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软环境研究综述

三、区域软环境研究综述

外部环境历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战略管理理论的环境学派（environment school）提出的规则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就将环境作为企业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符号（symbolic）资源^[1]；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view）强调了企业整合配置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认为，一个国家（区域）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为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获取而创造并维持一定的环境的能力。根据地理范围和行政建制，可将企业外部环境自大而小划分为国际、国内和区域环境等层次。根据内部构成要素的物理形态，区域环境可进一步划分为区域软环境（regional soft environment）和区域硬环境两大类别。其中区域软环境难以直接量化且相对隐性，如社会文化环境、金融服务环境等；区域硬环境则可以直接量化且相对显性，如生态资源、基础设施等。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市场成熟度和开放度不高，正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快速转型期的国家，软环境各要素的演化状态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域内企业战略行为和战略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尤为显著。

（一）区域软环境的定义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国外学者对软环境的主流理解和国内略有差异，他们一般将制度类环境纳入硬环境范畴，因为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相对显性甚至刚性的。soft environment一词也较少在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常用的词为supportive environment或sponsor environment（Flynn，1993）。但国外学者对科技、政策、社会文化等软环境要素极为重视，并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如Daft（1988）、Cohen和Levinthal（1990）、Cooke（1992，1998）、Baron（1995）、Oliver（1997）等。且近年来，国外学者针对我国区域软环境的研究也正在悄然兴起。

“区域”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按照特定指标对地表划分的片断。区域的划分标准以行政建制、地理特征和经济属性最为常见。张合平和刘云国（2002）认为，从要素差异角度可将环境划分为自然环境、工程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类；从范围大小角度可划分为聚落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和星际环境等层级。国内学术界对区域软环境的定义基本一致，魏潾（2005）将区域软环境界定为：“可以随人为干预而改变的非物质产品形态的区域外部环境因素的集合”；宋贤卓（2006）将区域软环境定义为：“某特定区域内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

（二）区域软环境的构成要素

企业生态系统（enterprise ecology system）、商业体系（business system）、企业社会资本、区域创新系统（RIS）等企业外部环境及相关研究领域，IMD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 EF）两大国际竞争力权威评价机构，以及国内学者关于区域投资软环境、城市软环境、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和企业成长软环境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软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描述。

1.企业外部环境及相关研究中的区域软环境要素

Duncan（1972）将企业外部环境首次定义为：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在企业边界之外的物质及社会因素。Bourgeois（1980）将企业外部环境明确划分为一般环境和任务环境，其中的一般环境涉及大量的区域软环境要素。如Daft（1988）提出了科技、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戈亚群、刘益和李垣（2003）提出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全球化趋势、和技术等环境；潘镇和鲁明泓（2005）对苏州市426家中小型工业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强调了政府扶持等企业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黄速建（2006）在其中国企业发展环境指数（BDEI）中提出了政治、技术、人力资源、金融等环境。虽然企业外部环境的外延比区域软环境更为广阔，但它为区域软环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

企业生态系统概念由Moore（1993）首次提出，并将其界定为企业与其环境共同构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并复杂进化的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事实上涵盖了区域软环境的各个层面，在Baum和Singh（1994）、张燚和张锐（2004）、梁嘉骅、范建平和李常洪（2005）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文化、教育、制度和政策、科学技术、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全球化等多个区域软环境要素。商业体系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商业体系的研究思想和研究内容与区域软环境可谓不谋而合，国外学者经常从商业体系角度研究我国的区域经济与企业发展问题。在Hall、Sockice和Redding（2005），理查德・惠特利（2004），董静和孙海鸣（2005）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制度，社会文化，市场，金融、人力资源和政府等区域软环境要素，并强调了它们对企业战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Granovetter（1985）、Landry，Amara和Lamari（2002）、郭劲光和高静美（2003）等学者，均从企业社会资本角度，强调了区域软环境各要素对企业战略和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如影响相互信赖的规范、价值、观点和信念，有益于增强合作效果、产生互惠期望、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等。区域创新系统概念最早由Cooke（1992）年提出，他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企业及其机构经由以跟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在Autio（1998）、Asheim和Isaksen（2002）、胡明铭（2004）、林迎新（2006）等学者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结构中，涉及制度、社会、文化、政府、融资、创新环境等诸多区域软环境要素。

2.IMD和WEF评价体系中的区域软环境要素

作为竞争力国际比较学派的代表，自1996年以来，IMD每年都单独对全世界最主要国家（区域）的竞争力进行测评。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特别侧重于各区域经济体支持本地企业展开国际国内竞争的环境水平，较全面、系统地囊括了区域软环境各构成要素^[2]。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由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3]4个大类指标、20个子类指标、30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这些具体指标包括硬指标（hard data）、软指标（soft data）和背景指标（background information）3种类型。其中硬指标约200个，由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W TO及各参评经济体合作机构等提供的统计数据构成；软指标约100个，通过对所在区域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获得；背景指标数量较少，仅作参考资料，不进入最终排名^①。自2003年起，IMD在原来52个独立的国家或区域区经济体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包括浙江省在内的8个大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体。

WEF是与IMD齐名的另一个国际竞争力权威评价机构，其基础数据来源和IMD相似。WEF将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国（区域）生产率水平，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繁荣程度的一整套要素、政策和制度。”在这一理论基础上，WEF于2001年建立起由成长竞争力指数（GCI）和商业竞争力指数（BCI）构成的评价体系。自2004年起，W EF尝试采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I），并将决定竞争力强弱的要素归为制度（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安全（security）、基本人力资本（basic human capital）、高级人力资本（advanced human capital）、商品市场效率（goods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marketefficiency）、金融市场效率（financialmarketefficiency）、技术准备度（technology readiness）、开放性与市场规模（openness and market size）、商业成熟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和创新（innovation）等12类。W EF的新旧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均涵盖了大量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4]。

3.国内学者对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

国内学者大多结合某特定区域层次或软环境类别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或评价体系。徐雨森和苏敬勤（2002）提出了城市软环境概念，并将其分为经营环境、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三个层次，具体包括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商业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文明程度等。刘仲蓓（2003）从投资软环境角度，建立了由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经营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的区域软环境要素体系。范柏乃和房定坚（2004）提出了由3个层次、6个准则层指标、24个指标层指标构成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软环境评价系统，其中准则层指标为：法规政策、创业文化、社会信用、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葛亮、仲伟俊和梅姝娥（2004）将影响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概括为：社会文化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六大类。

魏潾（2005）将区域软环境要素细分为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四大类，并对浙江省和黑龙江省的私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宋贤卓（2006）认为区域软环境主要包括政务环境、法律环境、社会及政策环境和诚信环境。陈美、宣国良和沈洁（2006）参考W EF和IMD的评价体系，构建了由政治法制环境、经济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3个一级指标构成的投资软环境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对浦东和苏州两地进行了比较研究。李林和朱燕娜（2009）结合重庆科技园区发展实际情况及发展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最终提出从外部软环境和内部软环境两大方面对科技园区软环境评价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在外部软环境中包括5个评价层次的指标，即政府扶持状况、科研机构参与状况、社会创新风气、媒体重视与宣传、金融机构积极措施。在内部软环境中又包括5个评价层次的指标，即创新文化、人力资源风貌、信息交流共享、领导班子状态、管理平台建设。在欧阳峣等（2009）对中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研究中，也涉及大量与区域软环境密切相关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