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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中国经济领域的四大争论

时间:2022-05-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简评中国经济领域的四大争论2004~2006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同时发生了关于改革、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家等四个大的方面的争论,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些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发展的前景,本文特作以下简评。我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必须大力自主创新、创造自主品牌,主要原因在于:1.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

简评中国经济领域的四大争论

2004~2006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同时发生了关于改革、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家等四个大的方面的争论,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些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发展的前景,本文特作以下简评。

一、争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改革的争论。首先是2004年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实行MBO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提出质疑而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即所谓“郎顾之争”、“郎张之争”。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到底要不要改、应该怎么改、改对了还是改错了。随后又延伸到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网上出现了“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的议论,再次发生公平与效率的激烈争论,甚至涉及整个市场化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争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改革要不要改、应朝什么方向改、该怎么改、是对还是错、成效如何,主要内容是改革的方向、方式和问题。我感到在争论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强调要纠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看成是否定改革、把批判新自由主义(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改革的误导看成是批判改革,不承认有问题,反对纠错;二是因改革中出现问题而认为改革搞错了,看不到改革的巨大成就,反对改革。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深化、完善改革。既不能否定改革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否认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解决问题,纠正失误,完善改革。

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评价,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当然是市场化改革,也有学者提出不能搞成一切都要市场化。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应该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化改革,但又不是一切都要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表现在三个方面:(1)市场化不足,主要是要素市场化滞后、行政化的缺陷还没有根本改变。(2)市场化过度,主要是存在一切市场化的倾向,特别是权力市场化的现象。(3)非市场机制不健全。合理的对策应该是完善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该市场化的进一步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坚决予以纠正。

第二个是关于发展方面的争论。围绕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什么任务、应该如何发展,也发生了许多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处于什么阶段(重工业化之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否持续(发展前景之争)、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靠什么(自主创新之争)、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由谁分享(发展谁受益之争)、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经济冷热之争)等,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有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现在要不要发展重工业,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派认为现在应该发展重工业,另一派则坚决反对现在发展重工业。反对派的主要观点是:(1)霍夫曼理论还未被证实,工业化中、后期以发展重化工业为主是先行工业国的早期模式,中国不能亦步亦趋,可以跨越或绕过传统重化工业化阶段;(2)追求重型化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调节的结果,不合时宜,走进了岔路;(3)重化工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以重化工为主导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旧型工业化道路;(4)资源环境无法支撑工业重型化,会使中国遭受能源危机,加剧环境污染;(5)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力,只能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以服务业为主导;(6)以“重化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利于就业,会给中国带来危险。

赞成派的主要观点是:(1)霍夫曼定理是已被历史证明的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重新重工业化绕不开、跨不过;(2)重工业并不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3)重工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是粗放增长、外延扩大,不是要走“旧型工业化道路”;(4)重新重工业化主要不是政府调节的产物,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由消费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加速、轻工业优化、农业技术改造、装备制造业振兴、增强国防实力、国际制造业转移决定,反对重新重工业化只会延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5)中国现在不可能以服务业为主导,发展重工业并不排斥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6)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资本条件;(7)从总体和长期来看重新重工业化有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8)新型工业化道路和集约型增长方式可克服资源环境制约。我认为,中国现在如果不再次大力发展重工业,2020年不可能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详见拙文《论中国的重新重工业化》,载于《新华文摘》2006年第1期,《重新重工业化不等于粗放增长和走旧型工业化道路——对吴敬琏研究员相关论述的质疑》,载于《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二是中国现在要不要、能不能大力自主创新、创造自主品牌,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8亿件衬衣换一架空中客车”是有利的买卖,还应该继续做下去,中国还要为发达国家打工20年,因为中国现在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没有到自主创新的时候,不要刻意去追求自主品牌;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中国现在必须大力自主创新、努力创建自主品牌。我认为,中国现在之所以必须大力自主创新、创造自主品牌,主要原因在于:

1.自主创新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成本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采用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在面临工资必须提高、资源价格上涨、环境成本增加的局面,使得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高生产要素成本迫使中国必须转变增长方式,降低消耗,而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的管理,自然要求自主创新。中国现在要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由主要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劳动力、资源、环境)发展经济不得不向在高生产要素成本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转变,没有自主创新,不可能实现。

2.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必需(技术压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技术引进为主的阶段,主要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国外技术,掌握了比较先进的一般技术,中国的技术上了一个台阶;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开始的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高精尖的技术,但掌握高新技术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严格的封锁禁售,引进困难,想买也难以买到,只能依靠自己创新。舍此,别无它途(2007年6月19日,美国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的新规定正式生效,美国政府扩大对华出口管制许可证商品范围,受到限制的美国商品包括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航空电子设备、导航系统、防空设备、太空通讯设备、水下照相和动力系统、特定复合材料、激光等)。

