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增长研究

第一章　导　论

“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1]。

——罗伯特.E.卢卡斯

1.1　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历史理性的核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信念。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人们深信不疑，并为历史所证明。她宛如一种坚定的信仰，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燃起一盏明灯。

信之，盖思之。经济增长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其增长的源泉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开始至今，人们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征途上历经磨难，无论是遭遇“黯淡的科学^[1]”的发难，还是得出多少“不愉快的结果^[2]”，经济学家们仍然前赴后继。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悲情被Marshall(1920)和Schumpeter(1934)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对长期增长的乐观所取代，但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却粉碎了新古典乐观的预言。恰在此时，Keynes的理论横空出世，开辟了宏观经济研究的新天地。然而，Keynes理论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克服萧条和减少失业，加上其短期静态分析方法的局限，使Keynes理论无法直接用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分析，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似乎失去了信心。直到Harrod(1939)和Domar(1946)模型的出现，将Keynes有效需求理论长期动态化，又重燃起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热情。而Harrod-Domar模型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最早的数学模型，它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从思想分析到模型分析的第一次飞跃。随后，以Solow 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为起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其研究史上的黄金时代。西方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卷入对增长理论的研究，Swan(1956)、Kaldor(1957)等著名经济学家围绕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Arrow(1962)和Uzawa(1965)则为技术进步内生化做了突破性的工作。直至70年代末，经济增长一直是职业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领域。此后，由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太多“不愉快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沉寂了15年。时隔多年，Romer(1986)和Lucas(1988)^[3]发表了两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文献，通过引入收益递增，强调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分别消除了Arrow(1962)和Uzawa(1965)模型中的“不愉快的结果”，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三次飞跃，并开辟了“新”增长理论研究领域。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在Romer和Lucas路线之外，提出了改造新古典模型的一些新颖思路，但并无大的突破。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说，“物是感觉(要素)的组合^[4]”，更多的是从哲学层次来讨论知识的可知性和相对性。根据马赫的思想，知识是可感知的、相对的，是一种基于经验式的心理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存在心理和物理过程的合一。正是基于世界可知性的信念，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努力地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便正如Lucas所说，“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

旅游业^[5]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1841年英国人托马斯·库克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标志近代旅游业形成。我国旅游业以1923年陈光浦在上海商业银行设立旅行部^[6]为开端，发展较晚。由于旅行社提供的整体产品包括了食、住、行、游、购、娱等单项产品，而这些单项产品分别来源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中业、旅馆业、旅游业(指旅行社)、娱乐服务业^[7]等行业，涉及行业广泛。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在讨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时候，更津津乐道于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了上述几大行业的广义的旅游业定义。但事实上，由于我国旅游业的统计口径仅指“旅行社”业，这便给广义旅游业的经济增长核算和经济增长回归分析带来了诸多不变。至今，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每年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上没有“旅游增加值”的概念，而是“旅游总收入”的概念，并以此来衡量广义的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以“旅游总收入”来测算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容易夸大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水平。

1993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了国家旅游局制度的《旅游行业标准归口管理范围》，确定了旅游业的归口管理框架，《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旅游业的统计口径基本上就是按照其管理的归口单位进行的。其统计部门包括旅游管理机构、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旅游车船公司、旅游商贸服务公司和其他旅游企业。旅游总收入基本按这些统计口径范围内企业的营业收入计算而来，缺乏增加值数据。即便是这些，按照标准产业分类也是跨了很多行业部门的。旅游统计的缺位，成为研究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瓶颈。不少学者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从不少侧面研究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但目前，依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统计口径的“旅游业”的“旅游总收入”等基础数据，对其进行旅游经济贡献、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旅游业在政策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国民经济的真实贡献率、旅游经济增长的源泉人们仍然不得而知。对于这样的结果，在从事旅游研究这5年里，每逢想起，便会有一种想获得结果的渴望。这种念头，如灵诗舞动，翩然于我，无法释怀。真要开始研究时，却又顿感其不可承受之重。这让我想起弗里德曼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既然无法释怀，那就迎难而上好了，就算是应验卢卡斯(Lucas)的那句话吧。维有日日勤勉，发奋努力，好赶在“日落之前，找到我的归巢^[8]”。

