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西天取经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¹⁾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很高兴有机会再次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讨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一些问题，尤其让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在Joseph E.Stiglitz教授之后做主题发言。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祝贺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中国经济学家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这样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对国际上经济学科的发展做贡献。同时，我还提出一个命题，预测21世纪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

现在已过了十年的时间，重新回顾当初提出的命题，我对这个预测实现的信心不仅没减弱而且是增强的。当时我认为21世纪很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首先是根据任何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这个事实。因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而且，大多数重要理论的逻辑经常是很简单的，因此，一个理论不能从其逻辑本身来决定是否重要。其实，一个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这个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是越重要的理论。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疑义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从增量来说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如果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计算，中国现在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半，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因此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则已经是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加入WTO以后，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率超过25%。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增长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一两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所有的主要媒体、杂志，都以大篇幅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国际上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顶级经济学家，包括像Joseph E.Stiglitz教授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中国的常客。中国热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认为我们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进行理论创新的机会。经济规模大，发生在这个经济体的现象就重要，但是一个经济学家要成为经济学大师还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说，3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到了60年代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了90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是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微调，因此，又出现了新古典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简单地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是，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到了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对双轨制的改革普遍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主流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一个经济体系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意见分歧，但是，Larry 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转型，却出乎预料，有了以“休克疗法”来改革才会成功的共识。但是，中国经济1978—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9.9%，并没有像当时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预测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苏联、东欧在进行了“休克疗法”以后，也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绩效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各方面跟中国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如。

另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只有在政府强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下增长速度才可以比零略高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和在日本1991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1998年7.8%，1999年7.1%，2000年8.0%，2001年7.5%，2002年8.0%，是这段时间里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于是认为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一般认为7%或8%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高速的增长，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是增加的，但是中国的能源使用却在下降，这更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于是，匹兹堡大学的Thomas Rawski教授首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问题，官方公布的数字不真实。按他的研究，顶多是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长，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被广为引用。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现在则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比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而不是低。

从上述的例子可知，国外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预测后来证明是不对的。Thomas Rawski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真是假的争论，有些人会说他是中国观察家，不是顶尖的经济学家，不足为道。然而，向苏联、东欧推荐“休克疗法”，认为休克疗法会在短期内给苏联、东欧的经济带来快速转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又对中国“双轨制”改革抱着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是主流的经济学家，而且很多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大师对这么重要的经济问题开出的药方、做出的预测，结果却与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其原因应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大师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的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大师发展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上。

其实，不仅现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和主流文献上的许多理论在解释中国和苏东的转型问题上无能为力，而且许多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也出现了同样的困境。二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地追求经济发展，可是，经济学界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五六十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很糟，而发展比较好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政策从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却是不对的。前天Stiglitz教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人认为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而拉美非常失败，是因为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工程师回到故乡从政，经济学家留在美国教书，而拉美的留学生则相反，经济学家回国主政，工程师留在美国工作。虽然只是一则笑话，但确实刻画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所遇到的窘境。

和五六十年代相比，现代经济学在增长和发展问题上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理论进展，问题是这些理论进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一个经济发展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比如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转为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和经济的规模效益，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成败的关键。然而，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这些追赶成功的经济体，在她们追赶阶段时，其教育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而整体经济规模也比发达国家小。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固然没什么疑问，但它要是关键的决定因素的话，那么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较低、规模又较小的东亚经济应该是无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的。另外，社会主义国家中，像苏联、东欧、古巴等的教育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或有过之。如果说高教育水平并不能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缘故，那么菲律宾奉行的则是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制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亚洲国家亦属前茅，但是菲律宾的经济发展绩效却在最差之列。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很可能同样还无法揭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败背后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热过一阵子后，现在新的热点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研究的重点，是三四百年前美洲各地不同殖民地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所形成的制度如何决定了现在美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三四百年前的外生条件所内生决定的制度即使真的能够决定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那么这样的理论对我们如何改变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也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人们无法回去改变三四百年前的外生条件。何况，美洲国家的发展情况也在变动中，许多拉美国家像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位居当时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之列，经济发展迟缓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的事。另外像智利，在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其他拉丁美洲一样都很差，但在70年代进行了改革以后，经济一直发展甚好。三四百年前的制度条件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用一个不变的条件来解释变动的情况。因此，现在发展经济学的热点同样尚未能真正触及决定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现代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和发展问题上遭遇到同样的困境。一位前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在200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迷失的20年（The Lost Decades）》的文章，讨论从80年代初开始，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指导下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成效。他发现，按照现代经济学里所认为的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主要变量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了显著改进，例如，政府的预算平衡了，市场开放了，金融自由化了，但是，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他发现在60—70年代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中位值是2.5%，但到了80、90年代则下降为零；而宏观经济变得更不稳定，增长速度的上下波动在八九十年代比六七十年代还要大。

所以，就和我国关系重大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来说，现代经济学有关改革和发展的许多理论既难以解释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不足的地方，也难以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不过我认为，任何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并不代表这个现象就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其实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正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佳时机。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在其逻辑体系中能保留的社会经济变量的数量很少，当一个经济学家构建其解释现象的理论时，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到底要作何取舍，我觉得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上的优势在。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方面，中国经济学家理应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更有优势，实际上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提升，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像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多出自英国，20世纪30年代后至今大部分出在美国那样，迎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产生于中国的时代的到来。

