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动与结构性失业

第四节　技术变动与结构性失业

一、技术进步与就业的补偿机制

对技术性失业的最早关注可追溯到19世纪初，19世纪几乎所有的古典派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包括萨伊、西斯蒙第、李嘉图、拉姆塞、马尔萨斯、西尼尔、马克思、穆勒等。在这其中，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技术变动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是短期的，另一派则认为技术性失业是长期的。

在此基础上，人们围绕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展开了很多的讨论。例如，Howard和King对“补偿理论”的重新辩解。Vivarelli（1995）将技术进步影响失业的补偿机制进一步归纳为八种：①通过降低价格从而增加需求。②通过新的投资。③通过降低工资，工资下降会促使企业用劳动替代资本或延缓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过程。④通过新机器生产，带动产业间联系，进行补偿。⑤通过新产品创新。⑥通过技术进步增加的收入，进而转化为消费和投资。⑦通过“熊彼特效应” ，以创新增加投资。⑧通过“庇古效应” ，用价格下降来带动投资增加。 ^[28]

现实情况是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就业增长和失业率的下降之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律。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带来低失业率（德国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也可以带来低就业增长率（德国的20世纪70年代）；同样，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带来高就业增长率（荷兰的20世纪90年代），也能够带来高失业率（美国的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20世纪90年代）。这说明了技术进步与就业和失业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具体结果取决于补偿机制的完善程度。 ^[29]

Vivarelli（1995）通过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技术进步相关资料进行计量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通过价格和产品创新的补偿机制较显著；而在意大利，通过新机器和收入的补偿机制较显著。总体来说，美国的技术进步对就业扩大的正面影响更大一些。

二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相应加快，以美国制造业为例，从1947~1984年，固定资本净存量增长了268%，按固定资本计算的资本技术构成提高了192.4%，与此同时，职工人数仅增长了26%。^[30]这说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新技术的采用而相对缩小了。另一方面，从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的方向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后者对就业的影响是正面的。实际上，资本有机构成等于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比值。表10-3是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0～1997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数值，可以发现资本生产率在大多数时期都是负值，只有美国、法国、意大利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过正值。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节约资本的技术应用不多见，一般采取节约劳动的技术，这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认为劳动生产率越高，失业率越高。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不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时，可获得大量利润，如果用于再投资，就能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就是如此，它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资本生产率较低，但失业率较低。

表10-3　各国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June 1998，p.284.

如第三章第四节论述的那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固有矛盾，各种补偿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因而补偿不可能充分实现。以投资需求为例，投资补偿有赖于利用获得的利润进行迅速再投入。投资要足够地大，这又涉及技术进步收益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割问题，从而形成矛盾：消费需求增加要求收益更多地向工人倾斜，否则产品的价值实现就成为问题，而投资需求增加又要求收益更多地向资本家倾斜。看来，两种补偿机制不可能同时充分实现。而且投资的补偿还要求投资不存在时间的滞后，但这一条件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资本家很难迅速增加投资，如凯恩斯所言，投资不足也是西方国家经常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新的投资过程又伴随着技术变动，形成的是资本密集程度更高、技术更新的项目，则就业补偿的能力更加微弱。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常态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扩大。这一技术特征被以后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证实。

二、就业和失业的结构性特征

产业结构的变化要求劳动力能够进行就业的转移，如果由于技能等原因存在转移障碍，就会形成结构性失业。这里的结构变化不仅包括三大产业之间的变化，也包括三大产业内部的变化。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失业的结构，制造业中一些传统产业的就业增长缓慢，并且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冲击，结构性失业的数量较多。而新兴产业部门的就业比较稳定。

从美国二战后的发展来看，就业结构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内部的变化，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变化，这都会给失业带来冲击。从表10-4中可以看出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美国就业人口中农业部门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47年的13.8%下降到2005年的1.6%。农业工人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就会形成失业人口。下降幅度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明显，1950年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为12.2%，1960年为8.3%，1970年为4.4%，这意味着在每个相邻年份都有较大的变化，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上升。^[31]

同样，在非农产业的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就业结构变化。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在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从1960年的35.3%下降到2005年的16.6%，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则从1960年的64.7%上升到2005年的83.4%。在20世纪80～90年代，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幅度尤其大。

表10-4　美国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化（1960~2005年）

资料来源：根据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6计算。

在第二产业内部，主要是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下降非常突出，从1960年的28.4%下降到2005年的10.7%。在第三产业内部，就业比重上升较快的产业主要是教育卫生、商业服务、娱乐、金融，而贸易交通、信息等行业的就业比重却略有下降。