3.自主创新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外贸持续发展的必要(竞争压力)。由于贸易摩擦不断、出口受阻、国际竞争激烈、外贸条件恶化、外贸顺差过大、外贸依存度太高,数量扩张型的外贸难以可持续发展,必须平衡进出口贸易,降低外贸依存度,转向注重经济效益的外贸增长;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粗放增长、资源消耗、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维持国际竞争力面临困难、以低价取胜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集约增长、以质量取胜、可持续发展,劣质低价已经行不通了,必须优质优价;由于高新技术引进困难,仅靠贴牌生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形成国际竞争力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拥有自己掌握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形成自主品牌;由于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度低、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也低,必须转向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进而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中国外贸增长方式必须由数量扩张、外延扩大、粗放增长、靠劳动力充足价廉、低资源环境成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低价格和增大规模取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工度、附加值都低、质量不高、缺乏自主品牌、国际市场竞争力弱的方式转变为一种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产业结构合理、加工度高、附加值大、高效益、可持续的方式。这一切都有待于自主创新。

4.自主创新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要求(需求压力)。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不能依赖出口导向和推动,必须以扩大内需为主。中国现在最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内需求是先进装备、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相当落后,先进装备、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每年大约要花1 000亿美元进口设备,花1 000亿美元进口关键零部件,每年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花费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3倍多,现在迫切需要振兴装备制造业,自己研发和生产,实现进口替代。这个要求没有自主创新,同样也达不到。

5.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具备研发条件。中国现在已经初步具备进行自主创新的必要的技术力量和基础:一是资本比较充足,中国现在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7万亿人民币,存贷差额高达11万多亿人民币,每年引进外资500亿~600亿美元,外汇储备1万多亿美元,能够满足自主创新对资金的需求,研发投入连年大幅度增加,R&D经费支出2004年增长19.7%,2005年增长20.4%,2006年增长20.1%;二是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已经基本掌握一般先进技术,在部分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并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科学技术队伍;三是企业制度正在完善,竞争的压力正在加大,市场推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已经显现。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进入必须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

第三个方面的争论是现在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刘国光研究员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发表文章《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在下降、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地位在上升、被崇拜,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主流、指导,西方经济学不应是主流、指导,主张改变这种不正确的状况。在这前后,网上出现了不少反对意见,甚至骂刘国光研究员保守、僵化、腐朽、极左、倒退。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国存在三种态度:(1)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主义对待西方经济学;(3)分析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三种。

与这方面争论相关的还有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在什么理论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绩的。有人认为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在改革开放开始时,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要用凯恩斯的《通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国2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历程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显然不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而是在中国人自己所创造的新的理论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这些理论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等,这些理论不属于西方经济学,而是发展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面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知识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等4个方面的挑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迎接挑战,努力创新,正确地说明、解决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科学性、生命力,让人信服,从根本上避免被边缘化,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载于《中国经济问题》2006年第3期)。

第四个方面的争论就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学家,怎么评价他们的学术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作用,甚至对经济学家的人品道德都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中国大陆真正够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还有学者认为除了有少数三流、五流经济学家外,其他都不入流,网上对经济学家也是一遍责难声,指责经济学家“不讲良心”,做老板、富人的代言人,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不管弱势群体的利益,不顾穷人的死活。我认为,要正确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作用、人品,首先必须明确合理的评价标准。既要看发表的文章著作、理论观点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更要看在实际经济问题解决、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作用。如果以在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的多少为标准,中国大陆的确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能在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但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的。无论是分配方式、所有制、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都是中国经济学家们首先在理论认识上进行研讨、有所突破之后,才开始实行的。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超过当今世界上的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经济学的数理化差距较大、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不如西方经济学家、比较落后,部分人的利益趋向的确也有偏差,但不能以此从总体上全盘否定中国经济学家。

二、争论的原因和意义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争论,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许多深层次问题突出地显现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最重要的是在发展方面的问题,包括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引进技术困难、自主创新不易、外贸依存度过高、贸易摩擦增多、内需不足、扩大困难、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就业难、社会保障难、“三农”问题突出、“三无农民”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超过西方国家、行政权力市场化、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显现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怎么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普惠性,是国内外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核心的问题。这种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下去?中国的结构转换能否顺利完成?增长的成果能不能做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这是现在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的根源。关于改革、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争论也与此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些争论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今后的发展就能顺利进行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就有可能真正建成和谐社会。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三、争论的正确方式

应该怎样正确地进行学术研究和争论呢?我深深感到我国现在经济学界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远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为了探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老中青学者、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专家,都能聚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进行研讨,不同观点可以激烈争论,甚至指名道姓商榷、互相批评,但争论之后,还是好同仁、好朋友。现在的学术界,宗派主义太严重,情绪化,走极端,不同的派别相互攻击,互相排斥,全盘否定,完全坐不到一起,更不谈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争论的态度和方法大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恶毒的谩骂、人身攻击,而不是进行有针对性的、商讨性的、摆事实、讲道理的研究讨论。我觉得这种局面、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极为不利,不能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严谨、宽容、海纳百川、取长补短、兼容并蓄。我们现在特别应该学习马克思那样的严谨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他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听说又出版了一本经济学新书,马上去找来看了以后再进行《资本论》的写作,因而写了40年还没有写完,并没有因为这些经济学新书在他看来也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就完全排斥、不屑一顾。只有真正做到心平气和地商讨,有针对性地辩论,实事求是,探求真理,才能促进经济学繁荣、经济发达、社会和谐。

(本文为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术报告和学术研讨会发言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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