1.1.2　研究意义

一国(地区)经济产出水平是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净值四个变量决定，增加值检验了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然而，在相同的统计口径内，“旅游总收入”与其对应的“旅游增加值”到底有何差异？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各要素的贡献率如何？旅游业投资是否有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大力发展旅游经济1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个难解的谜。在旅游统计存在缺失，旅游卫星账户没有建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去理会这些问题，或者避重就轻的绕过去？

对中国旅游业的研究，的确是个可大亦可小的问题。小到只有旅行社业来代表旅游业，反正对中国目前绝大多数旅游者而言，他们所购买的旅游产品基本上是从旅行社购买的，其供应链上的其他环节的生产和消耗均已记入其所在的行业，并不影响中国经济的总量统计。而要把旅游业从大处来研究，旅游业又可以大到横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中业、旅馆业、旅游业(指旅行社)、娱乐服务业等行业。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旅游业，怎样寻找旅游经济增长的要素，怎样客观评价旅游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研究的意义就在于：

(1)理清旅游产业研究的范围，采用《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的“旅游业”来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实现在现行旅游统计口径与学界旅游经济研究范围的统一，避免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对象和层次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结论给大众带来的疑惑；

(2)运用有效的经济学、统计学方法以求得旅游经济增长的要素及其贡献率，以明晰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旅游经济增长的要素及其贡献率、检验旅游投资的有效性、并为将来的旅游经济管理、旅游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1.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因素。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世界范围“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研究，探索旅游业产生、发展的原因。二是在宏观研究基础上以我国1992～2005年间旅游发展为实证，对《中国旅游业就业目标体系与战略措施研究》所指的旅游特征产业，即指广义旅游产业。本书称之为“大口径”旅游业。包括13个行业：旅行社及类似机构、旅馆业及类似设施、餐饮业、娱乐服务业、零售业、铁路客运业、航空客运业、水上客运业、公路客运业、公共设施服务业(市内公共汽车电车业、出租汽车业、轨道交通业、市内轮渡业、其他市内交通业、风景名胜区业、园林绿化业、自然保护区管理业、环境卫生业、市政工程管理业)、租赁服务业、邮电通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对这个层次旅游业的研究主要是为小口径旅游业研究做环境分析，并提取旅游业影响因子。三是对小口径旅游业增长要素及其贡献率、要素的空间运动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等进行深入研究。《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的“旅游业”，本书称其为“小口径”旅游业，行业界线包括旅游管理机构、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旅游车船公司、旅游商贸服务公司和其他旅游企业。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题目没有提及“旅游业的增长”，是因为严格意义的旅游业目前尚不成立，世界和国内的产业分类里均没有独立的旅游业，统计数据也不是独立的。旅游经济学目前也不是部门经济学，而是一门应用经济学。对于旅游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其边界如何确定，学术界和业界均没有一个明确定答案。一般来说，一个产业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2]：一是该产业符合社会需要，能为当时经济和生活条件下的消费者所接受，从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二是该产业生产已进入商业领域，具备一定的规模；三是该产业有专门的具有专业化的从业人员，包括专门的设计、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群体；四是具有专业化的生产技术装备和技术经济特点。旅行社业具备这样的产业形成条件，因此旅行社也即指狭义的旅游业。但目前，一般意义上业界和学界所指定旅游业，超出了旅行社业这个范畴，与很多其他产业部门发生交叉，因此广义范围的旅游业边界很难界定，也没有关于广义旅游业的行业统计数据。我们在旅游经济的研究中，是借助经济学的思想和基本原理来解释旅游经济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本研究指向对旅游及相关行业的旅游经济的研究，主要采用数据为《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所列范围的旅游经济范畴。

