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经济发展的三种形态

一、人类经济发展的三种形态

（一）人类经济发展的三种形态概述

关于人类经济形态的分类方法，有学者认为，从分类学上分析，人类经济形态以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分类，可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高技术）经济等阶段；^[1]如以资源配置为依据来分，可分为劳力经济、资源经济和智力经济。^[2]这两类分类方法无实质区别，因为产业结构的特征与本质均取决于资源的配置方式；本书为便于论述，采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分类方法。上述产业结构最终分类均是源自最能集中反映知识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的进步与发展，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教材中经常指出的那样：工具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生产力是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3]

自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经历的三个经济发展阶段可以简述如下：农业经济数千年背影已经逐渐远去，因为其效率低下，虽然绵延时间很长，但除了完成延续了人类生命这一主要使命之外，它在知识的积累等方面所创造的业绩远不如后来的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工业经济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后，掌声渐息；因为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它也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和能源，带来过多的温室气体，引起全球气候的变化，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诸多挑战；更不用说期间因为争夺自然资源而爆发的多次破坏程度远甚农业社会的血腥战争。虽然它给人类带来很多知识，但正是人类对某些知识（如核技术）的不当使用给人类带来了更多、更严重的灾难的威胁与不祥的信息，加速人类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与不同国家或利益集团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在一些国家崭露头角，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它大大促进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其所创造的认识超过任何一个时代；这种经济形态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解决工业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和问题方面，被寄予厚望，因为它强调节能、环保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以知识的生产、传播、转让及使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要全面、科学地认识这一新型的经济形态，我们必须从历史角度系统地认识人类经济形态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的话，一般认为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转变的“分水岭”是18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农业经济大约维系了数千年。工业经济时代大约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下半叶，为蒸汽动力时代；后一阶段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为电力时代。整个工业经济时代的时间跨度为200多年。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时间大约可认为起始于20世纪中叶，50年代至60年代为酝酿、萌芽期，70年代至80年代为形成发展期；90年代以来为迅速发展期，它以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广泛运用，特别是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为显著标志，本世纪上半叶将走向成熟。^[4]农业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土地支配劳动力（农民）；工业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资本，资本支配着一切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家靠资本来掌握和控制一定技术的工人为他们创造财富；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人才，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在支配着资源，人类第一次摆脱受物化了的资源的支配，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二）农业经济阶段

农业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这一阶段，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活动有限，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很低，对大多数社会集团而言，一方面，自然资源短缺问题并不突出（如直至19世纪人们还认为森林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多被动地适应自然的安排，靠天吃饭。劳动力往往是争夺的对象，战争也多缘此而发生。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下文将以其为代表来论述。

中国农业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过程，后长期停滞于封建经济阶段。该阶段的演变均可通过生产工具的进步来展现：如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在石器时代（北京人、山顶洞人为旧石器时代的代表，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为新石器时代的代表^[5]）和金（金属，以铜为主）石（石器）并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代，但金属铜主要用于装饰）时代，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后期开始栽培水稻与驯服和使用畜牧，并开始借助畜力（如牛马等）来完成一定的劳动。奴隶社会生产工具有了进步，开始青铜时代，后至西周晚期出现铁器；到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开始在部分地区使用铁农具和牛耕，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标志着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水平，预示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农业文明时代，冶铁业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明显标志，它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牛耕与铁犁等的运用是农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两汉时，牛耕广泛使用，并有了改进，出现了两牛抬杠式和一牛挽犁式，铁农具和牛耕都向边疆传播；西汉时发明了翻土、碎土的犁壁，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了耕地的耦犁和播种的耧车；三国时，魏国马均发明了灌溉工具翻水车；唐朝，农具有了很大的改进，发明了灌溉工具筒车和曲辕犁。有学者指出，公元后的14个世纪里，中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如耕畜的胸带挽具、铸铁、手摇纺丝机械、轮式碾磨机、独轮小车、轭、深孔钻法等。^[6]这表明在农业社会，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可以被视为农业经济的代表。

该阶段，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水利知识也有较高程度的发展。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水利十分关键。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便与水利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这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当然，兴修水利带来的副产品是：可以扩大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因此，修筑水利工程，是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和职能的体现。如春秋时期，在淮河流域，楚相孙叔敖修的芍陂，连接淮水和长江流域的运河，为江淮之间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战国时期的郑国渠和都江堰，为四川盆地成为“沃野千里”的“粮仓”打下了坚实基础。秦朝的灵渠沟通湘水和漓水，便利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在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地区特色更为明显，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为主，著名的工程有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建天然陂池为主；西北修筑坎儿井；汉武帝和汉明帝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隋唐时期，隋朝的大运河加速了南北货运沟通，成为南北货物流通的大动脉；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的水利超过六朝的总和。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为后世农业发展带来无尽的好处。元朝时期，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将几大水系贯通起来。在进行这些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利知识和技术得到较大的发展和提升。

