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综合性投资环境分析

一、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调查评价⁽¹⁾

（一）基本目的与范围

评估目的：这个调查是世界银行集团帮助各国评估投资环境、确定改革内容所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提高生产力水平、有效投资、最终创造更多的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在本案例中，通过对中国23个城市的调查评估，对其投资环境的好坏进行排序，并考察投资环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

评估范围：中国23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成都（2001-2002年）以及本溪、大连、长春、哈尔滨、杭州、温州、深圳、江门、南昌、郑州、武汉、长沙、南宁、贵阳、重庆、昆明、西安、兰州（2003年），一共23个评估单元。

（二）评估原则

本着系统性、综合性的原则，软硬投资环境分析相结合，使用一系列涉及投资环境各个不同方面的指标衡量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良程度，对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采用多因素法进行分析。

（三）评估内容

本研究中的投资环境指标分为九类：基础设施、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技能和技术禀赋、国际一体化、私营部门参与、政府效率、税收负担、金融状况。

1.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任何企业都依赖公路运出产品并输入原料。它需要电信网络去与客户以及其他企业联系。燃气、电力和自来水都是企业生产所必须的投入品。很显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设企业愿意选择基础设施完备的地方进行投资，现有企业如果对某地的基础设施不满意将会选择搬迁到其他地方。然而，基础设施也相当昂贵，它多属于公共品的范围。例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份额约占社会总投资额的20%，公共投资的35～55%。因此，基础设施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计算电力的输电损耗、货物在运输中因偷窃和破损等所造成的损失（占总销售额）来测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图11.1描述了我们所选城市的基础设施质量的差异。竖条代表了由于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较低的竖条说明基础设施的质量较高。我们给每个城市一从A到C的评级，用＋或-表示差别的阴影部分，其中＋表示稍好，-表示稍差。

图11.1　城市间基础设施比较

评级如下：大连是惟一获得A^＋的城市（1.2%）；有六个城市获得A：长春和上海（2.0%），杭州（2.1%），本溪（2.2%），重庆（2.3%），兰州（2.4%）；三个城市获得B^＋：西安（2.7%），哈尔滨（2.8%），天津（2.9%）；四个城市获得B：江门，南宁，武汉，郑州，其百分比从3%到3.2%；五个城市属于B^-（3.4%～3.8%）：深圳，广州，北京，长沙，南昌；四个城市获得C（4.1%～5.3%）：成都，贵阳，昆明，温州。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基础设施变量中没有包括诸如道路和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交通拥堵程度等其他重要成份。这些变量对测度投资环境都很重要，特别在已经调查的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中更是如此。但在最开始对中国的经验调查中，发现它们并不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瓶颈。这可能是由于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基础设施部门筹集了大量的投资，导致了它们实质性的改善。

2.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都怀疑中国有很强大的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参见Poncet，2002）。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曾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并在2000年出版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国家计委，2000）。世界银行中国局也正从事一项关于地区保护主义的研究。而且很显然，进入和退出壁垒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潜在的投资者终究不喜欢在进入和退出壁垒高的地方投资。

用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库对进入和退出壁垒做了两个测量。第一，一家公司的产品中卖到外省的份额被解释为其他省市对本企业所在省市设置的进入壁垒，但这个变量并不代表企业所在省份的进入壁垒，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企业必须面对的进入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测量只有第二次调查才有，所以没有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和成都的测量值。图11.2显示了18个城市平均的进入壁垒。

图11.2　城市间市场广度比较

进入壁垒较低的企业所在城市（A^＋）是长春、武汉和重庆，这些城市的企业大概能够把它们产品的75%～76%卖到其他省市。进入壁垒得分为A的城市是杭州和西安，它们的企业能够把产品的71%卖到外省市。得分为B^＋的是大连和温州，它们能够把产品的59%～61%卖到外省市。有五个城市得分为B：长沙、贵阳、郑州、深圳、南昌，大概能卖出它们产品的51%～56%到外省市。得分为B^-的城市有哈尔滨、昆明和兰州，这些城市的企业能卖出它们产品的44%～46%到外省市。有三个城市（C）差距特别大，它们的企业只能卖出36%～41%的产品到外省市。三个城市是本溪，江门和南宁。必须指出，这种排名是有局限性的。企业能把更多的产品卖到外省市可以解释为它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也可以解释为其他省市更好的市场可进入性。但是，本地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在本地销售还是可以作为指标，衡量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

第二个关于退出壁垒的测量，用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衡量。考虑到投资和雇佣或解雇工人的调整成本，企业运行时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然而，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相当高的退出壁垒。图11.3描述了城市过剩生产能力差异。

图11.3　城市间过剩生产能力的比较

退出壁垒最低（A^＋）的城市是深圳（14.3%）和杭州（15.3%），接着是江门22%（A）。B^＋表明过剩生产能力范围为27%～28%，获得B^＋的有六个城市，它们依次是大连、广州、温州、上海、武汉、天津、和长春。B表示过剩生产能力在30%到32%之间，得分在这个范围的城市包括北京、郑州、南昌、重庆和成都。B^-表示过剩生产能力在34%到39%之间，它包括哈尔滨，昆明、长沙、西安和南宁。兰州和贵阳获得C，而获得C^-的本溪和C组城市还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简单表示进入和退出壁垒，把这两个测度结合起来构造出一个加总的评级标准。由于只能获得参与第二轮调查的城市（second-round cities）的省外销售比例数据，需要一种基于可观测信息的方法来计算它们可能的得分。幸运的是，发现企业大小、市场份额、企业年龄、城市人口和城市收入水平能够很好的描述这个标准。⁽²⁾因此有理由假设根据这个方法计算第一轮调查过的五个城市的变量值作为其实际的变量值。⁽³⁾现在，由于两个变量都有完整的观测值，我们可以通过主元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把两个变量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⁴⁾图11.4是计算的结果。

图11.4　进入—退出得分

一般而言，富裕的城市看上去进入-退出壁垒更低。A^＋组城市中包括杭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都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区域。评级为A的城市包括北京、武汉和长春。获B^＋的城市是天津、重庆、深圳、广州和成都。得分为B的城市是温州、大连、郑州、江门、长沙和南昌。得分为B^-的城市有三个，哈尔滨、昆明和贵阳。最后，得分为C的城市包括南宁、兰州和本溪。

