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无线电广播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进行的批评。

四、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无线电广播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进行的批评。

鲁迅先生曾于1934年发表多篇杂文,批评当时上海的广播。如《偶感》、《知了世界》、《儒术》和《奇怪》等。

“上海是中国无线电广播的发源地,也是旧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最大集中地。”^[1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广播大发展的时期。据1934年1月统计,当时向国民党政府驻上海国际电视局登记的广播电台多达51座。其中除少数三四座为外商所办外,其余都是各种类型的民营电台。“电台既曰民营,当然以牟利为唯一目标。以故上海50余家广播电台,除三五座专为机关或为国家宣传之外,几尽为广告节目。计自上午7时至夜深2时,均有节目可听。上午7、8时多为国语、英文、体育、主义、古文、医学等有意义节目,然亦多夹杂广告。8时以后,则杂乱不堪,如沪剧、弹词、粤曲、话剧、歌曲、赵剧、四明南词、相声、故事、甬剧、西乐、滑稽、评书、大鼓、播音戏、电影故事,种种样样不一而足,一直吹到夜深2时。而此种游艺节目,泰半为商家们预备,以达其作商业宣传之目的。”^[14]而在这之前十几年的上海民营电台,情形相类似。所播的戏曲、音乐、弹词等娱乐节目充斥着靡靡之音,庸俗低级。或讲经宣道,光怪陆离。

几十座广播电台昼夜不停地广播,对上海社会和广大居民所造成的影响,不能不引起一向关心社会万象和民众疾苦的鲁迅先生的注意。

在炎热的夏天,鲁迅通过富人收听广播消闲享乐,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强烈对比,揭示了旧中国广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1934年7月8日,他在《知了世界》一文中写道:“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人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15]

通过播出戏曲、弹词、佛经等传播封建伦理道德和迷信思想的广播节目,以迎合上海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是当年上海民营电台的另一突出特色。鲁迅在1934 年5月20日发表的《偶感》一文中,描述了上海滩这一光怪陆离的现象:

“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16]随后,同年8月14日,鲁迅在《奇怪》一文中又尖锐地指出:“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这种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17]

此外,还有一篇学术界有争议的鲁迅佚文《夜来香》^[18]也对当年的上海广播予以批评。“我们走过上海的店头弄里,时常听到无线电播音的‘哗喇哗喇’,不过倘不驻足静听,就不知道它说些什么。多谢近来有几种报纸上登了‘精采播音情报’(指小报上刊登的电台播出的诗歌原文——笔者注),给我能够以目代耳、享受这‘文明’玩意。‘苏滩’《啼笑因缘》、《狸猫换太子》,不登原文,无福消受了,有的是各种诗歌,这真是集肉麻之大成,尽鸳鸯之以能事,听之而不骨头四两轻者鲜矣。”作者在文末指出:“在鸦片当饭,指南针看风水,镪水浇衣服的国度里,单能想播音不宣传肉麻文学吗?”

从以上摘引的鲁迅杂文中对广播的批评,不难看出:鲁迅对当年旧上海民营商业广播节目是持批判态度的。类似的批判,早在1933年1月31日,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就曾有过。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外国用火药制子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19]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前面提及的《偶感》一文中,在列举了电灯、镁光灯、无线电广播在旧上海的光怪陆离的表现后,紧接着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20]这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的科学技术一旦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化为剥削阶级手中的“济私助焰之具”。他对新兴的电子传媒——无线电广播的批判,是将其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现实条件下进行的。通过对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来揭示旧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通过对不同阶级、阶层人们命运的揭示,来反映旧中国社会的私有剥削制的罪恶;通过对西方新的科技、制度等一经传入中国,即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即被中国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糟粕所吸纳、改造的现象的抨击,来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贪婪,针砭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鲁迅先生开创了文化批评的先河。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原编者注

[2]《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窵尊、叶圣陶等编辑, 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1932年2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原编者注

[3]《大晚报》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1949 年5月25日停刊。——原编者注

[4]“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81—1872年)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30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原编者注

[5]“民族主义文学”: 1930年6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港争波、朱应鹏、傅长彦、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新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供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微效功。——原编者注

[6]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一种绘声绘色揭露丑闻或渲染色情或描写犯罪细节以刺激感官的报道手法,常被一些黄色报刊所采用。——笔者注

[7]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154页。

[8]“什么‘员外’什么‘警犬’”,这是反动文人对鲁迅先生的诬蔑和人身攻击。参见鲁迅《伪自由书·‘以夷制夷’附录‘以体制体’》。

[9]鲁迅《‘伪自由谈’·后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第152—154页。

[1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2版,第698页。

[11]鲁迅“论人言可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330—331页。

[12]同上书,第333页。

[13]赵玉明“谁是最早评述广播节目的中国作家”,载《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6页。

[14]“上海广播事业一团糟”原载北平《进步》革新号第1卷第1期, 1947年3月8日。转引自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7年版,第226页。

[15]鲁迅《花边文学·〈知了世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512页。

[16]鲁迅《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480页。

[17]鲁迅《花边文学·〈奇怪〉》,《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542页。

[18]《夜来香》,署名阿二。写于1934年5月7日,最初发表于同年5月8日《中华日报·动向》。有的学者认为此文是鲁迅的佚文,也有持不同的意见的。有关争鸣文章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第6辑。转引自赵玉明《谁是最早评述广播节目的中国作家》,《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续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年版,第128页。

[19]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15页。

[20]同上书,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