在中国，与农业相关的纺织业（包括丝麻纺织与棉纺织）、冶铁业、陶瓷业和造船业等技术也较为先进。这些领域的技术始终因为它们是为农业文明经济发展服务而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封建帝王为了求长生不老而允许道人进行所谓炼丹等可能与技术有关的活动外，那些进行与农业无关的技术革新、创造等被看作是“雕虫小技”、“奇淫技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由于政府过度强调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历朝历代政府采取的政策均是“重农抑商”、“固农为本”，脱离于体力劳动的人（成功的读书人除外）多被视为社会的底层：如戏子、衙役、商人、工匠等，长期在中国受到歧视，因此，相关产业、技能及商业经济不可能得到健康、稳步的发展。

在欧洲，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地理位置，法国的农业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较高，其有关农业技术水平也较高。但总体上欧洲大陆的技术的发展，在公元后的1 500年中，主要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建立与统治下从中国传播而来的技术。^[7]

这一段时间，体力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主要依赖，畜力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知识如铸铁技术、水利技术等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上还是依赖于体力、人类对土地利用的范围和程度以及其他自然条件等（如气候和自然环境等）。因此，劳动力、畜力和土地成为主要的争夺对象，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发展经济，获得财富。中国古代许多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劳动力、占领土地，而西方在发现美洲后进行的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奴隶贩卖活动，主要是为了开发美洲大片的土地，为自己牟取农业上的利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农业经济特征在特定时期的反映。

历史证明，由于依赖体力，而面对自然界的一些不确定性、人力的有限及对自然规律认识的片面性等，单个人或小规模的组织，常难以生存和发展，而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劳动力经济的发展，利用大规模的人力与自然力做一定的抗争，而不是简单地屈服于大自然之下。所以，不难理解为何采取中央集权的中国和法国曾分别是亚、欧大陆上劳动力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农业经济维持了2 000多年，而法国曾长期是欧洲大陆的强国。

（三）工业经济阶段

工业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作用下的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很多领域用机器的力量取代了人、畜的力量，并依赖技术和机器，原来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多可以完成；同时，人类依靠技术对自然的破坏与改造也超过任何时代。

由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使得大多数可认识资源都成为短缺资源。世界上19世纪以来至今的绝大多数战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或保卫自然资源，包括本世纪以来的美英等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等。这个阶段之初产生了“主权国家”这个概念；随后在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条件下，有了充足的资源，结合一定的工业技术和知识，就能发展经济。在和平时期，自由的市场经济机制能最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源；商人阶层的独立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市场的发展。科技发展使人类可以研制出仿自然资源的生产资料；但技术等主要围绕如何利用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经济发展仍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时期，由于知识和技术的商业价值日渐体现，并被发明人或创作人所认知，与知识有关的法律制度开始出现，在国内它以专利法、版权法和商标法为代表；在国际上，它以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及1891年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为代表。

工业经济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第一阶段工业发展的科学理论与技术背景主要是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核心，以纺织技术的率先突破为起点，以蒸汽机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以冶炼技术和机器制造为代表，奠定了近代机械化大生产基础，形成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技术体系。该阶段的技术发展成就了英国在全球建立的霸主地位，使英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因此该阶段英国是工业经济的代表。而且基于这个阶段的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完全建立^[8]，技术保护等没有后来那么严密和苛刻，后进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的技术发展中受益，它们走模仿发展战略，在很多技术领域快速地赶上甚至超过英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带动了人类文明总体上进入工业经济时代。^[9]

工业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的主要科技特征：以电磁理论的建立为科学理论背景，以电力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电力取代蒸汽动力，形成了电力工业技术体系，让人类由“机械化”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该阶段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和德国，后来的日本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在这个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渐完善，保护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强，这种态势使技术后进国家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以致走模仿发展战略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对于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更为艰难。

总之，西方后进的主要发达国家均大约花了100多年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又用了半个世纪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才逐渐富裕起来。期间，它们基本上普及了中等教育，开始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比较成功地开发了智力资源，它们为知识经济发展创造并提供了较好条件。然而，这段时间，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工业经济有意无意地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灾难和后遗症。