3.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除了产品市场外，优良的投资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是用灵活性来刻画的，包括较低的退出壁垒。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能够让工人和雇主实现有效的匹配。例如，如果雇员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或者雇员能发现一个收入更高（其他条件不变）的工作时，雇员和雇主最好能解除合同关系。尽管可以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归入到进入-退出壁垒这个大类中，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这些特征极端重要，还是把它单独归为一类。劳动力市场的退出壁垒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不允许解雇工人的特殊要求，裁减冗员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严格限制雇佣季节性或者合同制工人的法律法规，为雇员提供保险，医疗保障和年金的要求等。投资环境调查用两种方法测量劳动的退出壁垒。第一个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由于裁减临时工和季节性工人相对容易的多，所以一个更高的非终身制工人比例代表了一个更低的退出壁垒。⁽⁵⁾此外，在公司调查中，要求公司直接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它们要求工人下岗而不会被政府处罚，即它们认为企业中冗员的比例有多大。因此，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更高的非终身制劳动力比率和更低的冗员比率来刻画。

在图11.5中，给出了冗员比例和非终身制工人比例的散点图。首先，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之间高度负相关：它们的相关系数是-0.77。因此，完全可以把它们加总到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标中去。计算方法是：-0.71×冗员比率＋0.71×非永久性员工比率（图11.6）⁽⁶⁾。第一轮调查的五个城市的得分是所有样本中最低的，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很快，以至于这五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在1998-2000年间的情况确实比其他城市在2001-2002年间的情况要差。

图11.5　城市间劳动力市场政策比较

图11.6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指数

劳动力市场政策得分为A的城市有两个在广东（深圳和江门），两个在浙江（温州和杭州），还有大连。劳动力市场政策得分为B^＋的城市有郑州、南宁、南昌和兰州。劳动力市场政策得分为B的城市有长春、长沙、西安、贵阳、武汉、昆明、重庆、本溪、哈尔滨和广州。获得B^-的城市是上海、天津、成都和北京。

4.技能和技术禀赋

投资者倾向于朝技术工人丰富和技术先进的地方聚集。有人也许会认为技能和技术不应该成为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可能是企业选择的结果，因而并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的外部投资环境。然而，通过简单的观察就可以发现，许多城市教育水平比较高，是技术型城市，而有的城市教育水平并不高。就已测量的关于一个城市技能和技术形成的长期因素来看，可以把技能和技术看作是投资环境结构的一部分。

为了讨论每个城市的技能和技术所处的位置，用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构造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是受过正规培训的工人的比例。正规培训能够提高工人的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技术工人的比例，他们通常是不同类型的雇员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第三个是每个工人平均R＆D（研究与开发）支出额的自然对数。图11.7和图11.8显示了这三个变量的具体值。

图11.7　城市间的员工质量比较

图11.8　城市间R＆D的比较

备注：为了作图方便，所有变量都加了4，当然这种标准化处理并不影响排列顺序。三个测量相当高度相关。技术人员比例变量和受训练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30。R＆D变量和上述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64。为了表达形式的简洁和方便评级，我们构造了一个关于技能和技术的复合评分（技能-技术），计算公式是：0.54×受训练变量＋0.54×技术人员比例＋0.65×R＆D变量。⁽⁷⁾较高的“技能-技术”分数理所当然地代表了在技能和技术禀赋方面的投资环境较好。结果如图11.9所示。

“技能-技术”复合评分得分为A^＋的城市是杭州和上海，它们的分数分别为2.46和2.39。获得A的有广州、重庆和西安，它们的分数从1.45到1.94。得分为B^＋的有成都、武汉、北京、长春和南昌五个城市，其分数在-0.03到0.89的范围内分布；得分为B的城市包括哈尔滨、温州、大连、长沙、天津和深圳；得分为B^-的城市有贵阳、南宁和江门，其分数分布在–1.55到–0.81之间。得分为C的有昆明、兰州和本溪。

图11.9　技能-技术合成分数

5.国际一体化

对国际市场越开放越能促进经济增长，这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共识。这不仅被宏观证据所证明，而且也被微观证据所证实。许多企业层次的研究表明：有国外合作者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企业和那些面临更大进口竞争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⁸⁾国外厂商的进入鼓励了技术知识和管理诀窍的转移，并能帮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进口商品所占的市场份额越高，就能给国内生产者越多的压力使得它们提高生产效率并寻求更广泛的可获得的原料用于国内生产。所以，良好的投资环境应该鼓励外商进入并鼓励对外国产品的开放。

这里使用了两个测度来描述国际一体化的程度。第一个是测量外国所有权。外国所有权占全部所有权的份额是衡量外国资本存在的一个清晰指标。然而，很久以来都被大家公认的事实是，如果外国投资者与当地企业合作而不是独资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那么潜在的国际一体化的溢出效应更大。第二个指标是每个城市中拥有外国合作者的企业的比例。这种合作通常采用合资的形式，除了所有权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合作方式，如合作研发、培训和营销等，都包含在指标里。

很显然，这两个测度密切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68。为了形式简洁起见，用前面讲过的方法把它们加总到一个测量国际一体化的单一指数中。图11.10显示了加总后的单一指数。

图11.10　国际一体化指数

从结果可以看出，国际化的A^＋级城市有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中20%～40%的公司都有涉外关系（外资所有权或其他类型）；A级城市包括天津和北京；B^＋级城市有很多，包括深圳、杭州、江门、大连、长春和重庆；B级城市包括很多内地省份的城市：武汉、成都、南昌、西安、长沙和哈尔滨；B^-级城市大多数也是内地城市，包括南宁、昆明、贵阳、郑州、本溪和兰州。而温州是沿海城市中惟一的一个B^-级市。

6.私营部门参与

中国政府的重要决策之一就是推进所有制多元化，这主要表现为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和企业经营的非政治化（政企分开）。随着私有企业在中国的增加，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都加快了速度。没有预算约束或失去了有保证的销售市场，私营企业有更大的激励进行创新和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投资环境的调查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投资率。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更公平，使资源流向生产率最优的企业。国有企业因能优先获得金融资源并可能得到政府救援，所以即使效率低下也仍然能继续运营，它们占有了资源并扭曲了企业间的竞争。政企分开做得好的那些城市的经济更具活力，投资环境也更好。

在调查中，衡量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时对国内和国外企业进行了区别对待。这是因为已经把外国所有权归结为影响投资环境的国际一体化要素，而国内私人所有权的重要性远大于外资企业，⁽⁹⁾所以在这里只集中讨论国内私有产权。

