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草地资源的利用现状

一、西部草地资源的利用现状

1.西部草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草原面积约60亿亩，可利用面积30亿亩，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利用不合理，使草原遭受严重破坏，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原资源日益衰竭，草原生产力不断下降，草原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退化、沙化、碱化的草地资源大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2。例如，内蒙古是我国的一个主要草原牧区，全区退化草场的面积就超过了1/3，著名的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退化面积达到12.4%，主产羊绒的鄂尔多斯高原退化草场面积达到了50%以上。^[1]西部草场退化和生产力的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草原植物生产力低。草原从自然本质上看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西部草原生态系统中，草作为绿色植物，是第一性生产。它是牲畜生产的基础。它的生产力高低直接关系着第二性生产——牲畜生产量的高低。我国的草原植物生产力长期以来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这就使得以草原为基础的畜牧业水平很难得到提高。据统计，我国（主要是西部）草原地区每年提供的肉类只是全国肉类产量的1/8。很明显，我国西部广大草原对国家提供丰富肉食产品的应有作用没有能够发挥。再按百亩草场获得的畜产品单位计算，我国仅仅是澳大利亚的1/10，美国的1/27，新西兰的1%。^[2]很明显，这是由于我国的草原植物生产力很低，从而严重限制了我国草原畜牧业的发展。

（2）牲畜利用牧草的转化效率低。衡量草原本身生产力的高低，不但要看植物第一性生产水平的高低，而且要看牧草转化成畜产品的转化效率的高低。因为牲畜是草原生态系统的第二性产品，而取得丰富的牲畜产品正是人类经营利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目的。科学实验表明，一般来讲，草原植物地上部分的生物量只有一半左右可以被牲畜利用。在这部分能利用的饲草中，英国草地上绵羊的转化效率是3.8%～8.5%，美国矮草草原上牛的转化效率是1.4%～2.0%，而我国这一转化效率则很低。以西部的内蒙古草原为例，荒漠草原地区的转化率一般为0.83%，而典型草原则甚至不到0.5%。我国西部草原的牧草转化效率之所以这样低下，一方面和草原植物本身的质量有关，同时也和牲畜的品种与饲养、管理状况有关。

（3）人对草原的经营利用率低。衡量草原在发展经济中实际发挥的生产力高低，除了要看草和牲畜本身自然生产力的高低，还要看人们经营利用草原的能力和效率的高低。在这方面，我国（西部）天然草原的第一性生产力与美国天然草原的第一性生产力不相上下，但是经营利用效率则高低悬殊。目前，美国用于收割干草的人工草地将近5亿亩，约占其草原总面积的10%，可利用的干草数量几乎等于全部天然草原的总产量，可以供应牛和羊的大部分冬季饲草。而我国西部草原地区，基本上还是利用天然草原，靠天养畜，人工饲料地只占草原总面积的5%，而且是粗放经营，产草量很低。这也就必然要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2.西部草地资源破坏的主要原因

我国西部草地资源的破坏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前者是由于自然界各种灾害所引起的，一般来说目前依靠人力还难以控制。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说明，我国西部的草原破坏在很多情况下，或者说主要是人为的原因，即由人们发展经济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所导致。这些则是完全可以通过用新的理论指导，端正人们思想和行为来解决的。综观我国西部长时期发展畜牧业的实际情况，破坏草地资源的人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口迅速增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增加十分迅速，西部草原地区的人口也在迅速增加。这首先就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对肉食的需求。因而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都增加了西部草原的压力。一方面加大了滥垦草原的力度，毁草种粮；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对草原生产畜产品需求的压力，从而就造成了对草原的破坏。

（2）超载过牧。这是指人们在草原上放牧饲养牲畜，放养的头数越来越多，超过了草原提供饲草所能承受的能力，伤了草原的“元气”，因而造成了对草地资源的破坏。据统计，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草原上放牧的大小牲畜总共不过3000万头，至80年代末则已经发展到1亿头；过去每头牲畜（混合头）占有草地115亩，至80年代末则只有34亩。我国大面积草原在放牧越来越超载的情况下，牧草的生长低矮稀疏，产草量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在我国西部草原地区比比皆是。

（3）开垦种粮。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激增的人口加重了对粮食生产需求的巨大压力。在此形势下，我国又采取了错误的指导农业生产的方针，即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否定了林、牧、渔业生产，在西部牧区大量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结果就大面积毁坏了草原。

（4）掠夺性利用草地资源。近年来，西部与草原临近地区的农民，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择手段地去“增收致富”，例如，成群结伙地到草原上去滥搂发菜、滥挖甘草、滥挖冬虫夏草，等等，规模越来越大，破坏的范围越来越广，对西部草原也形成了毁灭性的灾害。

（5）粗放经营。西部草原长期以来采取的是粗放经营方式。即一味地增加牲畜放牧头数，依靠扩大经营规模来发展草原畜牧业；而不采取集约经营的方式，依靠挖掘内部潜力，争取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结果就形成对草原只索取，不养护；只利用，不建设；使草原的利用强度越来越大，而牧草的再生产能力却越来越低。

（6）不适宜的管理体制。我国西部牧区过去长时期实行草原和牲畜归集体所有和由集体统一经营的做法，严重阻碍了牧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先是照搬农区“包产到户”的做法，把牲畜分包到牧民家庭，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草原仍由集体所有，牧民在放牧中并不关心草原这一仍属集体所有财产的保护与合理使用，而是仍然继续滥用草原。体制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不能解决和不能完全解决，就使西部草原的破坏不能有效地制止。

（7）不切实际的管理办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在对草原畜牧业考核生产成效时，机械地搬用农区畜牧业一贯使用的“牲畜年末存栏”量指标。即其着眼点是追求牲畜存活的头数，而且又把这一数量要求定在了年末。我国西部草原冬季寒冷，本来就严重缺乏饲草，牲畜不易存活。这样进行考核，又促使在冬季保留大量的牲畜来消耗这些本来就已不足的饲草，结果就造成冬春季节西部草原地区牲畜的大量死亡，从而给畜牧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8）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在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有两点：一点是以牲畜头数多少来代表富裕程度的传统观念。西部一些草原地区多年来存在着一种观念：“谁的牲畜头数多谁就富有”，甚至以牲畜头数的多少来夸富和比富。这样就导致了不顾一切，包括不顾草原生态系统是否有足够的承载能力，来尽量扩大牲畜饲养头数，这自然就会导致草原的破坏。另一点是草地资源没有价值的传统理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然生长的草原没有价值，这样人们使用了也不需要补偿。于是也就促使人们不加爱惜地随意滥用草原，从而也就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推动力量。

在西部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长期实践中，破坏草原生态系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以上还不是全部。但就是这些已经使人们明显地看到了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认真保护草原的客观必要性，同时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必须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才能实现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