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与差距

　　虽然上海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在金融市场规模、环境建设、中介机构、人才基础、政府服务、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诸多软、硬件方面与伦敦、纽约、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1.上海的金融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征:银行主导,居民投资渠道受到较大的制约。前者是指在金融体系中,传统的银行业在金融资源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金融市场以及基于金融市场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处于从属地位。后者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以企业融资为主,由于融资结构比较简单,导致居民缺乏恰当的投资渠道,对居民和家庭的金融服务不足。受制于我国整体的金融结构,上海的金融体系在目前也表现出类似的结构特征,这样的结构与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是存在冲突的。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的制约,上海金融体系结构的问题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上海居民金融资产的结构不合理

　　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结构以低收益的存款和通货为主。具有较高收益和较长投资期限的金融市场工具(股票、国债、企业债)和基金、保险准备金的比重较低。

　　这种资金运用结构严重限制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规模。根据上海统计局2010年的报告分析,“十一五”期间,上海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最高为2009年的7.5%(见表4.7)。同时,这种结构也限制了居民为养老做长期投资的能力,限制了以资本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养老基金业的发展,制约了经济结构向以内需尤其是以消费为主导的调整。

表4.7 “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单位:%

指　标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工资性收入

67.6

70.2

70.9

68.7

68.3

　经营净收入

4.6

4.9

5.2

5

5.1

　财产性收入

1.5

1.6

1.4

1.6

1.6

　转移性收入

26.4

23.3

22.5

24.7

2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

100

100

100

100

　工资性收入

74.8

73.3

71.9

70.8

69.9

　家庭经营纯收入

8.4

7.4

6.2

4.8

4.3

　财产性收入

6

6.6

7.4

7.5

7

　转移性收入

10.8

12.7

14.5

16.9

18.8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系列专题分析报告,2011年。

　　(2)非金融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合理

　　由于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不发达,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外部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参见表4.8)。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存量结构中,贷款的占比最高,而债券明显较低。这种以贷款为主体的资金来源结构不仅使得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而且也使得我国的银行业不能够为中小企业和居民部门提供更多的服务,对经济的平稳发展和转型构成严重制约。事实上,即使是在股票市场中,由于具有多样化功能、健康的多层次市场尚未建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得到的支持也是严重不足的。

表4.8上海主要年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单位:亿元

指　标

2000年

2008年

2009年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1 820.61

5 609.92

6 658.51

国家预算内资金

48.30

83.68

90.26

国内贷款

379.21

1 469.43

1 522.44

债券

4.85

26.02

65.35

利用外资

161.83

264.67

176.15

　　外商直接投资

73.71

192.35

107.21

自筹资金

905.46

2 774.73

3 003.22

　　市自筹

509.93

2 132.07

2 271.12

　　企事业单位自筹

509.93

2 059.20

2 132.07

其他资金

320.96

991.39

1 801.09

本年各项应付投资款

310.42

1 136.33

913.76

　　工程款

76.52

524.64

458.77

　　资料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3)金融部门的结构不合理

　　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繁荣发展的基础,在上海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存量结构中,传统的银行业(存款货币机构)在金融部门中占据了过多的份额,达到89%,而包括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等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比只有11%。传统银行业的比重过大不仅制约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也造成对居民部门的支持不足。例如,在2009年的全部贷款中,居民部门的贷款仅占18.4%,远远低于金融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表4.9)。

表4.9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年末余额(2008~2009年)单位:亿元

指　标

2008年

2009年

　工业贷款

1 895.29

1 435.32

　商业贷款

820.30

965.88

　建筑业贷款

372.11

275.20

　农业贷款

10.33

17.15

　乡镇企业贷款

115.54

118.99

　“三资”企业贷款

171.38

146.01

　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

196.02

274.85

　其他短期贷款

2 766.15

2 989.90

　　# 个人短期消费贷款

63.25

128.93

中长期贷款

11 457.35

15 531.15

　基本建设贷款

3 974.90

5 200.75

　技术改造贷款

168.36

193.65

　其他中长期贷款

7 314.09

10 136.75

　　# 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

3 083.70

4 297.65

融资租赁

117.79

244.53

委托贷款

229.63

355.34

票据融资

824.64

1 743.95

各项垫款

10.86

9.90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10)》。

　　(4)上海金融中心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尽合理

　　在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下,作为金融市场相对集聚的国内金融中心,上海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关于上海以及全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这里可以从核心金融功能——资金集聚和分配¹³以及场外市场的管理权限两个角度予以简单阐释。

