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的“倾听”与“适应”

Perelman和Booth均提到了修辞者要倾听受众的想法，并调整自己的演讲／写作内容以适应读者。也就是说，修辞者要先倾听受众的想法，然后再根据所听到的受众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演讲进行修改，使之能与受众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以此与受众形成“思想共同体”。倾听表明了修辞者愿意与受众进行平等交流的姿态，而在适应的过程中，修辞者又会遇到很多选择，如何把握合适的度体现了他的道德标准。

软新闻的编译者当然无法真正去直面受众，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编译前“倾听”受众的想法。当然此倾听并非面对面地倾听，这里的“倾听”应该是在编译之前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受众、知晓他们的想法。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编译者所面对的受众与其在空间上相距甚远，而且也不属于同一种文化，文化差异巨大，这就更要求编译者对受众要有很好的了解。这种“了解”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的，包括他们的价值观、文化习俗与传统、新闻写作惯例、阅读习惯等方方面面。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中就呼吁对外传播工作者们要“学点美国历史”“学点美国对华关系史”“学点美国经济”“学点美国政治”“学点美国社会学”（2004：113-122）。只有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说服对方，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Booth的“倾听修辞学”共提出了五种“倾听”方式，这五种方式有合乎道德规范的，也有怀有不良动机的。编译者应该采用的是前两种，即“我邀请我的对手和我一起参与真诚的倾听之中，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对手会对此作出回应”，以及“虽然我很确信我的对手决心忽略我讲的内容，但是我还是会倾听他所讲的以期发现某种方式能使他加入到真正对话之中”。其实这两种倾听方式代表了编译者将要面对的两类受众，第一类是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且没有任何偏见的西方受众，他们最容易对软新闻的内容作出回应：要么他们接受软新闻介绍的信息，要么对此持保留意见。不过，不管接受与否，软新闻的传播都达到了效果。不过，由于我国与西方世界距离遥远，在解放后又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外交封锁，导致西方很多人对中国的情况很不了解，而西方一些媒体带有偏见的失实报道又使得他们对中国有极其严重的偏见，甚至是敌意，所以编译者也要考虑第二种倾听方式，将他们争取过来，其实这也是我国对外报道的重点受众群。

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编译者对自己受众把握上的难度，要适应受众，就要对他们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文化模式都要有所了解。比如，佛教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而西方人普遍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等级制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西方，尤其是美国，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在颜色上，中国人认为白色代表悲伤，红色代表喜庆，因此婚礼被称作“红事”，丧礼被称作“白事”，而西方人的婚礼主色调是白色，因为白色代表纯洁，而丧礼采用黑色，因为黑色给人以肃穆的感觉。上海外国语大学吴友富教授曾建议更改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他认为龙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在西方却是凶猛的怪兽，因此，在龙的指称意义上，无法和西方受众“同一”，造成了他们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的联想和误解。因此，吴友富建议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形象和积极元素重塑出能够真正代表当今中国形象而不会引起误解的标志物和载体。虽然这一建议不一定能被大众所认可，但这确实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编译者可以通过选用目标读者能够接受的内容来尽量避免文化上的无谓冲突，拉近自己与读者的距离。比如，在介绍某一地区时，如果告诉读者它是西方某著名城市的姐妹市或它是某位西方领导人曾到访过并大加赞赏的，读者在心理上就会容易接近它；在介绍文化习俗时，可以挑一些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而不要选择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冲突的内容；同时，也可以做些类比，如介绍中医药时可以与古埃及的医学类比，介绍某古文明时可以与玛雅文化做比较，这样都可以帮助读者接受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

