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下的比较优势变迁

第二节　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下的比较优势变迁——一个非技术性解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内涵，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选择，并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基于传统的最终产品视角的比较优势内涵的重新思考。“相对要素和比较成本并非既定，而是处于永恒的变化状态之中。而且，它们通常由国际分工的性质和特点来决定”^[7]（托达罗，1999）。

一、新一轮产业分工重组对比较优势内涵的拓展

在传统的“水平专业化分工”条件下，一国所出口的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自始至终都在该国实现的状况下，各国在不同产品生产方面的相对成本差异以及要素禀赋差异直接决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因此，长期以来，基于部门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战略成为指导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但是按照基于传统的部门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逻辑，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面临的产业选择范围往往比较狭窄，难于发展进入门槛很高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即便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只能反映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地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不能反映产业结构的“蛙跳效应”演进。

当国际分工的边界由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层次后，一国的比较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个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在特定产品生产的价值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价值链细分的角度看，传统定义的技能（skill）、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包含有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最为典型的是笔记本电脑的塑料壳子生产环节以及组装环节），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含有知识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如服装产品生产中的服装设计和销售渠道环节）。在此条件下，仅仅在单个生产环节上具备比较优势便足以使该国步入国际市场，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门槛。

例如，在大型客机制造业中，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飞机的设计、工程处理以及飞机组装和系统集成和测试等生产活动或生产区段中，显然，美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在于飞机制造中的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密集的环节，而中国在垂直尾翼、舱门、机舱内饰等劳动密集的飞机零部件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样，瑞士在手表这一产品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手表设计，而在手表的组装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经验事实说明，国际分工的精细化发展使得由部门间的生产成本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为由特定产品部门的不同生产区段的相对成本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特定产品生产的不同生产区段对应于不同的生产函数，故一国可能在某一生产阶段方面拥有比较优势而在另一些生产阶段方面拥有比较劣势。比较优势内涵的拓展反过来又将拓展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的选择，零部件专业化分工成为发展中国家步入国际市场、融入国际分工网络中的可行选择，这也恰好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制成品贸易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见表4－2）。

二、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重组引致比较优势变迁

假设一个国家在初始状态，劳动要素相对丰裕，则该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区段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区段上具有比较劣势。倘若该国企业在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生产活动中建立了有效的经济组织结构，提升了生产能力，从而推进了专业化分工，则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为更为细致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提高，由于储蓄率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函数，因此，储蓄率也会提高。随着储蓄率的持续提高，资本存量不断增加，资本的稀缺性不但降低甚至会成为相对丰裕的要素，从而使该国在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若该国企业在特定产品内分工链条中不断积累“干中学”效应，则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就会加速，因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往往是知识教育与实践技能锻炼相结合的产物。这样，该国会在人力资本密集（知识与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具备比较优势。表4－5则从更全面的角度验证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制成品出口结构和制造业增加值方面的数据变化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

案　例

从舱门制造到大型客机研制：中国大型客机制造业中比较优势的变迁^[8]

在中国大型客机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航空工业通过与“空中客车”、“波音”等国际飞机制造商20多年的国际技术合作和配套生产合作，逐渐学习并参与到全球性的大型客机生产线中。从20年前只是生产飞机舱门到如今，“空中客车”公司的飞机有1/4的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的，全世界有3500多架正在运行的“波音”飞机采用了中国制造和组装的零部件，约占波音全球机队的1/3。2005年，“空中客车”公司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两条A320大型客机组装线，这是空客公司在欧盟国家（法国和德国）之外建立的第一条飞机组装线；2006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客机研制项目。中国的飞机制造工业从“敲敲打打”到向大型客机研发和制造项目的启动，见证了比较优势的变迁在大型客机制造业中的生动演进过程。

三、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以电子产业为例

（一）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及其拓展：从出口RCA到进口RCA

在国际经济学中，有多种指标被用来衡量一国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或比较优势，常用的指标之一是由Balassa提出的基于一国出口数据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某一产品的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相对优势。国家i在j产品的生产方面的RCA指数公式表述为：

其中，X_ij是国家i在产品j上的出口，X_wj是产品j在世界市场上的总出口，X_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总出口，X_wt是世界市场在t时期的总出口。一般而言，若RCA＞1，则该国在该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RCA的增加意味着该国在该产业或产品上竞争力的增强。

从本质上讲，基于出口数据的RCA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出口专业化分工指数”（index of export specialization，Francoise Lemoine，2004），它无法刻画那些进口含量很高的出口产品（尤其是低工资国家加工组装后出口的产品）的竞争力所在。事实上，当国际分工深入生产区段后，进口已成为解释一国出口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Balassa提出的RCA指数进行扩展，采用进口数据测算一国在制造某一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即采用公式（4－2）和公式（4－3）表达的进口RCA指数：

其中，Mij表示国家i在产品j上的进口，Mwj是世界市场上产品j的总进口，M_it表示国家i在t时期的总进口，M_wt表示世界市场在t时期的总进口。

（二）中国电子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显著的贸易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电子产品产业的显著增长。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在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基于出口数据）仅为0.3左右，几乎没有比较优势。而到了20世纪初，中国在技术密集型部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已上升到0.7（Amighini A.，2004）。我们可通过5位数水平的ICT部门零部件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标RCA值的变化来说明中国在ICT部门的竞争力的转换。^[9]

从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表4－3中所列的11个ICT零部件生产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显著增强，但是这些零部件部门仅占全部29个ICT零部件部门的37.9%，表明中国在其余ICT零部件部门的生产方面尚不具备竞争力。这些数据进一步说明，一方面，中国基本上是ICT零部件的净进口者（尤其是在半导体部门所有20种零部件方面是净进口者），中国在ICT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这也反过来验证了中国ICT零部件部门有大量的镶嵌于全球产业体系的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产业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