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成就及其严重后果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出乎意料地快速顺利完成，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经济体制的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要求。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的超额完成，又使毛泽东滋长了过于乐观的情绪，忽视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企图采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经济建设，以使经济发展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超出了中国的国力与国情，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大混乱。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公布了被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标志着此前以工业化和对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取代。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产生于“反右”运动之后和批评“反冒进”的不正常气氛中，它对于“大跃进”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并实际成为“大跃进”的旗帜，被列为“三面红旗”之一。[1]

一、“超英赶美”的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的工业化和富强始终抱着迫切和“只争朝夕”的心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可以迅速发展的信念。1955年冬，将要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提出了一些过急的设想，并且不适当地批评了右倾，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2]毛泽东把这些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同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1956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反映了这种思想。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要求过急、步子过快等问题进一步发展，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生产中片面追求“多”、“快”，忽视“好”、“省”。周恩来、陈云等及时发现并纠正了上述倾向，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由于这一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1957年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毛泽东当时没有反对周恩来等的“反冒进”的不同意见，但实际是不赞成的。1957年9月，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把《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也扫掉了，是“右倾”，是“促退”。他认为要争取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质量更好一点。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及64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会议。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受其启发，毛泽东征得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后，在11月18日的64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会上也提出，15年后，中国的钢产量可以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在致辞中说：“在15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3]随后《人民日报》1958年的元旦社论进一步宣传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并增加了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的内容。这就形成了15年超过英国、40～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发展战略，超英赶美变成了“大跃进”的目标。

二、批判“反冒进”与急于求成思想的发展

由于对周恩来等在1956年的“反冒进”的不满，毛泽东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对“反冒进”进行批评。此后直到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批评，一次又一次地批评“反冒进”，实际上从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为“大跃进”扫除了障碍，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是“大跃进”的准备阶段。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杭州会议和9省2市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3月，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在这些会议上，曾经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年度计划，讨论过工作方法等，但会议的重点是批评“反冒进”，而且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反冒进的性质是在1956～1957年这个时期关于建设规模、建设速度问题上的方针性错误。反冒进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4]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宣称：“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5]

在批评“反冒进”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大跃进”的理论。这些理论，集中地反映在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积极平衡论”。早在1956年，毛泽东从辩证法的角度，就提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平衡总是被不平衡打破，又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平衡。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从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辩证观点出发，批评“反冒进”没有积极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是消极平衡。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社论指出，有两种平衡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使它适应先进的指标，向先进的定额看齐，这是积极的平衡。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消极的态度解决不平衡，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定额和指标，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向落后的指标看齐，这是消极的平衡”。社论最后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6]这篇社论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观点。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不仅为“大跃进”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提出了一些高指标和“左”的政策。首先，南宁会议上提出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准。其次，南宁会议上提出，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成都会议则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还要求全国普遍开展农具改革运动，“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7]最后，成都会议上提出要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8]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在这种急于求成、追求赶超的气氛中，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逐步形成。1958 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

这条总路线，是“大跃进”的总路线。它虽然吸取了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的普遍愿望，但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政治动员性的经济建设口号，其目标很完美（“多、快、好、省”），但实施手段很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既无法量化和监督检查，又容易脱离客观实际。而且，这条总路线实质上强调的是速度，《人民日报》社论这样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10]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提出，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11]充分地体现了总路线的精神。

一、制定高指标推动“大跃进”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对发动“大跃进”起了推动作用，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表现在继续修改和提高生产计划指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修改和提高生产计划指标主要始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此后直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和提高中。下面列出“二五”计划和1958年年度计划的修改，以见一斑。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在“二五”计划建议中规定的“二五”计划期间要完成的国民经济各项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5%，工业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钢产量到1962年达到1050万～1200万吨，煤1.9亿～2.1亿吨，粮食5000亿斤，棉花480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倍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12]这是一个比较适当，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计划。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国家计委调整的“二五”计划指标为：工业总产值计划平均每年增长26%～32%，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16%，国民收入比“一五”时期增长1倍左右，基本建设投资预算支出为1500亿～1600亿元。主要产品产量到1962年达到：钢2500万～3000万吨，煤3.8亿～4.2亿吨，粮食6000亿～7000亿斤，棉花6500万～7500万担。[13]这与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计划相比，作了大幅度的提高，但这并不是“二五”计划指标提高的终结，1958年8月国家计委提出“二五”计划意见书，规定的指标更高：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3%，农业总产值增长30%左右。各项主要产品产量，到1962年达到：钢8000万吨，煤9亿吨，粮食15000万斤，棉花1500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14]

