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是西方奴隶制文明的发源地。奴隶制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但商品货币关系也有了一定发展。下面以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来说明古希腊经济思想。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4或前355），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的门徒。他在政治上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在经济上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发展商业和货币的经济方针。他著述很多，经济著述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经济论》的希腊原文为“Οικονομικó”，其意义是“家庭管理”。今天，英文economy一词就是从希腊文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所谓“家庭管理”实质上就是奴隶主组织和管理奴隶制经济的各种问题。作为自然经济拥护者，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1]。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2]正由于他是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因此，他总是从物品使用价值角度来考察问题。例如，他认为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3]。又如，他从使用价值角度考察分工的利益，认为分工会使产品制造得更精美，质量更高。他还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分工发展的程度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大小。不仅如此，他还依据生活经验认识到了商品价格波动依存于供求关系变化以及价格波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他举例说，铜器生产过多，黄铜价格就会下跌，工人就会因此而破产。当农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许多农民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其他行业[4]。站在拥护自然经济立场上的色诺芬，尽管重视的是物品的用途（或者说使用价值），但他关于物品对人的效用会随该人拥有物品的多寡而变化的论述却为现代主观价值论提供了思想营养。他这样说：“吃饭的人看到桌上摆放的盘子越多，他越容易产生吃饱的感觉。快乐的持续时间也是这样，面前有许多道菜的人不如中等生活的人情况好。”[5]
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也是苏格拉底的门徒，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是奴隶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的著作很多，与经济学说有关的是其名著《理想国》和《法律论》。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从他的唯心主义理念出发，提出了要按与人类理性一致的正义原则来组织一个能消除贫富对立和社会矛盾的所谓理想共和国的主张。在论述城市或国家起源时，他阐述了专业化和分工的重要思想。他提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每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要，但人们天生却只具有某种才能，故人人不能自我满足，而必须互助，相互交换劳务，于是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结成团体，这些团体联合起来便成为国家[6]。就这样，柏拉图试图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换中寻找到城市的起源。他还提出，专业化分工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个人做很多事情，不如专心做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专门做一种和他性情相近的事，他所生产出来的必然较优和较多。他们进行贸易时，都会从中获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存在着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守护者（执政者）和辅佐者，他们是统治者；另一个阶层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民，他们是被统治者。奴隶则被看作是会讲话的工具，根本没有资格列入组成国家的阶层内。自由民阶层可拥有家庭和私有财产，而辅佐者（战士）和守护者（执政的哲学家）不应有家庭和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和家庭会养成人们的私心和贪欲，产生纷争，因此在国家上层分子中应实行国家供给制和共妻共子。柏拉图宣扬的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试图消除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幻想。他还认为，农业应当成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而商业和贸易又必然会存在。但他对商人持鄙视态度，主张对商人的利润加以限制。他特别反对高利贷，主张禁止放债取息。总之，他拥护自然经济，但在对分工的利益、分工和交换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又包含了一些可为后人所继承和发扬的有价值的见解。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腊最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远胜于老师。他一生著述更多，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论》和《伦理学》两书中。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关于“货殖”问题的分析。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社会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总和的财富，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为获取有用物即使用价值这种财富的经济活动属于“家庭管理”（即经济），这种经济活动是自然的。而无限制地追求货币财富的活动，称为“货殖”，是反自然的。他还从分析商品有不同用途来证明“货殖”的反自然性质。按他的说法，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具有两种用途，例如，一双鞋是用来穿的，同时也可用于交换。前一个用途是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后一个用途不是物品所固有的，因为物品不是为了交换才制造的。同样，如果人们只把货币当作交换的媒介，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另一种自己消费的物品，这种交换行为是自然的，因而属于“家庭管理”（经济）范围。反之，以获取更多货币为目的的交易行为，即把货币当作增殖的手段，这种交易行为就是反自然的，可称为“货殖”，大商人的行为就是“货殖”，他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尤其反对高利贷行为。总之，做交换媒介是货币本身的自然用途，而以货币生更多货币，就是反自然的“货殖”行为[7]。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已经认识到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与作为资本增殖用的货币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是，揭示了不同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是由于各种商品之间存在着等一性或者说等同性。他在论述“公平”这一道德范畴时写道：假设A是一个建筑工人，B是一个鞋匠，A要从B那里获得鞋，必须以自己的产品作为报答。如果商品之间有了比例的均等，互惠的行动就能发生，否则，交换是不平等的，不能进行。又说：互相交换的是职业不同不等的人，但必须使他们成为平等的，他们的“产品必须是等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被交换的东西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比较的原因”[8]。至于这种等同的东西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只说到各种商品都可以还原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货币使各种商品成为相等并可互相交换。他不可能进一步认识到，各种商品之所以能相互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劳动的产品，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才是各种不同商品中包含的共同的东西。对于生活在不平等的奴隶制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来说，人类平等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古希腊思想家来说，能认识到只有各种产品相等才能互相交换，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先见了。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
总之，古希腊思想家拥护自然经济，贬低商品经济，重视农业，轻视手工业，承认小商业的必要性，反对大商业和高利贷。在分析商品货币关系时，对分工、交换、财富等曾冒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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