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工资怎么分配最合理

6.4.1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分析

近10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的事实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过低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劳动收入份额受哪些因素影响,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例如,翁杰(2011)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他认为:首先,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唐东波(2011)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贸易扩张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水平,FDI却不利于当前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经济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形关系,但中国目前仍处于下行区间,进而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总体上呈现逆周期性特征。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贬值、财政支出扩张以及资本深化等均有助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

罗长远、张军(2009)的研究表明,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对劳动收入占比起促进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

黄先海、徐圣(2009)研究发现,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则是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顾乃华(2011)认为,制造业资本深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往往都会伴随着更密集的人力资本投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市场化进程因弱化了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在短期内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下降;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外资招商展开的竞争,加大了外企资本对工人的博弈力量,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为扩大产品出口,需要在产品中嵌入更多的知识投入。因此,伴随一个地区的外贸扩张,其制造业劳动收入占比往往会提高。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2010)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以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将通过减少要素扭曲、提升经济效率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有冲击作用。一方面,国企改制带来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吸引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加速涌入,使要素分配向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企业中,民营和外资股权的上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祁毓、李祥云(2011)认为,在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放松对劳动的保护并将其作为引资“优惠政策”和争取本地选民的重要手段,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应获得的劳动报酬及福利。

方文全(2011)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但是间接地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陈本凤、周敏(2011)运用2001～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实证分析时发现,重工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一方面,工业结构偏向重工业化直接降低了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在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劳动要素所分享到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实施诱致资本利用型技术进步产生,偏离了我国要素禀赋,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6.4.2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探析

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运作效率,实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带来工资分配的扩大从而导致就业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余玲铮、魏下海(2012)认为,在他们所研究样本期间内,金融发展显著加剧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跨越特定门槛值省区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钱忠好、牟燕(2013)认为,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田为民(2012)利用1978～2010年我国的经验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缩小了收入差距,而且市场化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将缩小0.1个百分点;宁光杰(2009)和梁润(2011)都认为教育收益率的差异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杨俊、黄潇、李晓羽(2008)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没能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传导机制与收入分配之间发生联系,但其不会自发形成“教育平等↔收入平等”的良性循环。二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如劳动力市场在性别之间、所有制之之间、行业之间、地区间的分割。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薛进军、高文书(2012)利用全国普查性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已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来源,我国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小时收入差距达到1.65倍,其中约有1/4是由劳动力市场歧视造成的;于良春、张俊双(2013)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平均工资的众多因素时发现,行政垄断程度对平均工资影响程度最大;陈纯槿、李实(2013)认为,过去20年里中国城镇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还存在所有制、户籍、性别、经验和地区因素等导致的市场分割进而导致收入差距的不合理因素,但这些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