图11.11描述了这些城市中私有制的分布情况。国内私有企业比例最高的是温州，它的私有产权比例为82%，得分为A^＋；只有郑州一个城市是A，企业所有权私有的比例占52%；得分为B^＋的四个城市是（占37%～42%）：南宁、武汉、长沙和南昌；有11个城市得B，企业私有产权率在28%到35%之间，它们分别是：昆明、重庆、贵阳、长春、兰州、西安、杭州、本溪、成都、哈尔滨和江门；有两个城B^-：深圳和大连，它们的私有制程度约为23%；得C的一组包括天津、广州和北京，私有产权占17%；上海明显落后，国内私有产权仅占9%。⁽¹⁰⁾

7.政府效率

过去的10年中，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国家在经济的健康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当国家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时，官员主要关注于市场导向和提高政府效率，而不是极大化官僚机构的预算，当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建立一个公共产品（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供给充足的经济环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就能更好地运行（Shleifer and Vishny，1999）。

为了衡量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以判断政府所发挥的是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建构了两个测度：一个是非正式支付的水平，另外一个是司法系统解决商业冲突的时间。本打算还采用另一个测度：政府负担（即管理者需要花多长时间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但在最初的经验研究中，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这个因素没有解释力，所以最终决定将它排除在考虑之外。

图11.11　城市间所有权（国内）重组的比较

图11.12　非正式支付

非正式支付是指给政府和监管部门送礼和行贿的费用所占销售额的比例。图11.12显示的是销售额中付给政府管理者的非正式支付的比例。A^＋级城市是杭州，它的企业只向政府官员付出其销售额的0.007%作为非正式的支付；而A级城市有南宁、上海、大连、郑州和江门，非正式支付占销售额的0.01%到0.02%左右；B^＋级城市有昆明、贵阳、广州、长春、北京和武汉，其费用比为0.021%～0.043%；B级城市包括本溪、天津、成都、南昌和重庆五个城市。这些城市的企业支付比例达到0.07%～0.12%；B^-级城市有长沙、哈尔滨、深圳和兰州，其比例为0.32%～0.50%；抽样中更差的城市是温州和西安，其比例达到了0.32%～0.50%，得分为C。

其中改革的先行城市温州和深圳，非正式支付的比例也很高。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想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毕竟私营企业主对企业的盈利具有剩余索取权。但这不能说明改革导致腐败，尽管改革总是带来腐败的增加。事实上，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简化手续过程，保证规章制度的透明化，促使治理结构更有效，这样私营主就没有必要支付非正式的开支了。

政府提供的另一类重要服务就是司法服务。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生产者的日渐专业化，关系合同（即只与通过各种渠道认识的人订立的合同）越来越次要，而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随着专业化的加深，交易需求增加。为了更有效地计划和调整生产以及确保合同的执行，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图11.13描述的是各城市间地方司法系统解决最近商业纠纷所花时间的比较。这个测度仅对第二轮调查的城市有用。

图11.13　法院审理时间表（以月为单位）

法院解决诉讼的时间相差很大，从大连5.8个月到哈尔滨的13.5个月。A^＋级城市包括大连和深圳（5.8个月）。A级城市包括江门（6.2）、南昌（6.6）、重庆（5.7）和本溪（6.9）。B^＋级只有一个城市，长春（7.2）。B级城市有郑州（8.3）、长沙（8.4）、西安（8.4）、昆明（8.5）、温州（8.6）、南宁（8.7）、兰州（8.8）和杭州（9.4）。时间最长的C级城市有武汉（11）、贵阳（12）和哈尔滨（13.5）。

审理时间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法院是否有足够的司法人员，他们的商法知识和其他相关规则是否到位，以及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是否达到了能够做好司法工作的程度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司法程序和审理案件时间。另外，中国正在向法治经济转型，人们到法院去解决经济纠纷是一个很好现象。法院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但是，如果法院的审理时间拖得太长就会阻碍人们去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愿。衡量司法系统的效力和效能，审理时间不是惟一的参数，其他的参数如司法公平和公正当然也很重要。但在这里，只能用审理时间表示司法系统在整个投资环境中的重要性。

8.税收负担

在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前会首先考虑税收，因为高税率降低企业的动力，税后收入才是企业关注的问题。在很多国家，税收负担在国内的差异极小。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非常分散，在税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地方税费，所以，中国的税收负担是影响地方投资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里，用有效税率体系来衡量税收负担，即用有关销售的全部税收（包括所有形式的税，如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原料税等等）和收费来计算。图11.14描述了城市间有效税率的比较情况。

有效税率的范围从深圳的3.9%（A^＋）到贵阳的10.6%。A级城市有江门（5.6%）、杭州（5.8）和郑州（6.0%）。B^＋级城市包括重庆（6.7%）、武汉（6.7%）、长沙（6.9%）和南昌（7.1%）。B级组有温州（7.5%）、长春（7.5%）、昆明（7.9%）和大连（8.0%）。B^-级组只有两个城市：西安（8.3%）和哈尔滨（8.6%）。C级组有南宁（9.7%），兰州（10.2%）、本溪（10.3%）和贵阳（10.6%）。

9.金融状况

健康的金融服务业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它的功能发挥得很好，就能将资金分配给最有效率的生产部门使用。与企业需要自己确保发展资金（通过非正式贷款、个人财富或直接向私人投资者筹资）的情况相比，它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获得资金对转型国家来说可能尤其重要。事实上，研究者经常将金融称为支撑市场的最重要制度。

图11.14　有效税率

在研究中，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三年的期限中有一年），企业用贸易信用（trade credit，即应付帐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以及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获得银行贷款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很多国家而言，最主要的金融中介就是银行系统。在很多国家，剩余盈利和银行资金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诸如贸易信用之类的非正规贷款在很多情况下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转型国家中（Cull and Xu，2003）。事实上，早期的研究发现获得贸易信用对企业的业绩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对私营企业。很多中国私营企业难以从银行系统中获得正规贷款，因为银行将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银行如何分配贷款同样是很重要，如果银行内负责贷款的官员在分配贷款的时候受到非正式支付的影响，那么贷款就不可能流入生产率最高的部门，相反，它们会流向乐意行贿的企业。

图11.15　资金获得

图11.16　需要通过非正式支付获得贷款的企业比重

图11.15描述的是获得正规和非正规贷款的途径。图11.16描述的是认为要支付非正式费用才能获得贷款的企业比重。注意图11.16中显示出：较富裕的城市中，较少需要支付非正式费用以获得贷款。金融部门的这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发展都很重要，也许建立一个总量指标衡量金融行业的发展比较有效，评分方式如下：首先，将每个变量标准化，使其平均数为0，标准方差为1；金融领域的评分等于能够获得正式贷款的企业的标准化比例，加上通过交易信用获得资金的企业的标准比例，减去需要支付非正式费用获得贷款的企业的标准比例。⁽¹¹⁾每个城市金融评分都表示在图11.17中。