1.3　研究进展

经济增长问题始终是经济学家关注的主要课题，从亚当·斯密(Smith.Adam)就很明确地表示“每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加该国的财富的威力”[3]。1776年斯密(Smith)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斯密(Smith)对经济学形成以来经济学家的影响之深是无人能及的。他在这本书中指出“国民财富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他认为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着分工水平。在谈到英属殖民地发展较快的原因时，斯密(Smith)认为主要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良好的土地，二是英国的好制度[4]。事实上，在往后的两百多年中，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解释基本上都在这些范畴中：劳动力、资本、分工和制度。在经济增长研究的道路上，经济学家们也正是依循上述思路而形成各种研究分支和流派的。

两百多年来，人们从未停止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许多经济学巨匠(如A.Smith、K.Marx、D.Ricardo、J.Schumpeter 等)都对经济增长问题作出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并留下了许多闪烁其思想的理论成果。正如多马(Domar，1957)所说，人类积累的增长理论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了一个人一生的阅读量。在经济增长研究史中，有几个里程碑式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1939、1946)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从思想分析到模型分析的一次飞跃；50年代，索洛(Solow，1956)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并发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作用，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黄金时代”；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9)发表两篇重要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了“新经济增长”时代。

经济增长理论200余年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经济学200多年的发展史。以拉姆齐(Ramsey，1928)[5]1928年的经典本书为分水岭，我们把经济增长理论一分为二。1928年以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称之为古典增长理论(为了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称呼相一致)；1928年以后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6]。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Ramsey模型为基础，大多采用一般均衡、竞争性均衡、边际分析等方法。经历了从简单一元回归(Baumol，1986，AER)[7]、到多元回归(Barro，1991，QJE；Barro等，1992，JPE)[8]、Panel Data(Islam，1995，QJE)[9]、时间序列分析(Durlauf和Quah，1998 ，NBER)[10]、非参数估计(Quah，1996，EJ)[11]分析的过程。研究中的假设条件不断放松，市场结构从“竞争性市场”到“竞争性市场+外部性”，发展到“非竞争性市场”，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正如Ben Fine(2000)[12]所指出，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变量的独立性。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上，变量之是相互影响的，独立性无法保证；二是数据基于模型所进行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三是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但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后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将沿两个方向进行，第一个方向是沿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复杂的数学模型更精确地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向是计量检验的研究，包括引入更多变量、对变量进行调整以具有现实性、定性因素的定量化等。对旅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1.3.1　旅游经济增长研究

1.国外旅游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国外对旅游经济增长研究主要是研究旅游经济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开始就有实证和个案研究的传统。学者们一般都是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角度，对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旅游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如Gary Camden Meyer(1975)[13]以明尼苏达州为例揭示了区域旅游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TSM(1976)[14]就夏威夷的情况讨论了旅游管理部门在旅游规划和经济发展；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6)[15]针对美国旅游发展状况，讨论了美国旅游经济发展潜力和问题；Rosemary Louise Lee(1977)[16]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探讨了阶级结构与旅游发展的关系；Eric E.Rodenburg(1980)[17]以巴厘岛为实证对象，研究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范围；Rajasundram SathiendrakumarClem Tisdell(1989)[18]探讨了马尔代夫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A.M.Williams and G.Shaw(1988)[19]出版专著讨论基于西欧旅游发展经验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Barry p.Andrew(1997)[20]、Clem Tisdell 和Jie Wen(1991)[21]研究中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

近期的旅游经济研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反应了旅游发展的热点问题，如乡村旅游问题、大众旅游的负面效应及控制问题等，并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旅游经济研究中，对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检验。