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关于1958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工业比1957年预计增长13.9%（包括手工业），农业增长6.1%；钢624万吨，增长19.2%；煤15000万吨，增长17.2%；粮食3920亿斤，增长5.9%；棉花3500万担，增长6.7%；基本建设投资145亿元，增长17.8%。3月成都会议拟定的1958年的第二本账，其中规定生产增长速度为：工业33%，农业16.2%，钢35.5%，煤30.1%，粮食16.6%，棉花24.8%，基本建设投资41.5%。[15]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对成都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的第二本账做了修改，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超过710万吨（1957年底定为610万吨，成都会议第二本账是700万吨），煤产量达到18000万吨（1957年底定为14872万吨，成都会议第二本账是16737万吨）。1958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将1958年钢的产量指标，由八大二次会议决定的710万吨，提高到800万～850万吨。6月，经济计划部门向中央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其中1958年钢产量为1000万吨。最终1958年钢产量定为翻一番，即1100万吨（后定为1070万吨）。[16]

高指标可望而不可即，但又要去完成，于是各种特殊的办法应运而生。农业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工业中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狂热便是高指标下的必然结果。

二、农业“大跃进”和亩产“卫星”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年秋冬季，为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2000万～3000万人，11月份6000万~7000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1亿人，[17]拉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在国民经济指标不断拔高的带动下，农业指标也被提高。从6月中旬开始，刚成立的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华东区首先提出，该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1200亿斤，比1957年增长69%。此后，其他各大协作区也纷纷跟进。湘、鄂、赣、粤、桂五省区协作会议估计，春收作物和早稻增产1倍多。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4000多亿斤，增长1倍以上。[18]

为了达到农业增产的目的，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土地大翻身”和高度密植。中央要求各地区在今后两三年内必须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再轮流深耕一次，深耕标准是一尺以上，土层太薄的要在两三年内“借客土”把土层加厚到一尺以上。高度密植，如在某些省区曾要求每亩晚稻蔸数增加到4万、5万或者更多。然而违背科学规律的蛮干并没能带来高产，于是高指标带来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从6月开始，各地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人民日报》予以连续报道：

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

7月23日，河南省遂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小麦亩产7320斤。

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早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分别达到36900斤和10000斤。

9月18日，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最高达到13万多斤。

当时，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大跃进”的“高指标”，也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同时还宣称，现在“我国粮食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19]这些违反科学的宣传，助长了在农业生产和实际经济工作中的虚报浮夸不良风气，从而使“左”的错误泛滥开来。

三、工业“大跃进”与全民大炼钢铁

由于浮夸风和对农业发展形势极端错误的估计，当时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业在逼工业。于是，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便提出各级党委今后工作的中心应该转移到工业方面来。

北戴河会议是8月17~30日举行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及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1959年和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1%，农业总产值增长44%。钢产量达到2700万～3000万吨，粮食产量8000亿～10000亿斤。决定提出，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点。在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这次会议，通过并公开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个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的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1150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以前就定下来了。但到开会时发现，任务十分紧迫。当时已经过去8个月，全国只生产出450万吨钢，要在剩下的4个月内生产600多万吨钢，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一是时间短，任务重；二是当时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差，满足不了钢产量计划指标提高一倍的要求。当时，连毛泽东都担心完不成，曾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表达他的心情。为了实现这个不切实际的指标，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书记挂帅，全民全党搞钢铁的号召。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党中央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促。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各行各业群众性大炼钢铁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各地纷纷组织“大兵团作战”。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不断猛增，9月份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猛增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到10月底，炼钢人数达到6000万人。最多时达到9000万人上阵，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部队都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厂，小土焦炉到处都有。当时，不仅炼铁和炼钢大搞小（小转炉、小土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在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方面也搞起了“小土群”，出现了全民大办地质、全民大办小煤窑、全民大办交通运输、全民大办水利等热潮。对大型现代化企业，也提倡大搞群众运动，叫“大洋群”。