图11.17　金融得分

注：为了看得更清楚，这个金融计分加上了一个常数。

依据这个分数，我们就可以将每个城市按照企业的筹资状况来排名。A级包括杭州、上海、温州和江门。B^＋组有两个大城市，广州和重庆。B组包括北京、大连、西安、长春和成都。B^-组是哈尔滨、长沙、深圳、贵阳、昆明和天津。C组包括本溪、郑州、武汉、兰州、南昌和南宁。

（四）评估结果

各城市的得分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11.1　23个城市个指标得分情况表

注：第一份投资环境调查中没有获得5个城市的法院审理时间和税率。大体上可以根据与其收入最接近的城市来给它们打分，但有两个例外，广州的分数是广东省另外两个城市江门和深圳的平均值；成都的得分是重庆的分数（重庆原来隶属于四川）。北京的得分是大连的分数，天津的得分是武汉的分数，而上海的得分是广州的分数。

为了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首先构建一个理想的样板城市，称之为“Nice”市，其投资环境变量的取值为所有城市该指标中百分位数为90的数值，而对那些值越高表明投资环境越差（比如高税收、行贿受贿等等）的变量则其取值对应百分位数为10的数值。然后将各城市与之比较，以考察每个城市各指标同Nice市各指标的距离。

根据研究，各指标因素对于投资环境好坏的贡献程度为⁽¹²⁾：

（1）最重要的投资环境要素是减少进入与退出壁垒，如果所有城市的投资环境都达到Nice市的水平，改善环境获得的收益中平均有19.5%来自于这个要素；

（2）增强技能与技术贡献17.2%；

（3）增加国外参与的作用为15.7%；

（4）改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贡献是14.5%；

（5）增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的贡献为13.4%；

（6）提高国内私有产权的贡献占9.4%；

（7）降低税收负担贡献了8.8%；

（8）只有1.2%的收益来自于降低法庭判决的等待时间；

（9）改进基础设施和非正常的支付，在改善环境取得的收益中都没有显著的比例。

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北京：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改善投资环境获得的收益中39%来自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¹³⁾）；国内私有化（17%）；进入与退出壁垒（16%）；技能与技术（12%）；金融状况（11%）。除此之外，其他的投资环境因素就显得不重要了。例如，国外参与和税收负担这两种因素在北京的投资环境达到Nice市的水平以后所获得收益中各自只作出了2%的贡献。

本溪：进入与退出壁垒，平均来说，这个因素在改善投资环境所获全部收益中占了40%；技能与技术（20%）；国外参与（10%）；金融状况（9%）；税收负担（9%）；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8%）。此外，提高国内私有产权可以为获得改善投资环境的潜在收益作出4%的贡献。

长春：国外参与（19%）；技能与技术（16%）；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5%）；金融状况（15%）；税收负担（14%）；进入与退出壁垒（11%）；国内私有产权（8%）。对于长春市而言，基础设施，非正式支付以及法庭因素对改善该市的绩效都起不到很明显的作用。

长沙：技能与技术（23%）；进入与退出壁垒（21%）；国外参与（17%）；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3%）；金融状况（11%）；税收负担（8%）；国内私有产权（5%）。在这里，基础设施，法庭以及非正式支付的影响再次显得不那么重要。

成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30%）；进入与退出壁垒（17%）；国外参与（14%）；金融状况（13%）；技能与技术（9%）；国内私有产权（8%）；税收负担（8%）。

重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26%）；国外参与（21%）；进入与退出壁垒（20%）；税收负担（11%）；国内私有产权（9%）；金融状况（8%）。技能与技术因素相对不重要，只作出了5%的贡献。

大连：技能与技术（24%）；国外参与（15%）；进入与退出壁垒（14%）；国内私有产权（14%）；税收负担（15%）。尽管同其他城市一样，基础设施，非正式支付以及法庭延迟因素对大连而言都不太重要，但在这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不太重要，只在潜在收益中作出了3%贡献。

广州：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33%）；国内私有产权（25%）；进入与退出壁垒（20%）；金融状况（12%）以及技能与技术（7%）。对广州市来说，不需要担心的除了三个一般因素以外，还有国外参与和税收负担。

贵阳：技能与技术（17%）；国外参与（14%）；税收负担（14%）；金融状况（11%）；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0%）。相对而言不太重要的因素是国内私有产权（4%）以及法庭判决的时间（2%）。

哈尔滨：进入与退出壁垒（20%）；技能与技术（20%）；国外参与（15%）；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3%）；金融状况（13%）；国内私有化（7%）。法庭判决时间（2%），和基础设施以及非正常的支付的影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杭州：国外参与（32%）；国内私有产权（15%）；税收负担（15%）。其他相对不太重要但仍具有价值的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8%）；金融状况（7%）；法庭判决时间（5%）；进入与退出壁垒（5%）以及技能与技术（4%）。就杭州市而言，基础设施与非正式支付的影响几乎不用考虑。

江门：技能与技术（33%）；国外参与（21%）；进入与退出壁垒（19%）。相对不太重要但影响仍然比较明显的因素包括：国内私有产权（12%）；金融状况（8%）；税收负担（7%）。与以上因素相比，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法庭判决时间、基础设施以及非正式支付等因素就显得不太重要。

昆明：技能与技术（23%）；进入与退出壁垒（23%）；国外参与（15%）；金融状况（13%）；（v）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1%）；税收负担（9%）。其他的因素（包括国内私有产权、基础设施、非正式支付以及法庭判决时间等）相对而言不太重要。

兰州：进入与退出壁垒（25%）；技能与技术（24%）；国外参与（14%）；金融状况（13%）；税收负担（12%）。其他两个相对不太重要，但也值得关注的领域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5%）与国内私有产权（4%）。

南昌：进入与退出壁垒（24%）；国外参与（20%）；金融状况（20%）；技能与技术（14%）。相对次要，但仍比较重要的领域包括：税收负担（9%）；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8%）；国内私有产权（4%）。

南宁：进入与退出壁垒（27%）；技能与技术（24%）；国外参与（16%）；金融状况（15%）；税收负担（13%）。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相对不太重要，但其影响仍比较显著（5%）。