Archer B.(1995)[22]对百慕大群岛的旅游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Archer B.和Fletcher J.(1996)[23]塞舌尔旅游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Henry E W,Deane B.(1997)[24]考察了爱尔兰1990～1995年间旅游业对爱尔兰经济的贡献度。密歇根州立大学Stynes,Daniel J.(1997,1999)[25，26]的两篇文章详细给出了测算旅游影响的方法。Wager J E.(1997)[27]运用社会核算矩阵^[9]来检验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社会核算矩阵是一种分析和显示数据较系统全面框架，能较好的测算区域经济的乘数效应。Turgut Var(1999)[28]等人分析了东盟七国旅游经济发展情况。Gang Xu.(1999)[29]针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旅游的发展，采用特定区域的分析方法，对不同经济类型的三个地区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进来的论述，较全面的评述了中国90年代旅游经济的发展，认为“旅游业在农村-城市移民过程中，旅游业是一个重要的拉动因素。”另外，Xu.还在著作中讨论了旅游和社会发展的关系。Jenny Briedenhann 和Eugenia Wickens(2004)[30]则注意到了近年来乡村旅游的热潮，对欠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将发展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必由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两位学者认为，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注重地区间的合作，并批评了南非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R.N.Ghosh(2003)[31]等人则较全面的我们为描述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国家开发旅游过程中的得与失。面对大众旅游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文化冲突、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影响，提出系统管理等方法。Tosun C,Timothy D J(2003)[32]以土耳其为实证研究了旅游增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不平等的问题。Chi-Chur Chao、Bharat Hazari(2005)[33]等人研究了在预付现金经济中旅游对福利的影响，发现旅游发展会使非贸易货物价格上升，从而增加贸易条件改进的风险。预付现金契约会引致消费扭曲。对旅游需求而言，当其贸易条件改善所得大于(或小于)因消费扭曲而导致的损失时，旅游业是福利增加(或降低)性质的。Hyun Jeong Kim ed.(2004)[34]等人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考察了台湾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台湾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并且双向关联，也即台湾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互相加强的作用。香港工艺大学(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酒店与旅游管理系Julie Jie Wen and Clement A.Tisdell.(2001)[35]编著《旅游与中国发展：政策、区域、经济增长与生态旅游》(Tourism and China’s development：Policies，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ecotourism)比较系统的研究了旅游与中国经济发展。Chi-Ok Oh(2005)[36]以韩国为实证，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法和二向量自我回归法(VAR)检验了韩国旅游发展与韩国经济扩张的关系，结果发现旅游发展与韩国经济扩张没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国外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从旅游业产出的角度探索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引致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等，对于探索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成果还较少，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

目前，不少国家采用了旅游TSA账户，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德国、加拿大、美国、土耳其、印度、瑞士等国，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充分，对于旅游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多采用投入-产出法，并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用于研究旅游专业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旅游影响研究越来越趋于科学化。

2.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看，国内对旅游经济研究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旅游经济的特征，包括旅游经济的总体特征和时空特征描述性研究；从产出角度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主要是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就业、GDP等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从企业、行业和产业角度对旅游经济组织及其发展影响的研究；旅游业增加值的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的竞争力、综合实力评价；对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的探索，主要是运用关联分析、主成分分析或者聚类分析等找出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国内旅游经济研究所涉及的领域较广，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但由于中国旅游统计目前尚未采用发达国家所普及的旅游卫星账户(TSA)，所以，对于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数量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

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旅游增加值测算方法；对旅游经济的总量变化特征及各种乘数效应研究；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探讨入境旅游、制度因素、技术因素等对旅游产出的影响及对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寻找等。本书选择同本本书“旅游经济增长”研究相关的领域进行文献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增加值的测算；旅游乘数效应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的测度；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等几个方面。