编译者除了要了解与受众之间的文化差异外，还要尽可能使用受众所熟悉的“新闻图式”。所谓“图式”，是某种限定话题或主题在实际文本中插入或排列的可能形式的总体的句法（van Dkjk，1997：50）。不同的话语类型对各自的图式结构都有不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如故事的叙事图式由总括、场景、冲突结局和尾声构成（Labov & Waletzy，1967）；Shegloff和Sack（1973）在进行会话分析时发现很多会话都以相互问候开始；求职信则一般都会在开始说明消息来源以及所要申请的职位，在最后告知对方联系方式。van Dijk认为话语的图式结构就是文本的超结构，“超结构是话语的综合性、全局性结构，以类似于故事图式的方式受到具体的超结构范畴和规则的制约。每一种超结构范畴都和语义宏观结构的宏观命题（主题）相联系，这个范畴赋予这个宏观命题以具体的话语功能，从而也赋予了推导出这一宏观命题的句子群或命题群的功能”（1997：52）。

新闻报道也存在约定俗成的图式结构，这种结构就是新闻图式（如图3.2　所示），典型的新闻图式如倒金字塔结构。Van Dijk认为新闻图式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概述、情节、后果、口头反应、评论。概述包括标题和导语，它们位于新闻报道的开始部分，揭示了该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情节交代语境中的主要事件和背景；后果的严重性是新闻价值的体现；口头反应包含了重要的参与人或身份显赫的政治人物的评论；评论中读者可以看到记者或报纸本身的评论（2003：54-57）。

图3.2　假设性新闻图式结构（梵·迪克，2003：57）。

图3.2反映的是硬新闻的一般图式，软新闻文体自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但标题和导语仍是软新闻开篇的主要手段，背景和口头反应部分也依旧是软新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由于软新闻相关研究还不成熟，软新闻这一体裁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造成了软新闻写作的过度自由，虽然标题一般都有，很多都没有导语，口头反应也经常缺失。因此，要提高软新闻的效果，就必须依据西方读者所能接受的新闻图式对中文原稿进行编译。

①开头起首的差异

胡曙中在《英汉修辞跨文化研究》一书中对英汉语篇不同的开头起首方式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现代英语语篇的开头更注意一种心理策略的成分，而现代汉语语篇的开头较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体裁的制约”（2008：119）。英语语篇开头起首的特点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语篇的目的和主题以及博取读者的好感，所以一般比较简洁扼要，重点突出。而在汉语中，不同体裁的开头方式也相当不同（2008：125-126）。编译者需要符合西方受众的写作习惯，将中国读者喜欢的开头方式转化成西方受众可以接受的。软新闻的“软”主要表现在文体上，因为即使是有关政治、经济、科技等题材的硬新闻，只要突出其可读性（readability）、趣味性，强调其人情味和感染力，则会由“硬”变“软”，也就成了软新闻（方幸福，2002：64）。因此，编译者就要在开头部分凸显这些特征，使之更贴近西方受众的生活。

②读者责任（reader responsibility）vs．作者责任（writer responsibility）

Hinds在研究日语写作的时候发现了日语的写作是基于读者责任的（转引自Connor，2001：15）。日语的写作对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读者需要自己找出主题以及建立语篇的衔接关系。与此不同，英语的写作是基于作者责任的，作者需要在语篇中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点明语篇的主题、建立清晰明了的衔接关系。这种区别其实不仅仅存在于日语与英语中，和日语语篇一样，中文等东方语言撰写的语篇都是基于读者责任的。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软新闻的译者必须同时担负起两种责任：首先，他要充当读者的角色来理解中文语篇，然后，他又将担负起作者的角色，根据英语的写作习惯来对中文软新闻进行编译，将隐含在原文中的逻辑关系在编译稿中清楚地一一加以明示。

这一点也反映在背景信息的介绍方面。Hall（1976）曾将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划分为两类，分别为“低语境”（low context）文化和“高语境”（high context）文化。“低语境”文化（如德国、瑞士、美国）的人们在交流时都需要对方给出足够的信息，他们的交流方式直接明了；而“高语境”文化（如日本、中国、拉丁美洲）的人们生活的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他们在交流时并不需要给出背景信息就能被对方理解，当然他们也就不期望对方给出背景信息了。显而易见，这两种文化的人们之间在交流上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那么来自“高语境”文化的编译者，在编译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受众都是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也就是说要尽量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