　　首先,从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反映的资金集聚和分配功能上看,上海遥遥领先于深圳,但却远远落后于北京。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有政策层面的,但归根到底在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从政策层面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和债券市场的登记、结算和托管都集中在北京是造成上海相对落后的原因。

　　从金融体系结构看,大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位于北京,这是造成北京大额系统收支遥遥领先于上海的更为根本的原因。¹⁴

　　其次,从场外市场的交易来看,主要的场外市场交易在上海完成,但是市场管理机构和自律组织机构不在上海,对银行间市场的管理职能不在上海,而且市场主要的交易中介和投资机构不在上海,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在上海的集聚和上海利用银行间市场来发挥融资、交易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功能的条件。

　　在场外市场方面,上海是银行间市场交易系统(设在外汇交易中心)的所在地,并且集聚了数量众多的交易机构。目前,无论从债券的发行量、交易量还是存量看,银行间市场已经成为债券市场的绝对主体。除了债券交易之外,银行间市场还是我国货币市场工具(拆借、回购)、利率和汇率衍生品交易、外汇交易的场所。因此,上海在债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方面的发展状况就主要取决于上海在银行间市场中的地位。

　　然而,银行间市场并不“属于”上海。作为全国性的无形电子化市场,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系统设在上海的外汇交易中心,但是,从市场管理职能、交易组织功能、融资功能、支付结算功能等几个方面看,上海发挥的作用还有待提高,就是由于市场管理机构和自律组织机构不在上海,对银行间市场的管理职能不在上海,而且市场主要的交易中介和投资机构不在上海。目前,在上海从事银行间市场交易的甲类银行机构只有三家: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资金交易中心,其他甲类银行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是外资银行的主要集聚地,但外资银行不能代理其他机构交易,对市场的影响很小;上海也是基金和证券公司的集聚地,但由于基金、证券公司在市场中的投资和交易份额很小,这些机构的影响力有限。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影响了上海在银行间市场的地位,限制了金融机构在上海的集聚和上海利用银行间市场来发挥融资、交易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功能的条件(殷剑峰,2011)。

　　2.受制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一些制度约束因素影响上海的金融发展

　　既有的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指标体系当中包括了企业环境指标体系和金融环境指标体系(高山,2009)。企业环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市场聚集度、商务成本、金融服务、法律法规、基础设施、政府经济政策、高素质管理人才、高层生活质量等;金融环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及配套机构、货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程度、金融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金融市场准入与自由度、金融监管水平、金融信息透明度、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等。

　　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相对滞后以及转轨过程中存在市场缺陷,我国在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金融自由化程度以及监管效率和法律的执行效率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中国的税收制度与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我国整体的金融体系脆弱性较高。

　　由于我国目前在经济转轨时期还有比较严格的利率管制、资本管制和外汇管理制度,金融开放度和自由化不足,交易成本等摩擦因素的影响较大,必然会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在上海的集聚效应。

　　(1)上海与其他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市场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上海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有较好的竞争优势,但与国际公认的综合型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以反映金融积聚能力的金融机构数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外汇交易两个指标为例,表4.10显示出上海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在机构数量、外汇交易、证券交易等方面的差异。从表中可以看出,纽约、伦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银行在那里开设分行、代表处、代理处和子公司。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交易种类,上海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都有较大差距。

表4.10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

金融中心

面积

(km²)

金融中

心人口

(万)

金融学

院数

上市公

司总数

证券交易

数额

(亿美元)

股票市

场指数

债券

总市值

(亿美元)

债券

交易量

(亿美元)

外汇

交易量

(亿美元)