在该阶段，技术、知识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商品；独立的研发阶层或企业组织尚未出现，但技术、知识通过转让对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它们走模仿和创新之路，在引进英国等先进技术和相关设备、产品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及技术转化，很快完成了自己的工业革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在该阶段的成功，可以是一个说明。

1.美国

跟英国、法国相比，立国时美国是一个在技术上相对落后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建国伊始就非常重视科技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充分利用它与英国等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发展本国科技。杰弗逊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宪法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有权的保障。^[10]

在实践中，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并在西点军校设立军事技术研究所，此后在有关政府机关和企业也开始设立科研究构。由于客观原因，虽然它注重本土的研究和开发，但企业非常注意引进先进技术；企业主要从英国引进系列技术，在不到30年的时间，解决自己发展所需的基础技术。如在纺织、钢铁、火车等领域，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技术能力，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发展所需，还将有些技术回流到英国，如钢铁技术。

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产生的：人们对技术价值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将技术独立于有形商品或设备之外给予考虑；技术权利人对技术保护的重视程度没有今天这么高，以至于他们为了卖出设备，而对买方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全面地培训。可以推定，当时技术受方和技术供方可以说是在相对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完成技术转让的，在定价方面，供方既不漫天要价，也没把核心技术保留下来作为要价的杀手锏；^[11]在条款方面，不但无限制性条款，还提供许多优惠条件。最典型的就是英国船商在造船技术转让方面做出的承诺，对国外买主提供优厚的信用条件，如允许买方在买船后8年内付清款项，并为买方提供造船工程师到买方国进行技术指导，还对外国引进技术的造船商提供培训和教育等（举办船舶制造技术培训学校培训外国学员，欢迎外国工程师到本国的造船厂观摩学习）。^[12]虽然当初是受利益驱动，在政府并不过分干预的条件下，英国企业采取种种措施来销售自己的船舶，但客观上为美国低成本获得技术提供了便利；它们还积极与美国造船商进行国际合作，通过自己书刊杂志对技术的演示、讲解等来推动世界造船技术的提高。许多船舶买主买回国后模仿最新设计，通过技术知识的转让走进口替代之路，使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造船术迅速发展起来。^[13]在钢铁制造技术方面，英国拜斯么钢铁厂在1863年12月31日就通过许可合同形式，采取收取使用费的方式将炼钢技术转让给了美国的特洛依集团，同时约定后者有完全买下专利权的选择权；后来由于特洛依集团经营的成功，它们决定完全买下拜斯么的专利权，并于1865年12月7日达成买下专利的协议。1877年特洛依集团成立拜斯么钢铁公司，并在其运营的头十年里将技术许可给11家生产者使用。^[14]美国的铁路及火车头技术在不到13年的时间里就赶上英国，以至于在1841年美国进口最后一辆火车头后，在美国，英国制造的火车头数量不到其总量的1/4。^[15]

上述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美国政府在立法和政策上的支持。政府通过制定特别的法律来鼓励引进、吸收、消化、改进和推广某种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如宾夕法尼亚州1836年制定特别掺入法^[16]，就旨在鼓励发展无烟煤生铁产业；1861年美国通过联邦关税保护^[17]来帮助所有美国幼稚钢铁产业度过生存难关，并促进其在后半叶成熟起来；同时用关税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美国还通过自己的领事官员和商务代理来帮助国内企业获取技术和信息，为技术转让开辟道路。

此外，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科技能力形成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其发明家与企业自身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发明家依赖自己的技术设立企业，将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结合了起来。企业普遍重视科研机构设立，如1876年爱迪生投资建立的研究所就为通用电器研发机构的前身。如此使研发的技术能够得到及时转化，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欧洲掌握先进技术的人员流动对推动美国技术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美国很长时间对国外发明人、著作权人保护的忽视及本国发明人保护的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技术的流转和扩散。如在著作权领域，其1790年著作权法规定：重印者的行为是合法的，对不居住美国的作者不提供保护；当时英国的作者们受到的损害最大，他们试图游说国会对他们的作品予以保护，哪怕要求立法做到“授予外国作者著作权的前提是他们的书在美国编纂”即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条款在1840年左右美国法律都不予认可（背后主要是美国国内出版商利益集团所致），直到1891年，在美国也出现了一些世界性的作者，才开始在所谓的《蔡斯法案》（the Chase Act of 1891）中予以认可；而且，根据美国当时的著作权法，著作权只能通过注册而获得。^[18]显然，这些规定与《伯尔尼公约》规定的内容相去甚远；美国长期以来我行我素，直到1986年其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某些内容才开始与《伯尔尼公约》规定相一致。这背后的原因是“私人参与者起草了褊狭的立法来维护他们的利益”^[19]。

