,即使对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汉诗人来说也是如此。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杜牧的这首《赤壁》诗中,高友工和梅祖麟也看出了类似的历史意识:“即使历史可以改变,按照作者的意思,这种改变仅仅是二乔的易手,不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已烟销云散,唯一的遗物只是一支不知主人的折戟。通过这种轻易的改动,诗人把历史变成一种可笑的事情,变成诗歌的材料。”(33)

不仅历史是如此,而且人生也是如此,当陆游写“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时,在其意识深处,不正有着某种与上述历史意识相通的东西吗?人生百年,蓦然回首,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麦克白》)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中所包含的真理,其实早已为中国诗人所洞察。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中国诗人反复强调历史在时间之流中的虚妄,对于历史不敢抱有任何切实的期望。然而他们又为什么对历史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关注与感动,以致于使中国诗歌以丰富的怀古题材和强烈的历史意识闻名于世呢?究其原因,仍在他们对于时间和人生的看法上。

时间之流会带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生。由于人生和历史都处于时间之流中,因而它们都是一去不复的。然而,正因为人生和历史都是一去不复的,所以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诱发人们的感动。试想,对于从过去经现在到将来永远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看起来不处于时间之流中的事物(当然原则上是没有的,这只是相对于个体的人的经验而言),人们难道会产生兴趣和发生感动吗?

而且,正由于每个人都生活于时间之流上,都会马上为时间之流所带走,因而他们才会对曾经在时间之流上出现过的人和事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说到底,关注历史,感慨历史,也就是关注自己,感慨自己。

晋代的羊祜有一次登上岘山,对同游者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晋书·羊祜传》)羊祜死了以后,当地的百姓为他在山上立了一块碑,看见此碑的人都要掉泪,所以杜预就称它为“堕泪碑”。又过了几百年,唐代诗人孟浩然和朋友一起登上此山,作了一首《与诸子登岘山》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这首诗又成了广为传诵的名篇。

读了这个故事,我们一定会感到,这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羊祜为前代登此山者感到悲哀,孟浩然又为羊祜感到悲哀,而后来的登此山者,大概又会既为羊祜、又为孟浩然感到悲哀吧。“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而今之视昔,亦犹昔之视更昔。在此意义上,这个故事不仅象征了历史的延续,也象征了历史意识的延续。

但是,他们难道仅仅是为历史上的人物堕泪吗?他们难道不也是在为自己堕泪吗?他们意识到了历史上的人物的转瞬即逝,也就意识到了自己也会马上转瞬即逝。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为古人堕泪的原因,也是他们为什么关注历史的原因。意识到历史,也就是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历史;为历史悲哀,也就是为自己会成为历史悲哀。

松浦友久认为:“一般地说,‘怀古诗’都是以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作为主题的。而在论及作为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象征的人间的行为时,往往被说成它们究竟不过是时光流逝的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的梦幻而已,反过来,也正因为它确实曾经作为一个瞬间的而存在过,也就更能打动诗人的心,引起种种追怀、思慕的心情。”(34)其实说到底,中国诗人之所以仅仅注重于历史在时间之流中的虚幻性,并为这种虚幻性而感动不已,不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也具有虚幻性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和历史无非都是如此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谁又能说中国诗人的历史意识仅仅是诗人的异想天开的想象和随心所欲的编造呢?在洞察人生的深渊与人性的隐秘方面,他们不是远胜过许多迂阔的历史学家吗?

【注释】

(1)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2)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页。

(3)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古添洪译),载叶维廉编:《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50页。

(4)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古添洪译),载叶维廉编:《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81页。

(5)松浦友久:《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张守惠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8页。

(6)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页,第17—18页。

(7)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页,第17—18页。

(8)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古添洪译),载叶维廉编:《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102页。

(9)桀溺:《论古诗十九首》(洪放、钱林森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7页。

(10)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11)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吉川幸次郎全集》第6卷,筑摩书房,1984年第三版,第285页。

(12)吉川幸次郎:《项羽的〈垓下歌〉》(邵毅平译),载《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8—49页。

(13)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页。

(14)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6页。

(15)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16)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17)侯思孟:《诗歌与政治》第八章《追求长生》(钱南秀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第246页。

(18)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黄山书社,1989年,第14页。

(19)侯思孟:《诗歌与政治》第八章《追求长生》(钱南秀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72页。

(20)桀溺:《论古诗十九首》(洪放、钱林森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21)侯思孟:《诗歌与政治》第八章《追求长生》(钱南秀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7页、第272页。

(22)斯波六郎:《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岩波书店,1958年。

(23)桀溺:《论古诗十九首》(洪放、钱林森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9页。

(24)兴膳宏:《陶渊明》,载《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年,第302页、第305页。

(25)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邱海婴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26)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邱海婴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第26页。

(27)桀溺:《论古诗十九首》(洪放,钱林森译),载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0页。

(28)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黄山书社,1989年,第3页。

(29)松浦友久:《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张守惠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8页。

(30)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载古添洪、陈慧桦编著:《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第135页。

(31)松浦友久:《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张守惠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9页。

(32)W·顾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马树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第175页。

(33)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

(34)松浦友久:《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张守惠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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