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反思与觉醒

二、文化的反思与觉醒

20世纪60年代日本及“四小龙”经济起飞以后，围绕着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问题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到底是经济制度，还是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认识迥然有别。到了8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发展轨道，这种认识逐渐趋同起来。东亚及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虽然模式有所不同，但经济与文化根源确有不少相同之处：既有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推动，也受东亚尤其是中国文化价值的积极影响。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造就了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商人必然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生产，决定了他们必然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经营目标。这样，最大限度地通过交换赚钱就成为他们的原始驱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托·约·登宁的话说，资本有10％的利润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2]可见这个动力是巨大的。怎样实现赚钱的目标，对商人来说，必须勤奋、节约、精于算计，富于商业头脑及创新精神，否则就可能蚀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形成了商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市场经济也造就了“独立的人格”，改变着或冶炼出商人的新品质、新观念，尤其是启发了人们的平等观、权利观和自由观。同时，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商品交换是在竞争中实现的，竞争要公平公正讲信用。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发生无意识的调节作用。尽管“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们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为“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

但是，市场经济机制所创造的规范与秩序，以及企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结果，是一个痛苦的调节与整合过程，往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与代价；并且市场经济机制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是社会责任问题。因此，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构建自身企业管理模式的时候，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建设，吸收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实现“《论语》+算盘”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现代企业制度较为完备的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竞争，人与自然冲突，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也不断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寻求和谐思想与特有的人情味。

在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市场机制与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但也出现很多不和谐的现象，有些企业重利轻义、缺乏诚信与人本精神，缺乏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缺乏消费者保护意识，经营增长，道德滑坡，影响社会和谐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在反思，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创造了积极进取、甘于奉献、力争上游等可贵的企业精神；今天我们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奉行市场伦理的同时，更需要有先进的文化来引领企业的发展。中国不乏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的资源，其中虽然有些方面与市场经济伦理有些冲突，但从更高层面上讲，它能引导和促进市场经济向更健康的轨道发展。如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谐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都是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宝贵价值资源。很多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也认识到一个基本哲理，企业不单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企业是有超越物质的更高追求的；办好企业不光要靠资本和价值规律，更要靠人，靠先进的价值观、道德与精神；只有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精神文化财富的积累相适应，企业才有生命活力。

这种文化上的反思与觉醒，成为中国兴起“企业文化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