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44%）——对上海而言，这个因素特别重要；国内私有产权（28%），这个方面也是明显落后的一个领域；进入与退出壁垒（14%）。

深圳：改善融资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水平，改进投资环境获得收益中大约25%来源于此；提高国外资本的参与程度（23%）；提高国内私有产权（18%）；改进技能与技术（17%）；降低进入与退出壁垒（15%）。

天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30%）；国内私有产权（17%）；金融状况（16%）；技能与技术（14%）；进入与退出壁垒（14%）。减轻税收负担可以为改进投资环境提供6%的收益。

温州：技能与技术（26%）；国外参与（26%）；进入与退出壁垒（15%）；金融状况（14%）；税收负担（13%）。其他相对次要的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3%），法庭判决的时间（2%）以及基础设施（1.4%）。以上这些影响因素的排列非常有意义。对于非省会的中等城市，比如温州，技能与技术以及国外直接投资（FDI）可能会成为改善投资环境要解决的问题。

武汉：技能与技术（25%）；金融状况（21%）；国外参与（19%）；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5%）。其他相对不太重要但仍然比较有用的措施包括降低进入与退出壁垒（9%），减轻税收负担（8%），以及提高法庭审理的效率（3%）。

西安：西安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其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进入与退出壁垒（24%）；国外参与（18%）；技能与技术（14%）；税收负担（13%）；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12%）；金融状况（11%）。相对不重要但仍值得关注的因素包括国内私有产权（7%）和法庭判决时间（1%）。

郑州：国外参与（22%）；技能与技术（22%）；金融状况（20%）。次要的因素有：税收负担（6%），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4%），以及法庭的判决时间（1%）。最终23个城市的综合排名如表11.2所示。

表11.2　23个城市综合排名

根据表11.2，可以得到以下观察结果：

投资环境总体排名最好的城市是杭州、广州、上海、深圳，得分是A^＋。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重庆、江门、长春和温州。要注意到有两个中型城市（江门和温州）要比其他的23个城市中的大多数都要有更好的绩效表现。得分为A^-的一组包括四个北方城市：天津、大连、北京和郑州。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一些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有：武汉，南昌，西安以及长沙，其中3个都是中部的城市。得分为B的一组包含了4个西部地区的城市：成都，贵阳，昆明和南宁。得分为B^-的一组包括2个东北的城市和一个西部的城市：哈尔滨，兰州和本溪。由这些结果来看，投资环境在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最好的投资环境，但西部和一些东北的城市就比较落后。在中部的那些城市则处于中游水平。

（五）政策建议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表现为在持续的低通货膨胀率下获得了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进步总是由重大的改革措施而导致的，例如：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国有企业的重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进入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等等举措。尽管改革为中国消除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障碍，但新的挑战依然层出不穷，例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7%的高增长率，出口一直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在2000年，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率达到32%。目前，GDP中大约有20%是由出口带来的，要维持出口贸易环节如此高的增长率是相当困难的，毕竟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到3%。实际上，由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在2002年陷入衰退，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大幅度地下降到了仅有5%。因此，中国在将来想要以目前的速度维持稳定的增长，重点应放在创造内需和刺激内需方面。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实际城市失业率是5%-10%，农村失业率达到15%。国有企业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加上成千上万的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创造就业机会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优先目标。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刺激内需和创造就业机会呢？还有哪些其他的改革措施可以帮助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呢？

这个投资环境调查，和世界银行研究人员做的一些相关研究（概要见金立群和尼古拉斯·斯特恩，2002；世界银行，2003；Amiti，2003；BoyreauDebray and Wei，2003；Fang，2003；Gong，Xu and Tan，2003；Wong，2003；Yang，2003），对中国政府的改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意见。根据对如何改革投资环境、追上Nice市建设的分析可知，下一轮改革的重点在于市场制度的完善。例如，一些重要的改革应涉及以下领域：降低和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鼓励外国投资者参与竞争，这二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大的产品市场，从而使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得以奏效；加快科技和技能的升级、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让劳动力市场运作更畅通；让技术和工人进入那些技能和技术可以带来更高产出率的企业；发展金融市场，使资本市场更好地运作，让资本流向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和公司；提高司法效率。至于产权多元化和私有化问题，由于中国已在产权重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此它们在所作的两次投资环境调查中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现在来详细讨论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几个领域⁽¹⁴⁾。

国内市场整合　中国在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方面做得很好，但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做得也不错。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中国仍然缺乏一个一体化的国内市场，这有可能会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Poncet，2002；世界银行，1994；Young，2000；Gong，Xu and Tan，2003；Wong，2003）。这里所作的研究也表明国内市场的整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为了取得税收收入，地方政府有动力保护高利润的企业；为了维持就业，势必要保护国有企业（Bai et al.，forthcoming）。类似的这些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原材料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其他省市的企业，或者阻碍可以做到高值低价的外省企业进入本省市经营。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同时也会降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举个例子，Gong，Xu and Tan（2003）的研究发现，在面临较高的地方保护主义情况下，企业在省内销售的比例惊人地高，这样就阻碍了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实现全部的利益。当问到如果没有了地方保护，企业的潜在效益会有什么变化时，大部分省市的企业都表示企业收入会增加。一些省市的企业收入增加平均可高达9%。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考虑制定政策以降低地方的保护程度。比如说，任何省市都不能利用非关税壁垒阻止其他省市的企业进入它的市场，在税收、技术标准等方面不能歧视其他省市的企业。在交易的各个层面上，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应该进一步得到简化和削减。消灭地区保护主义有利于建立一个流动性市场，使之能够减少区域间的不平等，允许资本和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向投资回报更高的地方。

全球化　本项研究发现，融入世界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参见Dollar，1997；Collier and Dollar，2002）。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之中，中国是无可争议的领先者。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贸易量与GDP比例增加了一倍（在1999年已达到了GDP的41%），1990—1999年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而发达国家仅以2%的速度增长，全球化程度最小的发展中国家还在以1.1%的速度负增长。尽管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做得最好，但国内不同地区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在调查的五个大城市中，上海和广州从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收益。他们成功地运用产权、技术合作等方式，使国外合作者参与其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实际上，广州和上海的重要优势在于其经济中有较高的外资参与水平。而且，有研究表明有外资参与的公司往往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Hallward-Dreimeier，Wallsten，and Xu，2003）。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鼓励外资流入地方经济，而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几个沿海城市的经验表明，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然而，为外资进入创造良好条件并不意味着牺牲地方企业的利益。首先，不平等待遇会让投机者有利可乘，并使政策得到滥用。比如说，当地企业可以谎称自己是合资企业，这样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和其他的好处，而事实上，该企业并没有任何外资的参与（因此，也就没有相关的国外资本流入、专家管理和技术转移带来的收益），白白地给当地政府带来了税收损失。外方（包括来自其他省市的资本）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必须享受平等的待遇，同时当地司法部门能公正的处理商业纠纷。