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第一、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Greenhalgh和Gregory（1997）的研究表明，英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是解释英国失业增加的重要原因。^[32]因为制造业是产业结构的基础，它为国民经济提供技术支持，也对第三产业产生需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很强的就业创造功能。

结构调整要求劳动者转换技能。从技能不匹配的方面来看，失业和空位同时存在证明了有不匹配问题。衡量不匹配的程度一般用贝弗里齐曲线（Beveridge Curve）来反映，横坐标为失业率，纵坐标为空位率，曲线越远离原点，不匹配程度越深，说明失业率与空位率同时上升。斯克卡特（Schettkat）计算了美国的1963～1987年的贝弗里齐曲线，认为从1963~1982年，曲线有一种向右移的趋势，说明不匹配的程度在加深，而1982年以后，又开始向左移动。^[33]但不管怎样，空位率都大大低于失业率，空位率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而失业率在4%～11%之间，可见单纯用技能不匹配不能解释所有的失业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提高了工人的技能。据估计，部门变动引起的不匹配只能解释失业的25%～40%，虽然在有的历史时期可以解释得更多一些。

案例：深圳市失业和空岗并存

记者从今日召开的深圳劳动系统推进职业培训工作会议获悉，深圳每年急需中、高级技能人才3万余人，而每年的培训能力尚不足1万，缺口很大。

据了解，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圳市技能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素质结构不合理、供给渠道不畅、培训能力不强的矛盾日渐突出，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发展。目前深圳技能劳动者仅占社会劳动人口的28.83%，深圳常住劳动人口中，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资格者所占比例仅为0.04%。深圳技能劳动者的技术等级比例中，高级工以上占5.6%、中级工占19.9%、初级工占75%，中高级技术工人比例偏低，中级工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16.1个百分点，高级工比发达国家低29.7个百分点。

从技能人才岗位空缺调查情况来看，近几年深圳每年急需中、高级技能人才3万余人，而深圳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内职业培训机构80%以上不具备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的能力，全市每年培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能力尚不足1万，缺口很大。与此同时，失业与空岗并存，近几年来该市每年都有1万名失业员工需要再就业。这些失业员工，80%以上没有参加过职业训练，无一技之长，实现再就业较为困难。

资料来源：http://www.91px.com/knowledge/21.html。

技术进步不仅对劳动力需求的数量产生影响，而且还对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劳动力的素质乃至身心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失业也呈现出结构性特征。马克思在工人与机器的斗争中也曾提到这些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布雷弗曼和戈登对技术发展、劳动分工使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生的质变做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布雷弗曼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副标题就是“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 ，它暗示了技术进步、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技能简单化，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只有细小操作的工作中，对工作产生厌倦，身心受到损害，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得更为突出。布雷弗曼从管理的起源说起，认为管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工人的控制。有了管理，就有了对劳动的分工，这会达到提高生产率的效果，也能降低雇佣劳动的成本，可见，分工既有其技术上的需要（生产率的提高），也有社会方面的需要（降低工资成本）。随着技术的应用，分工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技术的应用也被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成为其攫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布雷弗曼谈道，“机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资本故意地挫伤了，而不是发展了。 ”^[34]只有对资本家有利的可能性，资本家才乐于将其转化为现实，机器可以替代组织手段、纪律手段的性质会得到发挥与应用，而最先进的、对社会福利最大的机器却未必会被采用。虽然技术得到应用，但大多数工人的技能水平是下降的，只是作为简单的操作工人而存在。只有少数人控制着先进的技术，他们成为企业的领导层。而分工的细化又加强了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使其不敢轻易辞职，否则，就会面临失业的威胁。

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工人内部的职业结构：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办公室人员增多。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也不意味着工人内部出现了分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受资本的控制，尤其是很多岗位由妇女从事，其工资甚至低于工厂中的蓝领。他们的出现只说明是为了适应分工细化的需要，管理部门本身也成为一个劳动过程，也需要控制。此外，布雷弗曼也分析了社会分工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社会分工同样得到细化，它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对工人潜能的束缚。

实际上，技术与分工不可能不对就业的数量产生影响，这种数量更多地体现在数量的结构方面。工作组织和劳动控制方式是决定充分就业与否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是服务于资本的需要，所以常常会以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数量为代价。例如，“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发展最迅速的大量职业部门是与科学技术关系最少的那些部门，使用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而是为了减少从属于它的工人的数目。 ”^[35]这种看法与有机构成提高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相吻合的，对所谓的补偿理论却是一个反击。此外，如上所述，分工使工人的技能受局限，也会影响他在其他部门的就业，这使结构性失业和不匹配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