(1)旅游增加值的测算

囿于统计口径和统计方式上的缺陷，常规国民经济统计中未有旅游业的概念，旅游业分散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中业、旅馆业、旅游业(指旅行社)、娱乐服务业等部门，旅游业对区域社会经济贡献的定量测度一直是一个难题。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李江帆、李美云(1999)[37]首先提出通过建立旅游业中各个相关行业的旅游剥离系数，来测定旅游业增加值的方法，为科学测算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影响作出重要贡献。2000年，联合国发布《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Recommende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38]，旅游业终于拥有测算旅游经济影响的国际行业标准。林刚、雄虎彪(2000)[39]用产业增加值与该产业总产出测算该产业增加值率，最终测算出旅游增加值，定量评价了旅游业对桂林国民经济的贡献。李志青(2001)[40]引入TSA账户，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对旅游业产出进行解释，并以上海为例做了实证分析，测算了上海的旅游GDP。潘建民等(2002)[41]结合2000年广西投入产出表，建立广西旅游卫星账户，测算了广西旅游业的增加值及其对广西社会经济的贡献。根据李江帆等人提出的测算旅游增加值的办法，智瑞芝、卢妍(2003)[42]等对黑龙江旅游增加值进行了测算； 2004年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43]利用TSA测算了旅游业对中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影响，发表《The Impact of Travel & Tourism on Jobs and The Economy in China and HongKong》。康蓉(2006)[44]根据WTTC的卫星账户指南讨论了我国建设旅游卫星账户的思路以及旅游业增加值的测算。这些成果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定量研究。杨炳铎(2006)[45]根据WTTC卫星账户原则构建了北京2002的旅游卫星账号。

(2)旅游乘数效应及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测度

李江帆(2001)[46]通过合并、改编广东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广东旅游业对其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具体计算出旅游业产业关联系数及波及效应，拓展了科学、定量研究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左冰(2002)[47]采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我国的旅游产出乘数和就业乘数，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的综合旅游就业乘数为1.59(职工就业乘数)，综合旅游就业乘数为1.69(在业人口就业乘数)，这个结果与我国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和部分旅游学者多年来一直沿用的直接就业/次生就业为1：5的比例相去甚远。吴国新(2003)[48]通过对旅游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做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的旅游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张帆、王雷震、李春光等(2003)[49]从旅游业关联度、旅游乘数效应、旅游增加值经济贡献率、对社会就业贡献等几个方面测算了旅游业对秦皇岛市经济发展影响。后来王雷震、张帆、李春光等(2006)[50]又对旅游对区域经济贡献度的测量方法深入研究。李兴绪等(2004)[51]通过1997～2002年云南统计年鉴资料，研究了旅游业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根据云南199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云南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及带动效应。魏颖(2005)[52]对张帆等对秦皇岛旅游经济贡献测度的方法，测算了杭州旅游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何佳梅，贾跃千等(2005)[53]从整体角度出发，根据C-D函数构造了国内画出总值关于旅游收入的生产函数，并构建了旅游收入乘数整体求解模型，测算了我国旅游收入产出弹性。王联兵、米文宝(2005)[54]等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定量评价了宁夏旅游业在西部旅游业中的综合竞争位势。张滢、宋岭(2006)[55]等采用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对旅游业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研究的方法，测算了乌鲁木齐旅游业对其国民经济的影响，并具体测算了旅游业产业关联系数及波及效应。魏卫、陈雪钧(2006)[56]综合李江帆和张帆的方法测算了湖北省历年旅游业增加值、历年收入需求弹性，并对湖北省旅游产业经济贡献做了综合评价。

(3)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研究

陆林、余凤龙(2005)[57]通过计算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测算了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并认为造成旅游经济区域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袁虹、吴丽(2006)[58]运用灰色关联法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国内旅游人数、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关联度进行的测量，得出结论“便利的交通环境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梁艺桦、杨新军、马晓龙(2006)[59]同样运用灰色关联动态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旅游发展的因素进行判别，揭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因子。其中，影响最大的因子是全国图书、杂志和报纸出版量因子的灰色关联度最高。陈海波、刘洁、张瑾(2006)[60]采用Panel-Data模型对江苏省区域旅游接待人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江苏省内各地级市中，每增加1万人次旅游接待人数，各地区的旅游收入增加的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并采用WARD(离差平方和法)对各地级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南京、无锡、苏州和泰州属于第一类，即吸引游客更多，可进一步提高旅游收入。庞丽、王铮、刘清春[61](2006)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进行检验结果，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入境旅游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入境旅游通过对第三产业的带动引起GDP增长加快，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明显。但通过趋势分析，发现从增长势头看中部地区相对增长最快，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才是东部地区。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者对我国旅游经济研究主要是对总量经济变化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如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就业、财政收入等的影响研究；其次就是对旅游发展中的某些因素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研究，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总收入等对GDP的影响；上述两种类型的研究其逻辑起点都是“旅游业(或旅游业的个别因素)对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个别因素)等的影响”。只有少数学者试图从另一个思维方向来探索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如杨新军用灰色关联法来计算不同因素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这方面的研究实质是在探索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只有知道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好地引导经济增长前进的方向。就好比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们从未间断对国民经济增长因素的探索一样。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研究方向。