银行

总数

纽约

945

737

3

2 270

14 126

7 754

371

新加坡

647

400

4

686

1 164.6

1 922.2

2 454.1

9.5

110

香港

1 104

694

2

1 135

462.7

17 025

554.6

67.3

207

伦敦

1 580

750

3

3 091

56 777

2 847

25 743

450

上海

610

1 584

4

833

2 385.2

30 087

508.6

36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

　　(2)我国经济缺乏足够的自由度,是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资金自由流动的场所,金融的国际化与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具体包括金融业务自由化、市场自由化、资金价格自由化、资金流动自由化、货币的国际化即货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的自由度程度比较可见表4.11。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内地在商业自由度和贸易自由度上都劣于香港和新加坡,尤其明显的是在投资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上的差距较大。

表4.11自由度比较

中国内地

香港

新加坡

综合指数

54

89.3

85.7

其中:商业自由度

54.9

88.3

94.6

　　 贸易自由度

68

80

80

　　 财政自由度

77.7

95.3

93

　　 政府自由度

88.6

91.6

86.2

　　 货币自由度

75.5

91.1

89.5

　　 投资许可自由度

30

90

80

　　 金融自由度

30

90

50

　　 产权

20

63.5

90

　　 劳动力自由度

93.6

90

99.3

　　资料来源:项俊波(2007)。

　　(3)我国的金融开放度不足,也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交易量庞大的外汇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的经常项目已经于1996年开放,但是,资本项目依然处于封闭状态,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殷剑峰(2011)根据博源基金会课题的思路计算并比较了2008年若干国家的金融开放度(参见图4.3)。2008年,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只达到了0.39,在样本国家中仅高于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不仅低于德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低于韩国、泰国、菲律宾这样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如果进一步与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和日本作比较,则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尚不及德国和日本在1982年的水平。

　　说明:“金融开放度”等于各国扣除外汇储备的对外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之和与GDP之比。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简称IFS)。

图4.3　2008年若干国家金融体系开放度比较

　　“十一五”期间,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外资金融机构不断聚集,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上海金融市场程度逐步提高,境内金融机构稳步拓展海外业务,但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不可能超越我国整体的金融开放程度。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和较低的金融开放度,上海尚无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是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金的集聚、配置和管理功能。

　　除了以上因素以外,还有一些由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的因素,包括我国金融市场道德水准较低、信用机制意识薄弱、金融道德风险较高(陆红军,2004),以及由于发展历史较短,上海缺乏合格的金融经营人才和金融监管人才的积累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根据伦敦金融城发布的金融中心指数报告¹⁵,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分别位居全球前4位,并且5个指标都显示其竞争力地位不曾动摇,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在这5个指标的排名上基本都一致,只有香港和新加坡在后3个指标的排名上略有变化,香港在法制、信息流动性、透明度等方面好于新加坡,说明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是相对均衡的。而上海的竞争力排名一度在三十几名徘徊,同时上海的5个指标排名差异加大,这说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另外,上海的差距主要是在制度环境等软因素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见表4.12)。这些特征也与我国是一个处于转轨阶段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符。

表4.12金融中心指数(CFCI)报告

CFCI15

CFCI14

CFCI13

CFCI12

CFCI11

名次

总分

名次

总分

名次

总分

名次

总分

名次

总分

伦敦

1

781

1

791

1

795

1

806

1

765

纽约

2

768

2

774

2

786

2

787

2

760

新加坡

3

687

3

701

4

675

4

673

4

660

香港

4

684

4

700

3

695

3

697

3

684

上海

35

538

34

568

31

554

30

527

24

576

　　资料来源:City of Lond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http://www. cityo flondon. gov. uk.

　　上海金融体系虽然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伦敦金融城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8)2010年9月出炉。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排名大幅上升5位,由第十一位升至第六位,自2005年该指数推出以来首次进入前10名。究其主要原因,首先,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过程和危机过后的经济反弹中,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抢眼,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金融业的出色表现引人注目。其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交易市场、制度和产品日益丰富和完善,金融机构的活力、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都显得十分突出。同时,上海金融中心建设重视高端专业人才的引进和提升,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2010年4月初,上海在浦东新区发布“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其主要依据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潜力。因此,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地对上海进行合理定位,这有利于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优势,弥补差距。对照发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一个专业化、高效运作的服务体系和市场发展的环境条件。因此,在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自由化和开放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上海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不断改善金融业发展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升金融产业能级,更好地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包括不断提高货币自由化程度,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当务之急是推进人民币产品的创新,掌握本币产品的定价权,不断促进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私募基金等,不断实现金融市场创新以及优化人力资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