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模式

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一个封建军事专制的、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而且在统治方式上实行政教合一。素丹位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社会各阶层的最高端，不仅是帝国最高的世俗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拥有哈里发的称号，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土耳其国家政权的世俗化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富国强兵的改革，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雏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发动和领导的现代化变革运动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有学者认为，现代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世俗主义的确立。在凯末尔执政时期，是世俗化改革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现代化建设。第二阶段，多党制的确立，世俗主义政党成为在野党。缺少了共和人民党的强制性世俗化政策，伊斯兰主义得以复兴，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民主党等开始成为执政党。第三阶段，伊斯兰复兴试图改变国家世俗化发展道路，但是军方干政阶段，推进了国家世俗与民主制度建设。第四阶段，温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世俗与宗教处于平衡阶段，国家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教俗关系融洽的局面。^[11]

但在土耳其世俗化经济发展中，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改革，还是独立后土耳其的经济改革，土耳其的世俗化经济在中东国家经济发展中都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

（一）世俗化社会政治改革

1.学习西方文明，积极推行军事文化改革

为了使奥斯曼帝国不被沦为西方列强相互瓜分争夺的目标，并努力恢复帝国昔日的地位和风采，国内一些开明政治家开始积极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战争经验，通过聘请军事顾问，引进西方教学设备和教材，大力兴办新的军事学校，训练新式军队等；同时引进印刷术，积极翻译印刷西方军事、科学技术译著（译本）以及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各种突厥文献等，还创办了许多传授西方近代知识课程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随后帝国政府又组建了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法，并将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教育部统筹管理，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为帝国的发展扫清意识形态障碍，培养更多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人才。

2.积极推进宗教制度改革并完善法律制度

土耳其与伊斯兰教的渊源可以追溯至7世纪中期至8世纪，当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一部分突厥人归信了伊斯兰教，10世纪塞尔柱土克曼人实现了伊斯兰化。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更加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世界的传播。但是，为了迎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以凯末尔为领导核心的统治者对本国的宗教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24年3月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废除哈里发制的议案》，决定将所有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土耳其共和国国境。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将宗教信仰作为个人的行为，凯末尔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使宗教同国家政权相分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土耳其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宣布撤销伊斯兰教法和教产基金部，相关基金一律移交总理府，由新成立的国家教产基金处管理使用，统一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同时成立隶属总理府的宗教事务局。这种独创性的尝试，既消除了伊斯兰教凌驾于国家世俗政体之上的组织机构，又使伊斯兰教完全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二是根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有关法令，规定全国的教育机构统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关闭所有教法和教产基金或私人基金会管理下的学校。为了培养高级宗教学者，国家教育部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开设了神学院。此外，为了培养伊玛目、传教师等普通神职人员，土耳其政府专门开办了一些特殊的学校。^[12]

3.坚持不懈地为世俗化发展扫清政治障碍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一个伊斯兰教性质的君主神权国家，即王权（素丹）和教权（哈里发）紧密结合。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素丹征服了阿拉伯的哈里发末代王朝统治的埃及以后，又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尊号，使得素丹不仅成为帝国的君主，还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这种封建神权君主专制制度便成了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凯末尔在进行政府改革时，坚持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通过采取“先废除素丹制，后废除哈里发制”的策略来解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为了使土耳其共和国与人民更加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凯末尔不断遵循以世俗化为核心的改革原则，在土耳其共和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以减少宗教色彩和伊斯兰教性质在国家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文字改革与宣传普及，不仅提高了全体国民的识字率，还大大方便了广大民众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为保存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社会的世俗化进程。

（二）世俗化经济体制改革

土耳其国家政权的世俗化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晚期的富国强兵的改革，同时也促进本国经济的世俗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土地改革。执政党通过制定法律划清了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问题，同时为不动产的划定和登记，以及地价和租税的估定，规定了一套正规的制度，简化了管理制度，促进农业的发展。二是积极鼓励发展地方企业。比如，鼓励私人企业利用地方资本开设公司，发动鼓励民众进行国货消费以替代舶来品，完成国内工业普查，成立国家信贷银行等积极发展本国经济。三是积极修建铁路沟通内地与港口城市之间的经济桥梁。奥斯曼帝国借助欧洲人的力量修建铁路，虽然长度不长，但是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发展。^[13]

独立后的土耳其，为了尽力消除殖民地的残余痕迹，一方面集中大部分国库资金赎买外国资本家手中的铁路、电厂、自来水厂、矿山等企业，努力实现外资企业国有化，同时，土耳其还积极偿还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沉重外债，并确立了努力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将土耳其建设成为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工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为了缓解经济建设的资金压力，土耳其政府通过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来土耳其投资建设，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证。比如，承认外商在土耳其境内可以拥有、保持私人财产，如果在土耳其开办合资企业，不仅可以购买土地，经土耳其政府批准后，可以享有长期的居住权。在此基础上，还设立伊斯坦布尔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颁布了《奖励工业法》，给予私人企业免征免税，降低商品运输价格等一系列优惠条件，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民族经济发展。后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针的转变（即由经济恢复时期推行的发展私人经济，转移到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私人经济便成为国有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战以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从国家主义的经济走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方位开放的发展道路。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从国家主义强制的行政干预，向含有调节机能的市场经济方向不断过渡，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构性转变。但后期由于经济上过分推崇自由化，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失控。第二个阶段从1963年开始，通过实施长达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土耳其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其经济发展特点是一方面政府继续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将经济计划原则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工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第三个阶段是从1983年开始，以军政府还政于民为标志。在坚持实施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同时，继续实施“五年发展计划”。首先，积极鼓励出口，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其次，实行从国家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最后，建立自由经济区，积极吸收外资，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而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便加强对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在国际范围内，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其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土耳其紧跟时代潮流，通过加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和利用现有资源，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土耳其抢抓距离欧洲市场较近的区位优势，积极鼓励出口，同时利用好本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向欧洲国家和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国大力推进商品和劳务出口，促进本国经济由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目前，土耳其经济已初步实现由经济基础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跨越式发展。