然而要把机遇变成现实，中国的经济学家需要克服许多挑战。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天朝大国一下子堕入贫穷落后，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学科，中国学生学经济学是抱着经世济民的目的。因此如黄仁宇教授所说的，在近代史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心里充满着两种情操:救亡和图强。当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时，他们一心想的是救国；当国家处于和平时，他们一心想的则是怎样让中国富强起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为起点，亚当·斯密探讨的就是一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受着中国衰弱和发达国家富强的对比的刺激，中国的学生一心抱着赴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帮助中国重新富强起来。问题在于，取回的经即使是真经也不见得都能适用。况且，细想起来，绝大多数取回的经很可能水土不服。理论模型中所探讨的因果关系只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方才能够成立，远非放诸四海而准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的限制条件，包括文化、社会制度、法律构架、物资条件、市场发育水平，等等，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取回的经在发达国家或许还能适用，但到了中国，很可能因为条件的差异，其适用性值得存疑。更何况，现代经济理论本身是在不断发展中。经济增长理论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到新增长理论，到新制度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到理性预期理论，到新古典综合理论，无一不是在不断地被证伪的过程中前进的。那么，我们要取现代经济学的经回来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到底应当取哪部经？如果我国的经济学教学要真能对我国的改革、发展、现代化做出贡献，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就必须非常清醒，这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

要克服上述挑战，首先老师必须改变自己的教学、研究、思维的方式。现在大学里的优秀教师，在西天取经的思维模式下，一般是把国外的理论搬回来，进行总结，系统整理，进行阐述。1987年我回国时，不论到哪个地方，大家最希望我做的是介绍国外最前沿的理论，这种求知若渴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但是，经济学的教学如果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预测这种现象的演变，进而根据了解和预测来避免或改变这些现象的发展的话，这种追求现代经济学前沿的教学方式并不合适。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通常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那些理论通常是为了解释眼下在发达国家发生的现象，其问题的特性可能和我国的相去甚远，因此那些理论不见得就有什么借鉴意义。有些理论即使是在讨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也常因为那些身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体认，而每有隔靴搔痒之憾。以传统的西天取经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教学，很可能把经济学教育变成刚才Stiglitz教授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教育，误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以至于如上文所说，闹出中国台湾和拉美经济绩效之所以大相径庭的那种笑话。

最近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里，强调我国应该进行自主创新，这个需要不仅反映在科技上，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上我们同样需要自主创新。要做好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老师必须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去了解这种现象，努力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从而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了解我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样的经济学教育才不会沦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式的灌输。

教经济学的老师们，还必须知道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因此，解释一个现象也就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中有些是相互竞争的，一个对，就意味着另一个是错的；有些则是互补的，可以同时都是对的，不过相互补充而已。而且，有时即使一位老师对某一现象提出的理论在目前是对的，我们也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不断在发展的，今天是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到了明天也许就不再具有这样的解释力。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应该牢记《老子》所讲的，“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论都是可道的道，而不是常道。在教学上老师所要教给学生的，不在于一个个现成的，学生毕业以后可以马上运用的理论，而是一些看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要“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在经济学中“道”是什么？“可道”又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经济学的永恒不变的“道”，是“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倾向于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也就是“理性”的基本假设；“可道”则是从这个经济学独特的基本视角为出发点，来观察现实的经济现象所形成的各种解释现象的理论。

要“授人以渔”在经济学的教学上最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建立起一个观察问题的理性视角。那么，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不要教现有的在国外发展起来的理论以及由国内的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理论，其答案则又是肯定的。只有从这些理论来进行教学，才能帮助学生了解经济学的范畴，只不过在教现有的理论时，要给学生强调，这些理论只不过是这种理性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在现实的运用上的一个个范例而已。有些理论，由于其限制条件和我国的具体问题相同，因而有参考借鉴的价值，另外一些理论，条件不同则不能生搬硬套。只有应用把现有的理论的教学视为理性的分析问题的视角，把模型看做现实运用上的若干范例的精神贯穿于经济学的教程中，才能够做到“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教育宗旨。

在本科生的阶段，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会学生在面对一个经济现象时不是去找现成的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而要学会自动自发地用理性的视角来观察这类现象。到了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则必须更前进一步。除了要有正确的分析视角之外，还应该训练他们有能力对根据这个视角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抽象，然后把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用严谨的逻辑表述出来。最好的情况，是学生能用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界通行的数学来建立逻辑模型。其次，任何一个现象只要能够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这个现象可以通过不同限制条件的组合，而用无数多同样是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在这些理论之间，许多会是相互竞争的，有些则是互补的，因此还必须训练研究生学会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并用计量的方法对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进行检验，以验证自己提出的理论和别人提出的理论何者不被证伪，何者可以同时接受；在可同时接受的理论中，各自对现象的影响有多大。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创新型的经济学教育。

简而言之，我对10年前提出的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的论断充满信心，时代给了我们这个机会，需要我们经济学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共同努力，改变我们对经济学的学习目标、研究态度、教学方式、学习方法。如能这样的话，21世纪中国经济学大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辈出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注释】

(1)本文根据2006年3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共性传承与个性彰显”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在世行工作这三年，恰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看到主流经济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到来既未能有前瞻性的预警，爆发后在危机处理上也捉襟见肘，抱残守缺，未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同时，反思了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以来，凡是按照主流发展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多乏善可陈，而经济发展成效卓著的国家，其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经常是离经叛道；这种现象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5年前谈的中国经济学科本身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命题，在现在、在未来都还很重要。
　　留美经济学会成立25年来，对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喜可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成就很大，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如何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解决伴随出现的问题，这既是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也是留美经济学会诸位朋友所共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应孙涤主编邀约，将此旧文借《25周年纪念文集》之一角发表，请留美经济学会的诸位朋友指正。并感谢孙涤对文中个别文字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