事实上，已经有部分经济学家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受新古典的影响，要知道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产出和投入，需要知道索洛方程或者索洛的改进方程中各个因素的数量。由于我国没有采用旅游卫星账户，常年以来以旅游总收入来判断旅游业的发展，无法准确判断旅游业的实际增加值。因而，这些尝试最先是从测算旅游GDP开始的。李江帆、李美云、张帆等人就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在我国没有建立旅游卫星账户之前，在没有更好的测算影响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方法之前，我想，沿着前人已经开创的这个领域，继续往前一步做一些尝试探索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性是必要的。

1.3.2　旅游经济增长机制研究

所谓机制，是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对增长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增长的机制；产业因素与经济增长的机制；空间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经济增长要素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彭水军、包群(2006)[62]通过将存量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探讨了在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不断耗竭的约束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对平衡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各经济变量以及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给出其经济学解释。张冰、金戈(2006)[63]研究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杨华武(2005)[64]将技术进步分为技术创新和技术革新，他认为，技术进步通过消费者的理性选择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主要和直接的推动力，技术革新促进经济增长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关。

汪晓文(2005)[65]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新经济时代的增长动力机制。以该理论为基础，研究甘肃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提出快速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水平，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动力和途径。王明照、王馗(2004)[66]也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作用和制进行了分析。桁林(2003)[67] 认为“干中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后进国家尤为如此。并指出了“干中学”的两点主要特征：“干中学”是与资本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迅速地实现赶超速度是伴随着资本积累增长过程而实现的；“干中学”使得资源配置有利于技术模仿，长期来看，不能鼓励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因此，“千中学”增长机制的作用是历史的、有条件的。

郭寻(2006)[68]对旅游经济运行中政府规制进行了探讨。司正家(2001)[69]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与西部走开发经济增长的源泉必然是多元的和多样的.对于一个经济转型中国家(地区)来说更应重视制度因素和 经济内能 增长的作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区域经济利益。区域经济增长机制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区际传递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制度创新机稍、社套保障和稳定机制。西部地区要走出“惟区位论 、“惟资本论”的误区，着力于市场化改革和社会稳定机制的创新。李建耀、马海霞(2004)[70]认为“金三角”经济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对新疆经济，特别是对北疆次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行政机制不合理、中心城市发展不突出和区域经济传递不顺畅是制约该经济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推进其经济增长机制的整合是培育全面、快速、健康、和谐的“金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

林平忠(2004)[71] 应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以美国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股市一方面通过稳定总需求、增加投资资金来源达到稳定经济的效用；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一国潜在的GNP，以共同达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效果。股市的长期繁荣将改变边际消费倾向，扩大乘数效应；通过加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弥补通货膨胀缺口和资金供给缺口，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张宗成、肖永(2004)[72]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微观分析。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传导机制.结合中国转型期经济的实际情况对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假设。从总体上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影响不大。苏胜强(2002)[73]通过对资本、技术和制度的层次性和逻辑斯蒂特性的分析，建立了一个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经济系统的演化和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和地位。匡霞(2004)[74]具体分析了两大问题：一是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资本市场可以通过流动性支持、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散与公司控制等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认为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积聚、技术创新、扩大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路径来实现经济增长。