和农业一样，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据《人民日报》披露，1958年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9000吨的生产计划。河南省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炼铁1893.92吨。9 月29日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放“卫星”日。这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和两个日产5000吨钢、一个日产4000吨钢的省。中共中央又确定，10月15日到21日为“钢铁生产高产周”。这样一来，钢铁“卫星”越放越大。《人民日报》宣称：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37万多吨。

经过几千万人的日夜苦干，1958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提前完成钢产量翻番的任务，共生产钢1073万吨。年底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在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产量中，土铁达416万吨，占30.4%。绝大多数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含硫量大大超过冶金部的规定，很难加工和使用。[20]

土法炼铁，成本高，经济效益极差，对资源破坏严重。每一吨铁的成本，大高炉是100元，小高炉则是345元，国家的调拨价格为150元。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产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年财政补贴达40亿元，亏损则达50亿余元以上。为生产土铁、土钢，过量开采煤炭和矿石，滥砍滥伐大量树木，砸掉许多铁锅和铁器，这些损失是无法计算的。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减少了农业的劳动力，本来农作物普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但因缺少劳动力致使大批的粮食和棉花烂在地里。同时，由于工业生产“以钢为纲”，其他工业“停车让路”，致使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共产风”

建立人民公社是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大社开始的。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在高潮中，各地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和制度作了一些改变。有些地区把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大社，并且扩大了经营范围；有些地区自动打破社界、乡界以至县界，进行大协作。这些自发的、只是在某些地区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成都会议上，他重新提出了1955年讲过的小社并大社的主张。1958年4 月8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成都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合作农场，有的叫国营农场或共产主义农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是毛泽东选定的。7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实际上，这是在向全国传达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于是，全国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由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1958年8 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上述谈话的内容。于是“人民公社好”迅速传遍了全国。

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对办公社的步骤、办法，决议也作了具体规定，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公布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1958年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除西藏外，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2个省、区已有85%以上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3个省、区（贵州、宁夏、新疆）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有云南一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至9月29日统计：全国建起人民公社233973个，加入农户12200多万户，占总农户的90.4%。到11月初，参加公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1%。于是在8月下旬到11月初的两个多月内，全国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规模很大，全国平均28.5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有农户6100余户，其中1万至2万户的大社有532个，2万户以上的公社有51个。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公社的公有化程度高，它不但负责农业生产，而且对工、商、学、兵等进行统一管理。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后，统一核算。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搞公共食堂，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在1958年下半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地区制定和宣布了各自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山东省寿张县计划在两年后实现共产主义；10月28日，山东省范县负责人在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急于实现两个过渡，助长了贫富拉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资料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严重侵犯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运动是一次远远超出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给国民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五、第一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得失

1956年，当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毛泽东就敏锐地发现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利于发挥地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出要对现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在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状况。经过一年的探索，1957年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并决定从1957年开始实施。其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把工业、商业、财政方面的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58年，在“大跃进”的不正常气氛中，上述设想被匆忙轻率地实施。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许多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主要措施有：

1．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地方管理

1958年，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7年的39.7%降为13.8%。

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为了让地方能自成体系，过分扩大了地方管理权限。195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215种；中央财政收入中由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降至20%；中央统配、部管物资由532种减为132种，减少了75%；供销工作也改由地方为主来组织。

3．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

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审查批准；某些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关系、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地方批准，只需报中央备案；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1958年7月，中央又提出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即在包干范围内，基建投资由地方自行决定、自我增殖。

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

中央财力从“一五”时期平均占75%，降低为只占50%左右，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从1957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5%提高到1960年的20.6%。