经过近100年左右的发展，虽然经历了南北战争，但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到1891年在许多领域已居于领先地位，为美国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德国和日本

（1）德国

德国是一个从技术后进国变成先进国的典型代表。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它是一个容克的、邦国林立的落后国家。但其中的普鲁士王国自40年代起，从英国输入蒸汽机、钢轨、轮船、大炮等技术，并于60年代可自行生产。经济强大、技术先进的普鲁士后来促进了德国的统一。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发展十分迅速，曾一度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及战后经济奇迹的创造者。^[20]产生这种效果的因素很多，但务实的德国科学家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集科学家、工程师和商人于一身，如西门子（他于1847年建立西门子公司）就善于把思想产品变成可以利用的实物，在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产品销售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21]德国人善于将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并将官、产、学、研密切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把科技研发和生产链巧妙地结合起来，即在技术研发和生产销售之间建立了无缝连接关系，技术流转无障碍地让科技成果变成了商品。德国统一后，加强了科技投入，由于生产上所需的技术发明与革新能被授予发明专利而长期被垄断，大企业均设立了大规模的实验室和研究所，投入巨资进行技术研发。^[22]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科学界与工业界的联系更为紧密，创立了旨在了解工业界对科学之需求的研究所，企业也相应建立相关的研究部门。^[23]

政治权威和科技精英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国家的发展。^[24]德国早在普鲁士时期，政府就注重将个人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以推动技术产业化和扩散。政府在大学里专门设立席位，提供优厚待遇，让研究人员发现问题，进行研究和教学，并与学术界一道探讨实验科学中新出现的问题，教给学生一些方法和程序，共同寻求技术的实际应用。研讨班的活动和实验室的建立，让学生学会了研究并能将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等应用于工业领域。这种近似于职业训练的研究培养了大量的药剂师、医生和工程师。^[25]

前文已提及，普鲁士的强大依赖于技术引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即技术能力。统一后的德国发展也离不开对当时的技术先进国的技术引进与吸收。比如在造船方面，德国从英国学到很多，以至于德国不得不承认英国造船技术对它们的帮助，称“必须发自内心地承认英国的造船技术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毫不犹豫地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这些技术”^[26]。

（2）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另一个由技术后进国变为先进国家的典型。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封建落后的专制国。但明治维新后，它重视教育和法律制度，认识到技术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特别重视从国外引进技术；它也意识到：要把技术变成自己的能力，又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教育。它先后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引进了纺织、轮船、钢铁、通讯等技术，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教育奠定的基础，它于19世纪90年代就可以自行生产相关产品。如在造船技术方面，日本的成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其在引进的时间上落后于当时的清政府，但技术能力的形成方面远甚于中国，以至于它自己也感到满足，它宣称“没有英国的帮助，日本的造船业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取得这样令人满意的成就”^[27]。这句话既告诉我们它的技术来源于英国，也表明它对自身在造船技术方面取得成绩的自豪。在当时的高新技术领域，日本人也花出了较大精力引进、学习别人的技术。如在1898—1909年间，日本电气公司、东京电气公司和芝浦制作所（Shibaura）公司分别与美国西部电气、通用电气等签订有关电学技术方面的许可合同，不过它们还伴有直接投资方面的内容；这种通过正式合同形式引进技术开创日本在电子机械方面制造的新时代。^[28]在这些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及30多年现代教育培育出的人才，日本企业有效地吸收、改进了相关技术，并进行了创新，使其在这些领域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保持了同步，为其步入强国行列打下了基础。

与德国不同，日本缺少科学家将科学与实务结合起来的传统，但其企业和个人善于学习特定时期他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企业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像德国那样可以内生一些先进的技术，它们难以做到。尽管如此，日本在技术能力形成和发展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这一点与当时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带来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开始引进西方技术比日本至少早10年，但由于在制度、教育方面的落后，最终它失败了，我们在技术上没有获得太大的进展，民族工业现代化未能形成。

此外，德、日两国政府也通过一些优惠政策和法律来鼓励技术引进、加快新技术的吸收和使用速度，如造船技术方面，它们采取积极有效的优惠措施，对航运和造船业给予补贴、降低铁路税率和返还航运税等。^[29]这些在客观上都利于技术流转，进而让其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能力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3）现代韩国