（三）世俗化经济发展模式分析

一是积极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与技术短缺问题。尽管在18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开明统治者（政治家）对该帝国的社会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改革，但最终没能摆脱被殖民被灭亡的命运。土耳其独立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经济，为了迅速恢复民族经济的发展，尽快实现国家富强，以凯末尔为首的政府通过与外商签订投资协定，设立自由贸易区，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来鼓励外商来土耳其合办企业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大胆吸收外资，以解决资金与技术短缺问题。二战以后，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继续通过制定优惠的外商投资政策，有效解决了国内经济建设所缺的资金与技术短缺的难题。如，1951—1961年，外国的投资年均达到2200万里拉，占土耳其总投资年平均数的21%，其中85%~ 90%的外资金额投向石油勘探开采，以及化学药品、纺织、电器用具等工业领域。^[14]同时，土耳其政府还通过对外开放鼓励出口与引进外资开拓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大力促进经济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转变。2002年正发党上台以来，土耳其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国内经济建设取得较大成就。据土耳其《民族报》报道，尽管欧洲债务危机形势依旧严峻，中东地区形势紧张，但土耳其吸收外资的良好势头并未受到影响。土耳其经济部部长恰拉扬宣布，2012年1—7月，土耳其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89亿美元。其中，77.4%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于欧洲国家，其中英国19.6亿美元，其次是奥地利和荷兰。从行业看，制造业吸收外资达34亿美元，居首位。^[15]

虽然大量吸收外资为土耳其带来了市场和利润，也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过量的外国投资也为土耳其后期的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削弱了政府对外经济冲击的抵抗力，为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潜在的隐患。如，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能源危机，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土耳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再加上每年大约1/3的外汇收入用来偿还债务，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外资的引入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与经济承载能力相适应，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好外国技术与资本来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

二是鼓励私人资本积极参与民族经济建设与发展。土耳其私人资本与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在土耳其独立之初，为了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凯末尔为首的国家政府颁布《奖励工业法》，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鼓励私人资本积极投身于本国民族工业振兴中，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针的转变，凯末尔政府后期私人资本由鼓励转为限制，成为国有经济的有效补充。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为了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民主党政府在信贷投资，以及利税等方面都重点向私人中心倾向，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私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培养了一批精力旺盛，具有创新观念，以及具备优秀管理能力的企业家。在1961年通过的土耳其宪法为土耳其制定了一个混合型的经济体制，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一种混合型的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同时，为了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效，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的方式和力度随着国有经济的消涨而不断变化。^[16]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减轻对国有企业补贴的财政压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土耳其厄扎尔政府一方面逐步将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将销售所得再用于新的投资。另一方面，下放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并取消政府性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通过上述措施，不仅使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还使其成为中东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三是坚持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土耳其独立以后，为了全面振兴民族工业发展，土耳其政府首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关税法案，严格规定对本国已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口。对本国尚不能生产而又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从而限制外国货物的输入和限制对外国人员的雇佣。在实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的同时，土耳其政府积极鼓励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品来替代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全面贯彻执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这些措施，客观上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土耳其民族工业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尤其是1963年土耳其提出15年长期发展规划之后，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施规模更加扩大。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土耳其政府发现这种以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模式，很难达到工业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换言之，在形势下，以进口替代工业的模式已经过时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土耳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积极鼓励出口，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其次，从国家控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最后，建立自由经济区，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四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早出现并采用权威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并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在经济世俗化的过程中，土耳其根据国内实际与国际变化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以促进本国的现代化。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采取了由经济恢复时期推行的私人经济，转移到了由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和有计划地发展民族经济。二战后，随着国内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土耳其经济体制逐步由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原则走向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全方位开放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政府继续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实行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政策，但是盲目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于是在土耳其军队的干预下，该国政府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重新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同时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土耳其背离凯末尔时代就确立的发展方向。冷战以后，尽管土耳其各政党轮流执政，经济发展模式也受到国内伊斯兰势力的挑战，但是世俗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并在政治上呈现出伊斯兰文化与民主政治相融合的趋势。^[17]根据欧洲议会对外政策司2010年4月份公布的研究，土耳其对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量在逐步上升，而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量正在下降，其贸易重心开始向东转移。土耳其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有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非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中国、阿联酋、美国和伊朗。同时，土耳其与中东及中亚许多国家都签订了双边协议，一旦全面实施，贸易量将大幅增长。虽然与中东国家的贸易曾被忽视，但近来与阿联酋、伊朗和叙利亚的贸易量开始增加。同时，土耳其与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也有所增长。^[18]

据统计，2003—2014年，土耳其经济总量从3049亿美元增长至8001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4559美元增至10404美元。^[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