技能与技术　平均而言，技能和技术是影响经济绩效提高的最重要投资环境因素之一。跨国研究的证据也表明，教育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国家（Thomas et al.，2000）。因此，政府应制定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技能和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从本质上讲，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含有更多技术的资本品，另一方面是有熟练工人和技能能够使用这些技术。资本品的问题能通过大规模动员投资得到解决，更多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

本研究建议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提高贫困地区的技能水平。首先，国家政府要提供更多援助和转移支付。如果城市和农村公立中小学校的大部分预算都由当地政府和本地社区自己解决，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加大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距。不管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方面讲，这都是不可取的。从效率的观点讲，如果潜在资源（比如说，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调拨更多的资源给贫困地区，保证有足够的预算用于教育，使其和发达地区相比有相同的入学水平。

其次，由于政府投资教育的资源有限，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创办私立学校和其他培训中心，特别是那些培养熟练工人的职业培训学校。中国已经通过了一项关于私人经济实体开办学校的立法，这意味着教育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步。期望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的方式，使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教育和其他种类繁多的培训项目。另外，可以考虑推行教育券计划，特别是对贫穷地区和农村实现这种计划。每个年龄段的学生都可以凭借此种教育券进入任何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可以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样，这种教育券计划有可能协调提供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再次，各级政府应该鼓励大规模地发展职业培训。职业培训能使失业和下岗人员掌握新的技能从而走向新的岗位，使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获得工作中所要求的有实际用途的培训。像上海和广州这些地方，不仅有较多的大学生，还有更多的熟练工人在各个部门工作，这两类人才对上海和广州的成功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经验研究也表明，公司拥有的技术熟练工人越多，给员工提供的培训越多，该公司的业绩就越好。研究者们也发现，美国在二战后为退伍的士兵提供的大规模项目培训对美国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劳动力市场改革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尽人意。尽管在过去几十年有了较大发展，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状态。比如说，许多公司的冗员现象严重，但不同城市的冗员程度也很不一样。有些公司临时工的比例很高，而其他的一些公司终身（老）员工比例过大。本研究表明，如果公司在使用劳动力时有灵活性，能够灵活地雇佣和解雇员工，公司的业绩会得到很大地提高（Xu，Zhu and Lin，2002）。

政府已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缓和劳动力市场的僵化，然而它依然是公司怨声载道的地方。劳动力市场没有取得良好进展的原因主要是，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明显的和不明显的）限制。这些限制和其他僵硬的制度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必须放松和废除。更重要的是，中国依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养老金计划只在城市中实行，且该账户不能随人流动，这样，一个员工要想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往往很困难。即使在同一个城市，这种劳动力的流动都很困难，因为社会保障只覆盖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而不包括私人企业。缺乏适当的社会保障正在阻碍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很明显地，中国应该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一个全覆盖的保障体系。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实行普遍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和其他社会保险。这些账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移，以增加和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个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地配置；个人可以选择报酬最高的公司。这样，国有企业裁员也变得相对容易，下岗职工也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在公共部门工作还是在私人企业工作。

金融改革　最近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部门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参阅Cull and Xu，2000，forthcoming，2003；世界银行，1997）。资本持续地流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即使其资本边际生产率较高、创造就业的潜力高于国有企业，它们也仍然只能依赖其他的融资渠道（如向朋友、家人借款，供应商的信用，母公司的资金或利润留存等）。这种资金配置方式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因为资源没有被导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同时它还阻碍了新兴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

另一个阻碍私有企业和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因素是政府对利率的控制。现有的利率控制严重地削弱了银行和借款者之间建立互利关系的能力。在政府的固定利率和私有企业愿意支付的利率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和借款者的互利空间。尽管在自由利率水平下有出现高利贷的可能，但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严厉的监管对其加以约束和控制。实际上，利率控制更有可能导致不规范的银行操作（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高利贷）。以前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南方，如广州，小企业有很强的资金需求，但正式融资渠道极其有限。后果之一就是非法融资活动盛行，填补了正式银行部门的空白。政府应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以促进银行与借款者内在关系的良性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一旦实现利率自由化，则地方分行有足够的动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值得贷款的中小企业也就一定能够获得贷款。实际上，中小企业的业务不断增长，很容易支付较高利息和银行要求的其他费用，以覆盖银行在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所发生的较高的劳动成本和为潜在贷款损失提取坏帐准备的费用（Scott，2003）。

还有一个因素阻碍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那就是现有的政策要求所有的贷款必须用有形资产作抵押。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已建立贷款担保计划，以克服中小企业因提供可接受抵押品的能力有限而带来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绕开利率控制。但是，这些贷款担保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些阻碍，同时还有可能导致新的扭曲，如政府干预（如按照同政府关系的亲疏配置贷款）和道德风险（贷款企业不履行还款义务）。

很明显，政府应该对银行部门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按照商业标准来分配资金。放松对小企业贷款的利率管制，允许银行制定相应的利率水平以充分考虑向小企业贷款时的额外劳动成本和内在风险。如果不能提供充分的利率弹性，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就会受限制。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向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如促进资信信息登记，开发相关工具使对质押资产的评估更容易、成本更低。另外，国外银行和国内私有银行的进入可填补国有银行在某些业务和市场方面的空白。他们的竞争可以促使国有银行在它们做得不好的领域加大竞争力度。当然，这一局面的出现还需要必要的制度变革，如建立信贷评级机构。政府应该鼓励金融领域在这些领域进行试验。

企业重组和公司治理　中国政府从90年代开始就在推行企业重组改革，其方式是“抓大放小”。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被出售、租赁或公司化，而最大的那些企业依然由国家掌控（Broadman，1996）。这些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本报告发现，仅对企业实行公司化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产权变革和管理改善。中国投资调查和其他最近的有关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对效率比较的研究（Xu，Zhu and Lin，2002；Dollar and Hallward-Drimeier，2002）表明，公司效率、投资率、增长率和各种私有产权变量的相关系数是正的，且绝对值很大。在产权变革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也许发现有必要同时考虑不同的民营化战略的各种影响。例如，在激励公司成长方面，管理层拥有公司产权显然要优于外部投资人分散的私人产权。在刺激公司提高生产率方面，国外产权的效果更好，然而外资参与的公司的投资率低于其他私人所有权形式的公司。有趣的是，对于同一份投资环境调查资料，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也发现拥有国外产权的公司可以实现更高的就业增长率。