5．下放劳动管理权，商业、银行等管理权，下放教育管理权等权力

这一轮的放权由于局限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局限于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没有真正向企业放权培养独立的商品生产主体，更没有形成市场环境。再加上这次经济体制变革是在“大跃进”中大干快上的氛围中进行，所以它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导致宏观经济的混乱。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渐觉察到许多错误。于是，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力于纠正这些错误。然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开始的“反右倾”打断了这一进程，“大跃进”继续进行。

一、对农村人民公社性质和体制的纠偏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期间突然兴起并迅速推广的新型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此中国共产党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也没有国内外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只能在迅速推广和试验中去总结和完善这个新生体制。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人民公社已经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渐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明确了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

1．划清了两个界限

针对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可以无偿调拨劳力、产品和有些人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从理论和政策上作了深刻的论述和认真的解决。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首先，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这并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现在全国农村已经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其次，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并且明确地指出，这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21]

2．明确了坚持价值规律和承认商品生产与交换存在的必要性

针对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既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了批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

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否定价值规律的倾向，明确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毛泽东还说：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22]

3．解决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国农村进行了整社工作，但是农村的“共产风”并没有完全解决；由于在整社过程中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造成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十分紧张，粮食瞒产私分现象普遍存在。毛泽东在研究中认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解决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因为这次“共产风”的总根子“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23]

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的原因，是“我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存在问题，“现在，我们的人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恐慌”。[24]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论述，说到了人民公社错误的一些实质问题，为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管理体制问题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主义集中两种倾向。

第二次郑州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25]“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对于纠正公社化运动以来体制混乱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使生产队（其规模相当于原来高级社）有了自主权、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共产风”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公社内部各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是，这种体制仍不完全适合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地在继续整社中又提出一些新问题。为了检查整社工作，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为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做准备，从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准备提交给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4月2日到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原则规定，除了重申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提出的方针政策外，主要内容有：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为包产单位，生产小队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它对土地、耕畜、农具和劳力等有固定的使用权，超产收入，除按一定比例上缴生产队外，其余由小队使用和支配；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账目，县联社、公社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无偿调用社员私人的财物，这些账都应当结算清楚，如数归还或者作价归还原主；银行收回的没有到期的贷款，一律退回。原高级社或私人所欠的借贷款，原则上谁欠谁还，已从公社统一扣还的，应当退回；实行供给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要完善现行的工资制度，对供给制进行适当的限制；要保证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力不少于总数的80%，从事其他生产和服务的劳力则不能超过20%，城市、工矿应停止从农村招工，并把可以缩减的临时工退回农村。上述规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正确决定，对于缓和政府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初步解决了人民公社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缓解了党、政府同农民的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深刻认识“左”的错误，仍然肯定人民公社，所以，纠“左”是不彻底的。

二、压缩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要破除迷信，但不要破除科学。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导下，中共中央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定调整计划指标。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经过调整后：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1800万～2000万吨；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钢材由1900万～2000万吨降为1400万吨；机床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油由800万吨降为420万吨；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26]全会提出，1959年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另一方面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提倡经济工作一定要愈做愈细致，一定要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对1958年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作了调整。在工业方面钢产量由原来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原煤由4亿吨降为3.8亿吨，与此相适应，也变动了其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指标。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维持原来的数字，仍为1.05万亿斤，棉花也维持原来的数字，仍为1亿担。其他一些农产品指标都比原来的数字调低了一些。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由原来的360亿元减为260亿～280亿元；限额以上项目由原来的1500个减为1000个左右。[27]上述计划草案指标仍然很高。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的基础上，同意将原定钢产量指标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钢材由1150万吨降为900万吨。195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除了重申上述降低钢和钢材产量指标外，又决定原煤由3.8亿吨降为3.4亿吨；铜由11万吨降为9万吨；发电量由410亿～420亿度降为390亿～400亿度；基本建设投资由260亿～280亿元减为240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1092个减为788个。[28]这个“紧急指示”发出后，各地贯彻得不够有力，截至7月2日，全国各重点工业企业还有70%以上的领导干部没有看到或传达这份中央文件。为此，中共中央在7月7日又发出《关于抓紧传达中央6月13日紧急指示的通知》，要求立即严肃检查，凡未作传达的，至迟必须在7月15日以前认真地作一次传达。

