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市的政策建议

5.对上海市的政策建议

5.1　关于创新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布局乃至亚洲地区的经济格局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认为，上海市应当在亚洲由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中承担重要责任。为推动本地区的持续创新，上海市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加大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抓住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契机，积极拓宽新兴产业投融资渠道，改善当前上海新兴产业的资本市场环境。建立合理的融投资体系，对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动尤为重要。上海市政府对新兴产业创新的资金资助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施：第一，建立技术创新资助基金；第二，设立技术创新的奖励措施；第三，增加对企业的人才资助。

第二，引导与协调产业之间各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这种方式可以使企业间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增强产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科研机构与信息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将信息技术、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政府还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引导与协调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联合攻关与协作，促进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企业之间的链接与合作；设立或认定技术转移机构，促进大学、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商业转化；建立“企业对口服务与技术指导”制度，促进上海市智力资源的充分有效发挥；为企业交流提供场所，定期发布产业与技术信息，定期举办各界的交流活动等。

第三，重点培植或引进产业内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可以带动整个行业的创新进程，因此可以由政府重点培植或是引进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发展带动产业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当然这种方式需要注意处理龙头企业、政府和其他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使小企业既能围绕着龙头企业发展，又不会锁定于龙头企业而故步自封，从而能够最终实现产业集群的共同发展、进步。

5.2　关于创业

第一，可通过降低企业成立门槛鼓励创业。目前上海市在创业企业的注册和成立上都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例如简化注册流程、降低注册资金门槛、注册申报网络化、缩短开办公司申请时限等，都是政府可以立即着手改进的。

第二，应多措并举，切实减轻创业企业负担。政府可通过具体政策对创业企业进行适当程度的倾斜，可通过信贷贴息、税费减免等措施给予创业企业切实的支持；通过构建高效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鼓励多方力量参与创业期间的风险投入；通过鼓励联保、金融租赁、知识产权担保等一系列信贷创新，拓宽创业企业融资渠道；此外，还应减少行政环节对创业的干预，增强创业企业的灵活性。

第三，推动产学研合作，构建完善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创业链条。以创业园区、创业投资中心、孵化基地为中心，鼓励高校、社会、金融机构等多方面加强合作，构建鼓励中小企业创业的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圈。

第四，加强创业研究与教育，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技能。政府应积极推动就业观念的转变，采取各种手段鼓励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专才开展创业；建立各类人才培养基地，帮助培训创业者成长。

5.3　关于可持续管理

上海市已经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其未来发展的规划目标中。在上海市的“十二五”规划中，有很多关于鼓励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结合上海市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在企业层面上可从以下几方面采取行动：

5.3.1　制造业服务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已经成为上海市转型发展的主攻方向，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发展各类服务业，实现减物质化，即制造业的服务化是企业的首选策略。在上海市，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以及相关的服务业应该是发展的方向。

5.3.2　重视低碳技术创新。各企业要高度重视早期投入，充分利用政策倾斜所赋予的各项低碳技术研发资金和技术支持，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积极开发利用高效低碳生产技术。

5.3.3　建立绿色品牌和绿色形象。企业在销售环节应增强对绿色产品的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环保知识，增强大众的环保责任感，进而引导市场，促进可持续发展。生产者除了要对产品的性能质量负责，还应承担此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对环境造成影响的责任。

5.3.4　推行绿色生产。企业应对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回收进行全面考虑。生产者不仅在生产阶段实行清洁生产，还要充分考虑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其他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形成贯穿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制造加工、运输销售、消费及回收再利用全过程的绿色生产观念。

【注释】

[1]《财富》（Fortune　Magazine）隶属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时代公司。杂志自1954年推出全球500强排行榜，历来都是经济界关注的焦点，影响巨大。2012年财富500强榜单针对各公司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财务年度营业收入进行排名。数字以各公司报告为准，比较对象为最初报告的上一年数字。

[2]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这个词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文中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

[3]破坏性创新的概念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荷兰人熊彼特在1912年最早提出的。他把创新视为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并创造新的结构。他还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创新就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者贬值，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利润）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

[4]Hobday于1995年发表文章《扮演市场后进入者角色的东亚国家企业：电子领域的技术学习研究》（East Asian Latecomer Firms：Learning the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s），阐述了东亚国家作为市场后进入者的特点，并对他们的学习模式进行了剖析。

[5]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这一术语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但从工程的广泛性去研究它，从反求的科学性去深化它，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反求工程类似于反向推理，属于逆向思维体系。它以社会方法学为指导，以现代设计理论、方法、技术为基础，运用各种专业人员的工程设计经验、知识和创新思维，对已有的产品进行解剖、分析、重构和再创造。在工程设计领域，它具有独特的内涵，可以说它是对设计的设计。

[6]Rogerio C.Caliaa，Fabio M.Guerrinib ＆Gilnei L.Mourac，Innovation Networks：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Business Model Reconfiguration.Technovation，27（2007）：426-432.

[7]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前身是1971年由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8]参见《全球创业观察2010年度报告》。

[9]J.A.Timmons，New Venture Creation（4th Ed.）.IL：Burr Ridge，1994.

[10]G.Hofstede，Culture’s Consequences.SAGE publications，Inc.，1980.

[11]G.Hofstede，G.J.Hofstede ＆M.Minkov，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3rd Ed.）.McGraw-Hill，2010.

[12]“企业的资源基础论”由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于1984年提出。资源论的假设是：企业具有不同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这些资源可转变成独特的能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

[13]“文化理论”的五维度模型由霍夫斯蒂德（Geer　Hofstede）于1980年提出。

[14]角南笃：《日本的创业体系以及中小型企业的作用》，《科技创业》2003年第11期，第54—55页。

[15]全球创业观察（GEM）始于1999年，是一家提供全球创业信息的非盈利联合研究体，是全球最大的创业活动独立研究机构。

[16]Jintong Tang，How Entrepreneurs Discover Opportunities in China：An Institutional View.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7（2010）：461-479.

[17]蒲祖生：《企业合作网络的效率、交易风险及治理机制研究——基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关系的视角》，《经济社会体制研究》2008年第5期，第186—188页。

[18]1994年奥维亚特（Oviatt）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在理论界第一次明确定义了一种快速进行国际化发展的新型企业，即“从企业成立就通过利用多个国家的资源向多个国家销售产品并积极寻求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组织”。奈特（Knight）和卡瓦斯基尔（Cavusgil）则称之为“天生国际化企业”（born globals），并指出这类企业是“小型的，通常是技术导向的，从成立之初就进行国际经营的企业”。之后，Knight对“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具体界定为：“一个从成立之初就从国际市场的销售中寻求相当部分的收入的企业。”

[19]参见《中国中小企业2009、2010蓝皮书》。

[20]William J.Baumol and Wallace E.Oates，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2nd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1]王金南、杨金田等：《中国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的改革设计》，《环境科学研究》1998年第11期。

[22]严法善、林仁方：《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生产力研究》2003年第5期，第200—202页。

[23]刘清莲：《企业的绿色品牌战略》，《消费导刊》2008年第18期，第26—27页。

[24]黄志斌：《绿色和谐管理论：生态时代管理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薛求知、阎海峰：《跨国公司全球学——新角度审视跨国公司》，《南开管理评论》2001年第2期，第36—38页。

[26]童昕：《集群中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以电子制造的无铅化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6期，第6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