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创区域分析理论

2．3．1　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工业园区问题并非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所以国外学术界关于工业园区研究的直接理论并不多见。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关理论可用于工业园区问题的研究，这些理论和研究成果广泛分布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城市规划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公共管理理论、产业政策理论、产业生态理论等。

胡佛和费雪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成长的历史过程而总结出来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但该理论只是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过程的状态的描述，基本上没有涉及对区域经济成长的动力机制及其原因的解释。罗斯托的区域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强调了物质资本积累和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对发展中区域如何打破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贫穷恶性循环”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展示，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已证明，单一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并不成功的。弗里德曼从部门转换和空间演变相结合的角度建立起的“空间组织阶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区域成长阶段理论，但这对西方区域经济发展和演变的事后描述性理论同样没有揭示空间组织的第三个阶段——次级中心是如何产生的，从而也就无法看到空间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源泉。增长极理论主张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部门和区位，使增长点的经济实力增强，同周边区域经济形成一个势差，增长点再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媒介力量引导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但佩鲁的增长极思想着重于产业部门增长极，而没有从区域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忽视了增长的空间含义。布代维尔虽然将增长极转移到了地理空间，但由于没有分析推进型产业的地区化问题，也没有解决推进型产业可能变成“飞地”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极”很难产生地区经济效果，难以成为区域经济中的“极”。增长极理论从总体上看是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机制的背景之上的，所以，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具有便捷的交通通讯联系，产业之间具有较明显的关联效应，各中心之间也是有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引进一个新的增长极，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区域乘数，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相反，发展中的区域最大的弱点就是产业之间缺乏联系效应，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引进的增长极很有可能成为区域经济中的“飞地”或“孤岛”，更不可能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从动态和结构的方法上论证经济发展的区际不平衡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长期不均衡体系。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力趋势一般是强化和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发展的基本主张。但这一理论对扩散效应的具体内容、强度与作用以及扩散效应与回流效应在何种条件下可能达到平衡并没有给予更进一步的展示。

区际经济增长相互传递理论强调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对促进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减少区域差距的重要作用，威廉姆逊的倒U形统计模型也注意到了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强调了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性，这对研究工业园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这些理论都没有阐述非均衡发展的合理界限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最优非均衡发展的“度”。显然，这些理论忽视了区域成长过程中，区域差距扩大可能会付出因社会激化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另外，结构主义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是不一致的，主要表现在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认识上。

与佩鲁不同，赫希曼和缪尔达尔的理论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在缩小区域差异问题上，赫希曼和缪尔达尔的观点又不同。赫希曼认为，尽管经济增长的聚集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但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赫希曼对渗透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而倒U形统计模型在区际差异缩小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政府行为，只强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作用。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通过报酬递增解释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原因，并预测了区域长期增长的趋势，不论是内容上还是方法上，这都是对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拓展。但这一理论本身的缺陷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从外部性来讲，“新经济地理学”更强调资本外部性而不是技术外部性，从而强调了因资本外部性而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忽视了因技术外溢而导致的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另外，“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忽略了许多要素，如国家行为和外在需求等。其次，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缺陷。对经济景观建立抽象的数学模型，依据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对作用做出不同的假设来模仿空间集聚的不同均衡模式，这的确是当前对不完全竞争和多次均衡过程进行数学建模的进步，它拓展了源于德国区位理论的初级的空间——经济模型，为经济地理学带来了活力。但这种方法也有严重的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一是对数学模型的过于注重意味着空间经济发展中一些零散的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被忽略了。因为这些因素不能分解或用数学形式来表达。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最好留给社会学家去做”。二是要了解空间经济学，必须解释地理学家所谓的起支撑或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区位或区域的“制度浓度”，即制度在范围、密度及功能上的空间变化。第三，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概念。主流经济学认为，空间集聚和结构变化与经济景观互相依存。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发展的，包括主要的定性及定量的变化。空间发展模式虽然能被锁定，但却是有限的，过去影响现在，但并不总是决定未来。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模型及区域收敛模型都没有充分处理空间发展动态、定量的方面，而是陷入空间均衡及稳态的数学分析之中。第四，新经济地理学预言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富裕中心与较差的边缘区之间的差距将加大。这对发展区域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悲观的结论。虽然“边际革命”之后，进化论思想几乎退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赞同静态均衡的研究方法，而尝试建立动态竞争的理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他在1934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理论。创新理论沉寂了几十年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创新经济学首先复苏，曼斯菲尔德（1968，1977，1980，1981）、弗里曼（1982）、罗森伯格（1974，1976，1082，1980）、多西（1982，1988）等经济学家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的关系等问题，在促进创新的因素以及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方面对熊彼特的理论加以补充和延伸。

