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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猜想”的提出和西方学术界的论战

时间:2023-06-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从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引发的联想维弗雷多·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20世纪以来猜想与求证的命题。帕累托的“猜想”和巴罗内的论证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并成为“市场社会主义”学术流派的源头。

1.从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引发的联想

维弗雷多·帕累托(V.Pareto,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

1978年的第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诗人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轰动全国。题目是《哥德巴赫猜想》,写的是数学家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艰辛故事。文中写道,相传俄罗斯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时,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科学家来参与谋划。其中有瑞士著作等身的大数学家欧拉(有800余种著作),还有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他的职业是中学教师。就是这位中学教师哥德巴赫,在1742年发现:每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是如此。但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未经过证明的思想、观点,只能称之为“猜想”,尚不能称之为“定理”。他自己不能证明,于是写信向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求教,请他帮助证明这一命题。但是,欧拉直到生命终结也没能作出证明。从此,这就成了困扰成千上万数学家的难题。两三个世纪过去,不知有多少数学家在为证明这个猜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都没能成功。数学界把这个猜想喻为“皇冠上的明珠”。此即数学界里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由来。

我由此联想到在经济学领域里,也有类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20世纪以来猜想与求证的命题。我们不妨借用自然科学领域把没有经过证明的命题叫做“猜想”的说法,把第一个提出用中央计划配置社会主义社会资源的设想以提出者的姓名将其命名为“帕累托猜想”。1992年,《人民日报》社办的内刊刊登了我的一篇题为《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我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比喻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指出对这一猜想的求证过程比“哥德巴赫猜想”的求证过程可能更为艰辛和复杂。现在,20多年过去了,中国求证的实践更丰富了,而且有了对“帕累托猜想”的初步反证结论。我经历和参与了近30多年来中国的“求证”过程,一些亲历、亲为的往事记忆犹新,这促使我写《猜想与求证》这本书,以忆述20世纪世界历史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重大事件动态的壮观图景。

2.帕累托“猜想”的提出和西方学术界的论战

早在100多年前,新古典经济学大师、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Pareto)曾提出一个命题,即计划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他在1902—1903年出版的两卷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假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由它实行经济计划,并“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尽管他自己认为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但毕竟他提出这一假设时是没有经过证明的,因而我们只能把它看做是一个“猜想”[1]

1908年,帕累托的学生巴罗内(E.Barone)撰文发展了他的观点,对全部经济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作出了肯定的论证[2]

他们论证时假设的前提是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不存在交易成本、制度安排与效率高低无关。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对资源配置都是求解一组经济均衡方程,以求得各种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千百次的市场交易求解,也可以通过国家生产部(即中央计划机关)的直接计算求解。他们认为,只要国家生产部能够求解这一联立方程,并据以确定各种稀缺资源的相对价格,而各生产单位能够按照这个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进行交换和安排生产,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就可以取得与市场竞争同样的效果。巴罗内由此而发展和论证了全部资源归公共所有、整个经济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

帕累托的“猜想”和巴罗内的论证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并成为“市场社会主义”学术流派的源头。

针对巴罗内的论证,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L.Von Mises)于1920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他认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机制,不可能激励降低生产耗费,不可能形成合理的价格,所以,中央计划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最终是否符合需求,也无法计算某种产品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原材料,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管理行为不可能合乎经济的原则。他认为巴罗内设想的用中央计划来模拟市场解决劳动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的计算问题是行不通的[3]

应对米赛斯的挑战,1928年,赞同帕累托、巴罗内观点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F.Taylor)发表演说,并于1929年撰文批判了米塞斯的观点。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的指导》一文中,详细说明如何用“试错法”来解决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问题。所谓“试错法”,即通过试验,使中央计划机构得出的价格等于市场中形成的均衡价格。在试验过程中,供大于求则降价,求大于供则涨价,最后形成的是均衡价格,或称影子价格[4]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又译米瑟斯,1881—1973),20世纪影响力巨大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

继米塞斯(L.Von Mises)之后,反对上述观点的又有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哈耶克(F.Hayek)和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L.Robbins)。他们认为,上述设想即使在理论上有可能,在实际中却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到解出方程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就已经过时了[5]

针对哈耶克(F.Hayek)和罗宾斯(L.Robbins)的观点,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兰格(O.Lange)于1936—1937年撰文予以反驳,继续论证用类似竞争市场的试错法(也即“模拟市场”)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的见解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6]。30年之后,即20世纪60年代,兰格认为,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使他的辩论对手当年所指控的求解方程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虚幻。对此,他的论战对手把兰格模式称之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

1944年,哈耶克(F.Hayek)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集中批判了高度集中的、否定竞争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认为它“限制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对于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来说,集中决策必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才有可能充分利用分散于个人和企业的知识和信息”[7]

这场关于运用中央计划机关模拟市场的方式来配置资源是否可行及其效率高低的辩论,就是具有世界影响的20世纪所谓“30年代大论战”。在以后的岁月里,论战双方虽根据经济现实的变化各自提出进一步的论证,但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这场论战是围绕能否把计划看作资源配置方式来讨论的。近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帕累托和巴罗内的设想及其后的论战只是形成了一个理论王国中的“市场社会主义”派别而已,并没有求证到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究竟应当是怎样的。而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从反对的立场上揭示了中央计划机关配置全社会资源的低效、弊端以及不可行,并且完全否定了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节经济的手段的作用。泰勒和兰格等人从捍卫“帕累托猜想”的立场出发,提出可用所谓“试错法”来为之辩护,但他们并不能使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中央计划机关的计划能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8]

这里,我要附带说明,我已多次指出,“计划”与“计划经济”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有些著述中把两者混淆使用是不准确的。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或者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它被喻为“有形之手”或称“看得见的手”。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或调节经济的自发手段,被喻为“无形之手”或称“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以不同形式结合和被不同程度地运用,在当代世界经济实践中已屡见不鲜。但是,“计划经济”与“计划”的区别,不仅是名词与动词或动名词之分,更为重要的是,“计划经济”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是特指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这段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的。它是以中央计划作为全社会资源的直接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配置者。它的信息信号是数量,动员完成计划的手段是行政命令。它首先在苏联形成,随后作为样板模块在所有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后面将详述。)

3.帕累托为何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

“帕累托猜想”隐含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理念。他相信,未来社会的形态是全部资源归社会公共所有,由国家生产部集中管理整个社会经济。这个思想渊源来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帕累托由此而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V.Pareto,Les Systdmes Socialistes(Socialist System)Paris,V.Giard&E.Briere,1902 1903,2v; E.Barone: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1908;translate in F.A.Von Hayek ed.,Colletivist Economic Planning,1935.

[2]E.Barone,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e State,1908;translate in F.A.Von Hayek,ed,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1935.

[3]L.Von Mises,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Arc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 and Sozialpolitik,1920.

[4]F.Taylor,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in O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B.Lippincott(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38.

[5]F.hayek,Socialist Caculation:The Competitive‘Solution’,Economica,1940;L.Robbins: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2nd ed.London;The Macmillam Co.1935.

[6]O.lange,O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in O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B.Lippincott(e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38.

[7]F.Hayek,The Road in Selfdom,1944,Reprint197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江春泽:《关于计划与市场在国际范围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1990年9月30日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绝密件”上报中央领导。1992年个人署名在《改革》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该报告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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