在中国，公开上市是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重大的公司治理的调整和改进，这个战略不一定能够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Wang，Xu and Zhu，2002）。最近一份研究分析了所有上市公司的有关数据，发现公司在公开上市5～6年后还会经历重大的业绩滑坡（按照资产收益率ROA计算）；即使排除了会计包装“financial packaging”的影响，或者把上市后的第一年作为评价业绩的基准年，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这并不一定表明企业公开上市不是一条大型国企改革的好途径，而是说，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应该得到充分的改善。同一研究还表明，大股东权力均衡的上市公司往往有更好的上市效果。这意味着剥夺小股东利益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政府应当制定法律以限制大股东盘剥小股东的权力。

政府管制和合同执行　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97年政府裁员48%，并在2001年加入WTO前夕，废除了大量的管制规定。但是，中国仍需作进一步努力，改变传统的、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系，朝着现代的、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发展。本研究表明政府仍然过多地干预商业运作。许多公司抱怨在许多事情上它们依然缺乏自主权，尤其是在劳动力使用和投资方面（Xu，Zhu and Lin，2002），还有许多公司必须向政府或银行支付一定的非正式报酬才能把事情办成。实际上，在对重庆的试点调查中，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指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本质的要素，就是地方政府是帮助企业还是给企业制造障碍（即：“援助之手”和“贪婪攫取之手”）。不同的城市给企业的管制负担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的管制负担低于欠发达地区。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距，因为资本更容易流入管制较少、程序较为简单的地区。

要使地方政府成为“援助之手”，重要的一点在于为政府官员创造公平的激励机制（世界银行，2002）。政府官员的业绩可以得到客观的评估，他们的报酬和职位升迁直接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挂钩，他们的奖励应该与做了“正确”的事情挂钩。例如，在某些地区，警察的奖金与他们开出的交通违规罚款单数量成比例，而这种扭曲的激励就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援助之手”的另一点在于制定正式的、简洁的规则让政府官员遵守。这项措施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启动成本（如等待时间），降低政府官员为了谋一己之私而滥用职权的概率。

政府必须提供的另一项重要服务就是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在做业务时越来越少地依赖个人关系，而更多地依靠同供应商和客户的一种“保持距离型”的关系。这种“保持距离型”关系需要强有力的合同执行机制，通过一个强大的司法体系来解决商业纠纷。例如：研究发现，东欧国家拥有较强的司法系统，因此它们的企业也能较多地使用贸易信贷，这使得企业不用借助正式的融资渠道也能扩大规模（McMillan and Woodruff，2002）。同时还发现，高效率的司法体系在公司提高业绩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目前的阶段，中国司法体系的作用表现的还不是特别明显，但随着商业交易中“保持距离型”关系的发展，通过法庭执行合同就变得愈加重要。那些拥有一套有效执行合同体制的地区，更能吸引资本流入，并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建立良好的司法体系，培养大量既懂法律又懂经济的职业司法人员是很重要的。

如果各级政府能够就以上提到的各个方面作出改进，得到令人满意的回报将是毫无疑问的。以上是一些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而研究发现，每个城市在投资环境的不同方面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每个城市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改进以后回报最高的方面。至于重点关注哪个方面，其细节问题可以参阅前面关于不同城市的具体分析。

尽管本报告对早期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回答，但这项调查研究仍然有其局限性。首先，要抱着谨慎的态度来看待结论，这里的估计只能被看作是衡量影响投资环境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指示器，而不是对若进行改革将如何影响绩效的精确预测。在模拟分析中，通过三种绩效测量和不同水平得出的回归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建立在所调查的城市中那些领先城市的实际基础上，这加强了我们分析的可信度。其次，调查数据无法体现有关投资环境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这次调查没有讨论有关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对无法进入或已经退出的公司肯定是有意义的。再次，这个投资环境研究肯定遗漏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次调查就漏掉了税收负担这一变量，但第二次调查把该变量包含进去了，而事实表明该变量是第二次调查中投资环境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有关投资环境的调查应该是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完整的。再次，这里的分类和解释是以过去两年做的两个调查为基础的，因此得到的数据不一定能够反映每个城市目前的真实情况，对数据的解释也可能带有主观性。所以，建议读者只把这些数据看作是具有指示性意义的东西。最后，目前这份调查未能包括另一些重要省市，如江苏、福建、山东、内蒙、新疆、海南和西藏。世行计划再进行一轮中国投资环境的调查，覆盖余下的重要城市，以期能更全面地反映整个中国的投资环境。

二、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¹⁵⁾

在这个投资环境评估案例里，一共选取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实体，采用AHP与主成份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综合的和分要素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就评价结果作了简要解释分析。

（一）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的基本目的与范围

评估目的：对中国的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基本分析和比较，找出差距，明确差距产生的原因，并为以后的针对性投资环境分析提供依据。

评估范围：中国35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厦门、大连、宁波、海口、天津、杭州、青岛、福州、昆明、武汉、沈阳、长沙、石家庄、成都、重庆、济南、西安、乌鲁木齐、合肥、郑州、长春、南宁、哈尔滨、兰州、太原、南昌、贵阳、银川、呼和浩特、西宁），一共35个评估单元。

（二）综合评估的原则

遵循系统性、针对性和启示性、具有反映监测预警功能、国际惯例、可操作性与直观性等指标选取原则，同时考虑指标资料的可获取性、时效性和公正性，采用统计取舍法并结合满意度法来选取指标，并建立指标层次体系。

（三）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中国主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的主要目的和原则，建立如下指标体系。

本指标体系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包括四个方面，第二层次将上述四个方面又分解成15个评估项目；第三层次在每一个评估项目中，设立若干具体评估指标，一共37条。其中定性指标3个，定量指标34个。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简述：

1.区位与自然条件

这一方面主要体现为城市的区位条件和自然环境，在投资环境分析中，区位和自然环境是决定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区位条件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这一指标上，反映了生产和市场的距离，它影响着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往往成为吸引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本案例中，越靠近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指标的得分就越高。

而自然资源则体现在市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园林绿地面积上。对于城市而言，这是衡量自然环境资源的最重要指标，而且这两个指标的准确数据相对而言容易获得，同时，这两个指标在不同的城市间有很强的可比性。