曹宇、周卫峰(2006)[75]研究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主要基本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省都存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劳均资本不存在收敛性。因此，新古典收敛机制和技术扩散收敛机制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现实中并没有自动发挥作用；劳均资本积累和TFP增长的变动趋势共同解释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相比较而言，前者的作用更为重要，未来若干年内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各地区劳均资本的变动趋势决定。赵伟、马瑞永(2005)[76]探讨了经济增长收敛的微观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个微观机制，分别为资本收敛机制、技术收敛机制以及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同时，实证结果不表明，资本收敛机制和劳动生产率收敛机制均表现出了“俱乐部收敛”特征。尽管中国经济局部阶段出现了发散性，但总体仍表现出了一定的收敛性，收敛的主要原因是区际间的贸易和投资以及技术交流促使技术收敛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由于微观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经济增长的实际收敛速度较慢，并且要低于理论的预测值。

2.产业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成娟(2006)[77]探索了产业集群作为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认为培育地方产业集群，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实现区域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提高的有效途径。刘凤英(2004)[78]主张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群内企业的高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区域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资本。资本在群内经过放大、整合，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集群效益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且也有赖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的政府调节会推动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周毅(2004)[79]则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包括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建立运行良好、系统完整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安虎森(2001)[80]认为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运行是以劳动力长边最大限度地替代资本(技术)短边。超强度地开发土地资源维系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迫使这些地区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形成了长边扩展难遏止的恶性循环。可将国家的各种转移支村和政策性贷款集中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提供贫困成员改善生产基础条件和环境条件所需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援，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扶贫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它不是一场运动，更不是创造“政绩”工程。

3.区域空间因素与经济增长机制

王凯(2005)[81]分析了我国省际毗邻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中空间矛盾的现实特征以及对区域空间矛盾进行调控的重要意义。同时，提出了旅游经济空间矛盾调控的相应切入点，其中主要包括整合旅游资源、形成优势产品，共铸品牌形象、联手开拓市场，协调旅游规划、优化空间结构以及健全协调机制、调节利益冲突等。李全胜(2005)[82]对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及其对新疆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由此归纳出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圈形成中值得借鉴的经验，提出了充分发挥乌昌党委和“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圈协作委员会”的协调功能，不断完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快乌昌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形成的对策建议。

4.其他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夏锦文、徐佩(2006)[83]试图讨论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所要求的不同的增长方式如何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促进或者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陈清泰(2005)[84]主张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着力点是转变经济增长机制，其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徐勇、孙洛平(2004)[85] 简要说明由“人际关系网”集群模式的形成机制，并指出 “人际关系网”看似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更高的竞争力。从分工的角度来看，当市场规制和企业制度比较完善时，人们更倾向于利用市场或企业来组织分工。然而，我国的一些中小城镇，虽然不具备市场规制和企业制度方面的优势，却通过产业群集的方式使分工不断深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模式。

此外，蔡眆(2005)[86]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目标与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徐涛(2005)[87]探讨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动力机制的建立。范剑平(2002)[88]阐述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如何转换的方式。刘霞辉(2002)[89]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机制，造成经济效率低下和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增长机制呈现了一系列过渡性的特征，须采取有效对策，转变经济增长机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邱文彬、陈国生、刘松军(2001)[90]通过对湖南在改革开放多年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析，探讨了湖南经济渡动性及其结构矛盾。对开放程度、使用外资额、企业原定资产投资额、工业效率、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多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采用因子分析法等多种计量手段，分析湖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揭示湖南省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吴永保(2006)[91]认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和城市发展的基本结构形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武汉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进入了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逐步转换的历史阶段，加快实现这一转换，是武汉实现在中部率先崛起城市使命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为实现城市发展模式创新，我们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关系，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王云才(2002)[92]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旅游经济系统内在的因果关系、系统响应与过程。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建立了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综上所述，对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主要在于通过探讨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由要素主导而形成的区域产业组织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进行判断。其次，是对区域经济集聚、扩散等产业组织行为过程的规律性进行探讨，再次，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及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模拟和仿真，探讨经济系统内在的因果关系、系统响应与过程。此外，也有运用社会学理论“人际关系网”，对区域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与经济增长机制进行研究。