70年代，戴维斯和诺斯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研究了制度变革的原因和过程，从此掀起制度创新理论研究的热潮。创新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颇具启发的，后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已经转变到对创新过程本身的研究上了，制度创新理论研究的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而且创新理论普遍关注的是创新行为，对模仿行为、动因、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制度创新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科斯（1937）开创的契约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作“黑箱”的假设，以企业的存在、企业的边界、企业的结构为研究的主要问题。科斯之后，契约理论沿着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两条分支得以发展。以威廉姆森（1975，1979，1985，1991）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家对科斯提的交易费用的来源作了深入研究，并主要研究了交易内部化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从而解释了企业发展中的纵向一体化问题。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等则从团队生产的角度论述了如何通过一定的治理结构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问题，从而引起经济学家对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的广泛探讨。契约理论对于解释随着环境的变化，组织边界变化的方向，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的演变趋势，是很有力的工具。但是契约理论不是以发展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问题的，这可能是受阿尔钦（1950）“自然选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在契约理论的研究中，方案选择空间似乎是外生给定的，组织因为选择的结果而优胜劣汰，因此没有给组织的制度学习留下空间。

格申克龙的工业优势假说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发展区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概念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区域的经济增长过程所验证。但格申克龙的工作首先是在英国及欧洲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史的角度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时间较晚、经济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另外，他把工业优势归结为利用外资、技术、劳动的可行性，其中模仿和利用先进技术在工业优势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没有论及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内生变量的制度因素。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及制度创新配合，单纯的技术模仿不会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最终成功。列维提出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问题，并将工业优势与工业劣势具体化，从而发展了工业优势理论。阿伯拉莫维茨将工业优势论提高到一般性理论层次，并提出“社会能力”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成功赶上发达国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历史现实。南亮进、金泳镐等通过拉美及日本、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析，将工业优势论应用于拉美、东亚经济发展的实际，印证并修正了格申克龙的工业优势论及阿伯拉莫维茨的追赶假说，使其更具有广适性。伯利兹、克鲁格曼等的蛙跳理论，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进入高科技领域，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某些领域和产业超过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范艾肯等根据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工业优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追赶的模型，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基于工业优势与先进国家经济趋同的问题，使工业优势理论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由于工业园区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它既具有经济利益的特性，又具有社会利益的特性。利益特征的外部性决定了工业园区这种经济形式必须补偿市场体制的缺陷。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外部性的理论因此就成为研究工业园区问题的有力武器。虽然欧美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但其重商主义的保护原则没有变。重商主义理论在21世纪的今天对指导工业园区发展，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产业经济学的规模经济与广度经济概念，指出了园区开发同时遵守一般产业规模和广度经济规律，为发掘工业园区载体建设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思路，使工业园区资产重组成为可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主张，成为二战后到70年代以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标准政策语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对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的工业化，给予了大量的理论指导。在工业园区建设方面，计划原则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接受联合国技术援助和培训的主要方面。其大推进理论为工业园区最小载体开发的整体单位启动提供了理论思路；技术创新研究则为政府主要应建设良好的创新环境提供了依据；而技术推动说则表明，政策上还应包括直接导致技术突破的内容，这对工业园区相关产业政策有积极意义⁽²⁷⁾。

产业集聚理论源自于企业群落理论（Marshall，1890），其目的是技能、信息、技术、技术诀窍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产业集聚理论已经成为工业园区研究和建设中广为流传的理论，为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建设、管理与服务提供了指导，工业园区应该在创造产业集聚条件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²⁸⁾。城市形成理论、地方政治理论、规划理论、工业房地产理论等，都是工业园区发展模式研究的重要微观理论。体制理论、经验借鉴和公共管制理论等，为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设计和实际运作提供了宏观层次的指导。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张庭伟（1997）在分析了美国高科技工业园选址的特点后，提出了园区选址的10条原则：①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②优惠的地方政策；③靠近投资机构；④较低的启动资金；⑤寻求发展中的新区；⑥基础设施良好；⑦服务设施便利；⑧吸引专业人才；⑨具有创业精神的城市气氛；⑩整体生活质量优良。据此建议中国兴建园区要集中培育若干少而精的重点，不宜遍地开花，广种薄收。布鲁诺和狄柏基（Bruno，Tyebjee，1982）认为存在12个因子对园区影响巨大，依次为：①风险资本；②经验企业家；③技术熟练工人；④供应充足便捷；⑤接近雇主与市场；⑥政府优惠政策；⑦邻近大学；⑧土地与设施易得；⑨交通便捷；⑩思想解放；服务业繁荣；具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马立基和尼卡波（Malecki，Nijkamp，1988）概括了园区的特殊区位条件：①具有作为新技术活动苗床的研究机构；②具有高素质熟练劳动力；③政府对新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支持；④具有空间差异的风险资本；⑤具有刺激和激励企业家的环境；⑥对新公司具有廉价的房地产市场。日本则用法律明确规定了“技术城”的选址条件。美国学者主要从以下8个方面评估评价园区：①科研人员的流动性；②科研与公司间转化中心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组织；③风险资本的流动性；④在发展母子公司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⑤园区设施（如空间、设备）的服务和环境质量；⑥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⑦用于研究的公共财政支持程度；⑧公司和园区对国际的开放程度。

这些源自国外经济研究前沿的理论为工业园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理论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