从1958年冬以来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多次进行调整，虽然在计划安排上没有摆脱急于求成、盲目“大跃进”的“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在粮食、棉花方面仍保持过高的指标，其他一些指标也有过高的情况，但是，钢铁等产量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等指标，经过几次压缩，较原来的数字接近实际些。这对于缓解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三、庐山会议的转折

党中央探索纠“左”的进程，因为庐山会议的召开而发生转折。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分前期和后期。后期是从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到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结束这一段时间。

庐山会议的前期仍然是继续纠“左”。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指出当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鉴于庐山会议前期，实事求是地、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空气不浓厚，又听说会议到7月15日结束，担心纠“左”达不到预期目的，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彭德怀的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肯定了1958年的成绩，第二部分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浮夸风的普遍蔓延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带来的“左”的错误等问题。[29]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会议。在对此信讨论时，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而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起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8月2日至16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30]这样，庐山会议后期不但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而且更进一步把“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党政机关和基层干部中去。从此，纠“左”进程不仅被打断，而且鼓励了“左”倾错误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四、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在政治压力下，全国掀起了“再跃进”的高潮，“左”倾错误重新泛滥起来。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再次提高指标。由于不断“反右倾、鼓干劲”，许多原本降低的生产指标又不断加码，要求尽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基本建设方面又上了一批新项目，追加了投资。工交方面、农业方面也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第二，再次掀起各种“大办”的高潮。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再次掀起各种“大办”高潮。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教育，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等等。党中央要求在城市也要大办人民公社，普遍推行城市公共食堂化。各种“大办”，使“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度盛行。平调范围越来越大，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畜力、劳力以及生活用具等，都无偿调用。平调单位，省、地、市、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平调严重。

第三，重搞“小洋群”、“小土群”。1958年为了完成钢铁任务，全国大搞“小土群”（即小转炉，小土炉；土法炼钢；群众运动）。1960年的“小洋群”是由“小土群”发展起来的。“再跃进”时期把发展“小洋群”当做是实现1960年钢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的一项重要措施，要求在1960年内全国所有有煤铁资源的县、市，至少要搞起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基点，有条件的人民公社也要尽可能举办“小土群”的采煤、采矿、炼铁企业。当时还提出了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五小成群”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要搞小有色金属矿、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等。据统计，1960年21个省、市、自治区的1820多万职工中“小洋群”的职工多达686.6万人，在钢铁等工业部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无论是“小土群”，还是“小洋群”，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都造成资源、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巨大浪费。

第四，1960年“再跃进”的一个特点是大搞全民技术革命运动。1960年3 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31]批示要求全国的大中企业要向鞍钢学习。按照以上的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迅速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热潮。根据24个省、市、自治区从1960年1月到3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仅工业交通部门的职工，就提出技术革新建议2530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965万件。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这个时期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通过瞎指挥，不尊重科学，急于求成，浮夸来搞的。

“再跃进”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跃进，反而造成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一片混乱。各种灾难性后果接踵而至，导致我国不得不进入调整时期。

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努力生产，“大跃进”期间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大跃进”并没有使我国国民经济按照预期快速发展，反而使我国陷入困境。

一、“大跃进”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该说动员了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在一个短时期内，有了迅速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产能力大为提高。由于在“大跃进”期间，中央和地方在各个工业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到2200个左右，其中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入使用的有1100个。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约9万多个。重工业部门在这个时期尤其得到了加强，1960年同1957年相比，煤炭部直属煤矿的正规矿井由294对增加到568对；全国55立方米以上的高炉由43座增加到334座，有效容积由1.4万立方米增加到5万立方米；平炉由42座增加到83座；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拖拉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有机合成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新的工业品种大量增加，工业品的自给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了加强，技术水平有了提高。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由334.6亿元增长到721.8亿元，增长了1.16倍；工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由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增加1倍多。

第三，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在工业总产值中，沿海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67.9%下降到65.3%，而内地则由32.1%上升到34.7%。

