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近30年的科技人才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政治为本。其具体表现为:科技国家化、学术政治化、知识分子革命化,科技发展以国防为主,人才管理以改造为主。那么,这一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积累的科技知识分子理论和经验成为建国后中央政府制定科技人才政策的主要依据。建国初期新政府虽然继续沿用“团结、改造”的政策,但随着“左”倾思想越来越占据主流,对科技人才的教育改造胜过团结使用。从1951年的“团结、教育、改造”发展成1958年“科技大跃进”运动中的“又红又专”,最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再教育、给出路”。科技知识分子在一次次改造运动中,主动积极地配合共产党的各种改造措施(给思想“洗澡”、劳动改造等),虽然世界观和立场也已经得到转变,但是却很难得到共产党认可,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认可度越来越低。究其原因,不是科技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而是共产党在政治上始终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一直用政治为本的信念主导着科技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因此科技人才政策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虽然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两度(1956年和1962年)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并反复强调科技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和如何重用,还出台了《科研工作十四条》这一具有进步性的科研管理政策,但都没能彻底扭转局面,政治斗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科技知识分子的头上。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始终都不能信任知识分子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一直都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和立场上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不断地改造才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观念始终左右着中央政府对科技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1951年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35]由此掀起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旧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土地改革、“三反”运动,已经洗心革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却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6]随之而来的就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致使全国55万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更是造成了严重后果。这时毛泽东同志虽然意识到“左”倾的错误,并下令纠“左”,但好景不长。1967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37]正是这种“左”倾观念一直在主导着毛泽东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而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使他个人的观念成为全党的意志,乃至政府决策的依据,因此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
那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就不能信任和使用呢?这是将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和学术研究问题混淆,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和处理学术研究问题。由于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法将群众分成敌、我、友,并采用团结中间派,打击敌对派等方式获得革命成功。建国以后,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都迫使共产党必须首先稳固政权,但这股绷紧的神经始终没有松懈下来,反而越拉越紧,将所有反对声音都看成是蓄意推翻政权,将提出异议的人当作异端加以讨伐。这就必然导致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不同言论问题,将原本是正常的学术争论当作反动言论,将西方先进的理论知识看作思想毒药,把科学知识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当作魔鬼。思想定于一尊的传统和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必然要摧毁知识文化界所崇尚的批判精神和自由言论。
虽然改革开放以前的知识分子政策偏重于改造,但也还有一些科技人才政策对发挥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科技奖励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虽然注重政治教育,但也有一些积极的探索,比如对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以及留学生政策。在人才流动方面,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是不可能的,基本上由政府统一调动安排。客观地评价,这30年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比建国以前强大了,科研实力也提高了,科技人才的管理体制初步确定,科技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这都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1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1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13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13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版, 303页。
[6]潘晔.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创新.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版,133-134页。
[7]胡维佳,张利华等.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版,1-2页。
[8]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769页。
[9]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769页。
[10]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773页。
[1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774页。
[1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版,778页。
[13]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37页。
[14]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39页。
[15]李成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才工作简史(1949-2004),中国人才前沿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387页。
[16]钱临照,谷羽主编.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版,98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编.中国科技发展60年.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2009版,9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5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58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5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66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25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19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版, 519页。
[25]同上。
[26]武衡,杨浚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版,27页。
[27]王桂兰.党的知识分子方略演进.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版,205页。
[28]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版,490页。
[29]李成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才工作简史(1949-2004),中国人才前沿NO.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391页。
[30]武衡,杨浚主编.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版,37页。
[31]江山.共和国档案1949-1996影响新中国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版, 313页。
[32]江山.共和国档案1949-1996影响新中国历史进程的100篇文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版, 320页。
[33]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65页。
[34]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版,84页。
[35]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版,85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版,385页。
[37]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版,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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