韩国是二战后由技术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的典型。韩国在20世纪60—80年代之间完成技术创新的关键步骤，用20年多年的时间完成了100年工业化路程，其成功之路对我们更有着现实的参考意义。

韩国在1971年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1972—1980年资本密集型产业渐呈主流，80年以后形成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1986年实现贸易顺差，1991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崛起始自朴正熙时代（1961—1979年）积累起来的自身技术力量。自60年代起，韩国人注意积极引进合理的先进技术，并促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引导和推进企业的主体技术研发活动，派遣科技人员到发达国家现场学习“源泉技术”；同时促进收集尖端技术信息并积极普及，加大外国的技术合作。

韩国技术引进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控制阶段（1960—1969年），期间外汇问题较为突出，通过《外资引进法》，明确技术引进合约的要点、审查标准和税额减免等；控制缓和期（1970—1977年），取消合同3年限期，简化手续，将统一支付变为可根据引进的内容及开发利用情况灵活处理；自由化时期（1978—1996年），10次修改外资法，实现引进技术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合作方面，在不同阶段，韩国根据情况，注重形式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如或进行单方面技术引进合作（引进日、美、德的先进技术），或开展双边平等开发合作或参与合作（与掌握高新技术的美、日、法德英、意大利、瑞士、以色列、俄罗斯等国的企业进行），并积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

韩国对作为技术转让最充分的方式即人才流动给予了高度关注，它充分利用海外科技人才，形式不拘一格，有永久引进的，也有暂时引进的（招聘海外人才）；同时还积极推进海外研修工作，资助涉外项目研发。设立海外研究所，注重研究开发的国际化（1987年始），以便及时收集海外信息和学习技术，展开技术协作，培养本土人才。

韩国政府还重点扶持国内据点企业、大学和政府主管的研发机构并培养他们的研发能力。在其影响下，其各界普遍重视将产业与技术研发结合在一起，企业内广设研发机构，将研发与企业的经营结合起来，政府直接指导产学研合作开发等事宜。政府鼓励民间投资研发，支持建立民间主导型科技开发体制。在科技文化的形成方面，将技术引进、消化等与教育结合在一起，注重思考方式的科学化、科学技术的实用化。韩国在80年代崛起之后，美日等国的先进技术之转让对韩国也开始进行控制，从一定角度说，对韩国自身核心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迫使它进行研发。

我们以韩国的信息技术为例来分析其技术能力的形成。它于60年代引进外国机种整套配置和运用，70年代进行组装、销售，80年代在政府支持下开展研发，将单纯的装配技术引进发展至80年代的源泉技术特惠权的引进（50%以上），在80年代中期为个人电脑、监控器等可生产销售打下基础；90年代实现新机种的高级化和普及化。在政府实际行为中，国家和公共机构的计算机实现国产化，鼓励企业开发大型计算机。在移动电话技术方面，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如CDMA通讯技术已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并可依此项技术的许可获取高额利润。

（四）知识经济阶段

知识经济阶段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大大加快，形成知识形态生产力的物化，人类认识资源的能力、开发富有资源替代短缺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加。如人类开发出的核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技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既为人类寻求到发展经济的新能源，又为人类缓解气候恶化创造了条件；规模集成电路及信息技术使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而无尽的硅资源是其保障）。该阶段技术、知识已经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商品，独立的研发阶层或企业组织开始出现并日益壮大，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该阶段，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严密，技术后进国获取关键知识（如核心技术）的成本在增加，它们走模仿发展战略变得艰难。创新成为该阶段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和发展的根本之路。

就作用而言，自然资源退居次要地位，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高科技的发展及其产业化带来的是一场经济生产的革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一次新的大革命。

由于对智力资源的掠夺难以通过战争来实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减小，“和平、发展和环保”将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

知识经济条件下，传统市场概念将发生变化，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日益加大。面对前述困境，只有政府干预下的依赖智力资源来开发自然资源的知识经济才能解决人类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各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日本、瑞士、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等，都没有富足的自然资源，只有靠智力资源的开发，才实现了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在推动本国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基础更深厚，背景更广阔，相对论、量子力学、信息论的创立与发展，大大促进了其他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以计算机技术的突破为起点，以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所支撑起的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为代表，基于固体物理、固体化学、有机合成、冶金学和陶瓷学的新成就而产生的新材料技术，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基础上建立起的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能源科学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和其他再生能源等新能源，空间科学研究成果为人类打开了一片未来发展的新天地，它有助于人类从宇宙中寻找新资源和新的生存发展空间等等，这些构成了新时代的科学技术背景，使人类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均与高新技术和知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五）三种不同经济形态的对比^[30]