第四，农村工业第一次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60年，社办工业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33]虽然这些企业大部分在调整时期下马，但是毕竟为后来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五，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1958年初开始，广大农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由于没有量力而行，半拉子工程很多，当时的经济效果很差；有的工程事前对水文地质勘测不够，草率上马，遗留问题很多，但这些工程的大部分经过修改续建，后来也确实发挥了作用。特别是这几年对黄河的治理应该说是有成效的。

二、“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

当然，“大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的大倒退。

1．工农业比例失调

1957~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下降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4.3变为8∶2。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明显下降，农业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了600亿斤。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下降为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2874亿斤。1960年6月15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党中央的报告说，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10个主要城市只能销8～9天。由于严重缺粮，有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患了浮肿病。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天灾人祸，当时全国有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现象。

2．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

196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9亿元，比1959年投资又增多39亿元。1958~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合计996亿元，比“一五”计划五年的总和550亿元还多81%。“一五”计划时期，在国民经济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占24.2%。而1958~1960年的三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9%、39.6%，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时期全部积累率还增加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积累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这就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超过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造成了劳动力、原材料等许多方面的比例失调。

3．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失调

三年“大跃进”期间，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产量指标，造成了工交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一是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造成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二是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1957~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产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加2.03倍，而全国货运量只增加1.1倍，满足不了煤、铁增长的需要。三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一五”计划期间，轻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平均为59.2∶40.8。而1957~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则从55%下降到33.4%，重工业总产值由45%增加到66.6%。

4．国家财政赤字严重

为了满足“大跃进”建设资金的需要，国家通过财政、信贷等方面筹集资金。1958~1960年三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81.8亿元；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3%、11.9%、12.5%。三年财政赤字共计169.4亿元。1961年仍有赤字10.9亿元。用增发钞票的办法弥补赤字，结果造成通货膨胀。1957年末的货币发行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由于增发了钞票，国家掌握的商品购买力的差额高达74.8亿元，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银行的信贷也严重不平衡，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1958年以来，三年投放大于回笼，到1960年末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1.7%，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

5．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明显下降。1960年，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9年下降13.6%；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与上年相比，粮食由373斤下降到327斤，下降了12.3%；食油由4.5斤下降到3.7斤，下降了18%；猪肉由6斤下降到3.1斤，下降了48%。[34]上述数字可能仍然偏高。因为实际上1960年因食品供给不足，引起了普遍严重的饥馑。有的地方每人每天只能吃六两粮食，不得不以瓜菜代食充饥，结果普遍营养不良，不少人因此患病死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达到25.43‰，比1957年高近1.5倍，但是根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推算，1960年前后的死亡率比25.43‰还要高10个千分点左右。据统计，1960年人口死亡率超过40‰的省份就有5个：安徽、贵州、四川、甘肃、青海，严重的地区死亡率甚至超过100‰。估计1960年前后全国人口净减少约2000万人。[35]如此严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人祸”造成的，正如刘少奇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即使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农业大减产，但是如果采取正确措施，仍可避免上述严重饥馑。例如，1959年我国粮食净出口达到415.55万吨，是“一五”计划期间年均出口量的两倍，1960年粮食净出口仍达265.4万吨，高于“一五”计划时期最高出口年度（1956年最高，为250.2万吨）。[36]

思考题：

1．试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发动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

2．简述“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变革及其后果。

3．试述“大跃进”的成就及其后果。

[1]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社会主义总路线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

[3]《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期，第2页。

[4]赵士刚：《共和国经济风云》（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5]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6]《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第121～122页。

[7]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8]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9]《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期，第6页。

[10]《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

[11]《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1期，第7页。

[12]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8页。

[13]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

[15]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16]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页。

[18]同③，第688页。

[19]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20]柳随年、吴敢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03~607页。

[22]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42页。

[23]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1～332页。

[2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26]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27]同①，第447页。

[28]同①，第447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341页。

[30]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

[32]本节参考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462页。

[33]汪海波、董志凯：《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4页。

[34]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35]参见许涤新：《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73页。

[3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