1.3.3　对已有研究的探讨

从上文的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从亚当·斯密到乔根森，人们从未间断过。但由于众多原因，对于旅游经济这个新生的经济门类，目前尚未吸引太多经济学家的眼球。旅游活动所引发的经济、社会行为，以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人们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在发达国家，旅游活动是一种休憩，是一种寻求精神放松和价值体现的活动，人们更注重它的社会效果，因此，旅游行为的经济性是其次的，也因此，人们对旅游的研究并未与传统或者新经济增长理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欠发达国家而言，人们更注重旅游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他们试图将旅游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或者经济门类进行研究，但囿于旅游行为所涉及的相关产业门类众多，边界模糊，难于将纯粹的旅游经济活动从其他行业经济门类中剥离出来，因此，对于旅游经济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旅游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大多数仅限于描述性，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原因的定性研究鲜见。究其原因，本书主要从研究范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关联的。

1.关于研究范畴

研究的范畴不清是旅游经济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旅游经济是新生的，这一领域的核心概念界定含糊，尤其是对 “旅游”、“旅游者”和“旅游业”的三个概念，众多纷纭，含混不清。又由于对旅游行为的界定不一，从逻辑上影响对“旅游产业”的界定，研究边界不明，讨论对象不一，产生众多莫名地争论。

2.关于研究对象

对旅游经济研究对象的争议是旅游经济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旅游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的争论，观点不同，影响了旅游研究的进程。由于旅游的行业地位目前尚未确立，对于旅游经济相关领域的统计缺失，就我国而言，主要统计口径是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车船公司等为主体的旅游经济实体。统计口径未能真实的反映旅游经济行为，给研究带来困难，研究成果不能真实反映旅游经济现象。一些学者，从大口径旅游范畴，即与旅游活动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行业中将旅游的贡献剥离出来，测算旅游的经济增加值及其影响。这种方法的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其剥离方法的正确性与适用性值得探讨。就其研究范畴考虑，亦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在以团队游为主的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活动所涉及的几个行业的产品的消费均已包含在旅行社的整体线路产品之中。而且，随着旅游活动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过程的发展，与旅游相关联的产业越来越多，那么是否也应该将其从所涉及的所有产业中都剥离出来呢？但若仅已旅行社为研究口径，又难于解释自助游所产生的旅游影响。因此，如何界定旅游行为，从何种口径来研究旅游经济是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也即，我们对旅游经济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这里还涉及了对旅游这一行为的价值观角度的界定问题。

3.关于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受制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由于前两者的问题波及到研究方法，旅游经济研究中主要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含糊波及产生的。目前的研究中，有社会矩阵法分析旅游的社会影响，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灰色关联等研究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用ANP法、AHP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评价旅游竞争力，用Granger相关性分析来测算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在旅游经济增长因素研究中，目前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研究“那些因素影响旅游发展”，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的成果鲜见。

【注释】

[1]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刻画工业革命前的长期经济波动，该理论预测，长期稳定的工资率将不会改变；技术进步只会造成稳定状态人口量的增加，而非工资率的上升。如此悲观的结论，使当时的经济学被人称为“黯淡的科学”。

[2]索洛-斯旺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的代表性模型，它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放松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虽然其模型能够满足均衡增长的条件，但却导出经济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这样一个外生变量所决定的结果。因此，这一模型的经济意义被很多经济学家称之为“不愉快的结果”。

[3]Paul 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4，No 5(October 1986).pp，1002-1037；Lucas，Robert 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2，pp.3-42，(1988).

[4]马赫(著).洪谦等译.感觉的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5]此处特指狭义旅游业，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94)分类标准。新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分类标准去掉了“旅游业”的称法，而换之以“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商业服务”中单列“旅行社”。

[6]1927年独立挂牌，正式更名为“中国旅行社”。

[7]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94)分类标准。

[8]当代诗人郭曰方的诗。

[9]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是以矩阵的形式反映的国民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它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增加了非生产性部门(机构账户)，如居民、政府、世界其他地区，以二维表的形式全面反映了整个经济活动的收入流和支出流，不仅能反映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还能反映非生产部门之间以及非生产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