1.人类活动的理念

农业经济时代遵循的理念主要是听命于自然，宿命论成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这是由该阶段技术发展水平极为有限所决定的；在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人们总是幻想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人类，于是宗教有了产生的土壤；当灾难变成现实时，只好认定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改变；他们最高的期待就是“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等。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对任何“改革”都有可能进行抵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诸多改革多以失败而告终，改革家们大多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便是典型的例子。该阶段人类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总体上对自然的改造处于被动地位，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难以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工业经济时期，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加深，通过很多实验科学的推动，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发展，自然规律不断被人类所发现，随着实用技术带来巨大进步，人类在自然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盲目自信和自大，并在这种自信与自大的鼓励下，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试图征服自然，以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享受生活的需求。整个资本主义在新教伦理的激励下，以个人和组织获取的社会财富来论英雄，以创造财富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一阶段的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理念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和“以财富论英雄”。由此虽然推动了社会文明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其带来的消极作用也让人类认识到技术作用的两面性：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又毁坏人类的生活的环境。人类今天面对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在工业经济时代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使用及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所导致。工业经济是资源经济^[31]，在无节制的“追求社会财富”的刺激下，资源短缺是其软肋，所以围绕资源的战争频频爆发，而技术的发展又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其破坏力远远超过农业经济时代。人类不仅与自己的同类进行战争，还与自然发生“战争”。“征服自然”及“以财富论英雄”的理论如果继续指导人类，将导致更大规模、更为严重的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它也将会最终葬送人类。

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对工业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反思后力图寻求的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模式，其指导思想是促使人、科技与自然相协调，即人类的发展在尊重大自然的前提下，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及科技的积极作用，促使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利用人类智力资源无限的条件，避开资源有限性的弊端，使人类、科技和自然相和谐。其理论是遵循人与自然处于动态、积极、协调的系统平衡理论，让人类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2.各经济形态的发展目标

农业经济社会的首要目标追求是使其成员过上温饱生活，社会有序稳定，没有战乱；而理想是达到小康水平^[32]，即人民富裕安康，国家社会稳定。社会成员对生活的追求限于技术发展水平和一定的伦理道德，对财富的追求和消耗有所节制。我们以中国的农业社会为典型代表，可以看出，该时期的先贤们为我们描绘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追求目标，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理想社会及儒家学者为我们所构想的“大同世界”等等。^[33]由于技术的限制，世界各地鲜有交往，大家自给自足，国际性贸易几乎没有；人们对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地方了解较少，有许多地方是人类还无法涉足和到达的。

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追求高增长、高消费，并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同时也在极力地消耗社会财富。随着科技的增长，人们的创造财富和消耗财富的欲望也在增长，开拓财富的领域不断扩张：从地表到地下，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再到空中；以至于在工业革命后，地球上没有人类不能够到达的地方，世界的任何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和影响。这种经济发展目标虽将人类文明带到一定的高度，但也让人类面临许多困境，其中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消耗，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为克服工业经济时代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人类潜质，依赖清洁能源或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协调发展，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目标。

与目标相关的价值观^[34]在不同经济形态里也有不同体现，如受制于技术和人类生产能力的水平，物质财富相对贫乏，而靠个人力量与自然抗争（靠天吃饭）让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单个人需要融入集体力量中，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故农业经济时代，节俭与服从成为当时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而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高增长、高消费及追逐拥有和消耗财富等目标，财富的多少成为人们成功与失败的标志，而作为财富最典型的代表是“金钱”；所以金钱至上、拜物教等成为多数人的信念；人逐渐成为金钱和财富的奴隶。但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工业经济时代的个人为了自己的财富最大化，竞争（和平状况下市场经济中“战争”）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竞争由此也与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人们生活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价值观为主导；它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意指个人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而形成的对知识重要性的观念与看法；它正确地反映了人们对知识的态度与认识以及运用知识指导实践的能力；它通过指导知识或技能、技巧等运用于生产、交换、贸易等经济活动，为人类带来财富，在花费较少的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它是知识经济时代实现经济最优化，实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创造最大数量与质量的社会财富的最有效的资源。^[35]这种知识价值观以创新为其发展和存在的内涵，创新精神是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元素和重要标志，在这种价值观下，人们积极创新，为社会增加更多、更有价值的新知识、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