2.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归属于投资环境的硬件部分，它为生产和生活正常进行提供必要的、一般的共同条件，也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和进一步扩大、创建良好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由于基础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投资方的运营成本，而投资方一般很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是构成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投资方关注的重点，也是受资方关注和不断完善的重心。

这一方面分为三个部分：生活设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

生活设施主要体现在5个指标上：工业废水处理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人均供电量和人均供水量。

交通运输通过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年客运总量和年货运总量来衡量。

邮电通讯主要由百人拥有电话数和人均邮电业务总量来体现。

3.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投资环境中对投资活动影响较大的因素，它直接关系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同时，它的内容丰富，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来说，经济技术基础相对雄厚的城市，其在经济环境这一类指标上的总体得分也相对较高。在本案例中，经济环境主要体现为五个项目：城市发育与人口、经济效益与市场水平、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性。

城市发育与人口主要体现为城市化水平和市区人口两个指标。

经济效益与市场水平包括的指标有7个，分别是：人均GDP、GDP年均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百元固定资产利税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

经济规模主要由年工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体现。

经济结构项包含两个指标，分别是：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

经济外向性通过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例来衡量。

4.社会政治及服务环境

社会政治及服务环境属于非经济因素，却对投资决策的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也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投资环境因子。然而，社会环境涉及的多为定性指标，其评估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这一方面的评估对整体的评估结果有很大影响。需要对被评估城市的实际社会情况加以客观详细的了解。

社会政治及服务环境包括五项，即：社会稳定、商旅条件、医疗卫生、科技文教和政治环境。

社会稳定由就业率和刑事案发率两个指标来体现。

商旅条件则通过万人拥有商服人员数来衡量。

体现医疗卫生情况的指标是万人拥有医生数。

反映科技文教情况的指标有两个，分别是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和人均科教事业费。

政治环境则体现在行政机构办事效率、涉外法规健全度和政策优惠度三个指标上。这三个指标的确定由调查问卷得来。

（四）评分方法

等级尺度法、美国道氏化学公司的投资环境评估法、多因素评估法以及关键因素评估法是国际上投资环境分析的代表性方法。这里选用的是AHP-灰色权赋距离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用AHP法（即层次分析法）给出各指标因子的权重，然后根据各指标具体情况给出其最优标准值，构成理想参考序列（可视为投资环境理想状态），对比待评对象的指标与参考序列的接近度，从而得出其投资环境的分值。该方法的操作步骤如下：

（1）用AHP法确定各指标因子权重。城市投资环境系统的构成要素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强度不同，投资者对各要素的偏好也有差异，其差异和不同通过AHP法对各指标因子赋予权重来体现。

（2）计算各因子指标的标准化值。各指标因子的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f_ik为城市i第k个指标的标准值；X_ik为城市i第k个指标的实测值；max表示取最大值；min表示取最小值，X₀为适度指标的适度值。

（3）确定理想参考序列。城市投资环境参考序列｛R_k｝按下式确定：

式中：R_k为第k个指标的理想参考值。

（4）计算相对权重距离。各城市投资环境与理想状态的相对权重距离计算公式为：

式中：d_i为城市i的投资环境与理想序列的相对权重距离。d_i越小表示越接近理想那个状态，投资环境越好，反之亦然；Wk为第k个指标的权重。

注：（1）图中各指标后圆括号内数字为该指标用AHP法确定的对应权重值；

（2）AHP确定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CI＝0.025 08；RI＝0.883 12；CR＝CI/RI＝0.028 399＜011

（总排序符合一致性检验）

（五）评分结果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在统计分析软件SPSS的支持下，对选取的城市投资环境进行评价，结果如表11.3所示。

表11.3　中国城市投资环境AHP—灰色权赋距离法评价结果

续表1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8，1999）计算（其中政治环境中的三个指标通过问卷调查获得）。

（六）综合分析

评价结果表明：

第一，没有一个城市完全达到理想状态。离理想状态距离最近的深圳，其距离为36.27；其次是上海，距离为44.17；再次是广州，为53.94。其余的城市距离均在60以上，距理想状态较远，其中最远的是呼和浩特和银川，其距离分别是77.16和76.84。最近和最远相差了40.89，但除去距离最近的前3个城市，其余城市相互之间的距离则相差并不大，在排序相邻城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若将综合评价距离按极小值标准化⁽¹⁶⁾，以深圳为100，则上海为82，广州为67，其余各城市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水平都不高，分值为47～60。分析其原因，一是投资环境各组成要素的优势要素在绝大多数城市中并不是集聚分布的，没有一个城市会拥有所有的优势要素，非优势要素弱化了优势要素，从而导致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总体水平受到影响，这一点与没有一个城市接近理想投资环境状态（距离低于10）是相一致的；二是由于个别城市（如深圳、上海）优势太强，在所选的许多指标中得分都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城市的优势，使得这些城市与个别强优势城市相比难免不相形见绌。正因为如此，综合投资环境优等（得分80以上）的城市只有深圳和上海两市，仅占全部城市的6%；投资环境良等（得分60～80）的城市只有广州一个；其余城市都处于中等水平（得分40～60），占全部城市的90%以上。深圳和上海的投资环境遥遥领先。

第二，从分要素考察，各城市互有优劣势，只不过有些城市拥有的优势要素多一些，如深圳、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多数分要素上离理想状态较近而位于前列，与其综合评价距离具有一致性。其他各城市各分要素评价距离与其综合评价距离排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基本一致，只是具体位置有所浮动，上浮下浮及其浮动的程度反映了该城市在某要素上具有的相对优势或劣势及其优劣程度。如，合肥的综合评价归一值为51.70，要高于厦门的51.09，然而合肥在自然区位距离和基础设施这两个分要素（得分分别为4.63和27.79）上要远差于厦门（得分分别为3.35和25.93）。之所以合肥的综合投资环境高于厦门，原因在于其较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分要素的评价为各城市了解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发挥长处，克服其不足提供了判断的依据。

第三，从空间分布考察，城市投资环境空间差异较为明显。排在前15位的城市，有11个属于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省区的城市，占东部省区参评城市的64.71%，其中包括两个特区城市（深圳、广州）和9个对外开放较早的城市，中部和西部两个（武汉、重庆），仅占中西部参评城市的22.22%；排在后20位的城市中，东部沿海省区的城市占6个，其余均为中西部城市。城市投资环境这种空间分布的差异格局，基本上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非均衡经济政策效果以及由此产生的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