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横向传播

互联网与横向传播——试论互联网对横向传播的推动作用

卢家银⁽¹⁾

所谓横向传播就是指信息水平、横向流动的传播活动。路易斯・拉米罗・贝尔特兰（Luis Ramiro Beltrán）指出，“这种传播活动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互动过程，它是一种在自由、平等地接近信息、对话和参与的条件下，民众自愿交流、分享信息的活动”。⁽²⁾贝尔特兰认为，信息近用、对话和参与是横向传播的三大组成部分。其中，信息近用是横向传播的前提，因为人们如果没有充分的机会接收信息，就不可能有民主的社会互动产生；对话是横向传播的轴心，意指每一个人都应有同样多的机会同时发布和接收信息，并排除一元表达的垄断；参与是指有效地发布信息，它是横向传播的顶点和最高境界，因为所有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机会发布信息，那么传播过程仍然是被极少数人控制着。⁽³⁾在传统媒体时代，横向传播虽然存在，但相对于强劲的纵向传播而言，显得量小势微，民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近用机会很少，对话较少，参与度很低。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与发展，互联网为横向传播创造了空前优越的条件，民众近用信息的机会剧增，对话日渐频繁，参与度不断提高，横向传播日趋强劲，纵向传播再也无法独占传播领域。本文即是从信息近用、对话和参与三个方面探讨互联网对横向传播的推动作用。

一、互联网增多了民众的信息近用机会

与报刊、书籍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最大的特性就是其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并不是由人为规定的，而是其技术特质——分布式结构和“包切换”的传输方式所决定的。它既向用户开放，又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提供者开放，还向未来开放。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在其编辑的《理解信息未来——互联网及其他》一书中对这种开放性进行过解释，他们认为这种“开放的网络”是指“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信息服务，（这些信息）可以来自各种类型的提供者，可以给各种类型的用户使用，可以经过各种类型的网络服务机构，而且，这种连接应该是没有障碍的”。⁽⁴⁾换言之，互联网打破了时空限制，为所有民众构建了一个无限大的虚拟世界，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轻松进入这个开放平台，“借助博客、维基、开放资源软件、预测市场等技术手段，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并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⁵⁾这样，互联网的开放性直接导致信息以几何级数剧增，出现了海量信息乃至信息爆炸。从而，民众近用信息的机会随之倍增。

同时，互联网也具有匿名性的特性。“互联网匿名性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表达和传播的机制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把关人的审查”⁽⁶⁾，信息的损耗相对减少，从而改变了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流动模式，为多元信息的扩散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个人如今对于获得信息的方式与时间以及与何人分享信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决定权。在此意义上，电子媒体对任何以权力和控制作为立身之本的机构的利益都有巨大的破坏力。过去，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所能了解的信息取决于我们在何处生活。在相互连接、全球漫游的社会中，我们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庞大个人网络而无限扩展。”⁽⁷⁾正如胡泳所言，“在网络上，你可以接触成千上万的潜在读者而无需花费多大成本”。⁽⁸⁾乐观地看，在网络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媒体。在没有特权、完全平等的虚拟世界中，民众可以突破原有的审查限制和时空界限，随时获取和传递各种信息。由于互联网的技术发展，信息转换瞬间就能完成，所有的信息都成为数字化的，而所有的数字化信息可迅速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获取和使用。在获取信息方面，不同地域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将会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正在改变传者和受者之间原本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近用信息和表达意见。这样，随着互联网为民众提供的近用信息越多，民众也越有可能进行互动交流，横向传播也就越有条件产生和发展。

二、互联网促进了社会的横向对话

互联网不仅具有开放性和匿名性的特性，而且具有互动性强的特点。“与电视传播那种单向、选择面窄、自由度低的特性相比，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加富有个性，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个人也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吸纳和传播。”⁽⁹⁾它“引起了传播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它使每个人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有说的条件”。⁽¹⁰⁾“互联网作为一种狭义的、小范围的交流，其‘点对点’的直接传输功能使它成为私人之间通信的极好工具；作为一种广义的、宽泛的、‘多对多’的交流方式，互联网又能通过网站、论坛、邮件列表、新闻组和博客等多种方式，成为介入成本最低而交流传播面最广的媒介。”⁽¹¹⁾它帮助社会大众实现了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多人（或团体）、多人（或团体）对多人（或团体）的同步交流和异步传播，在实时交流和异步传输并举的技术中，信息传播者和接收者均可以同时发布和接收信息，促使信息传播方式从单向演变为双向乃至多向网状。这种信息流向均势可参阅图1。

图1　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互动方式⁽¹²⁾

如图1所示，互联网时代的这种传播方式涉及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传播网络，其各成员绕过任何中心或中介人而选择物、时间、话题，从而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直接横向对话。⁽¹³⁾例如，电子邮件、QQ群组、M SN即时通讯、BBS等。尽管虚拟世界中的会话往往会通过一个“中心”或中介（如交换器、服务器等），但是这种中心或中介并没有在传播过程中起主动或引发的作用。并且，由于互联网的这种强互动性，使得传播权力日渐去中心化，过去集中的传播权力均势开始从发送者向接收者迅速转移。正如约翰・布洛克曼（J.Brockman）所指出的，在网络时代，“在大众传播史上第一次你将体验不必是有大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互联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这是革命性的转变”。⁽¹⁴⁾由此可见，互联网打破了以往不平衡的传播格局，为广大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个人表达和集体表达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社会的横向对话与交流。反过来，这种信息的横向流动又进一步打破了信息权力结构，加速了去中心化的趋势，增加了控制与把关的难度，鼓励网络技术继续发展。

三、互联网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

互联网在提供更多信息近用机会、推动社会横向对话的同时，还以其平等性、即时性和极强的互动性等特性，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化及政治领域，通过激发民众兴趣和拓展参与渠道，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民众的参与度。

其一，互联网激发了民众的参与兴趣。如上所述，互联网上双向的、互动的交流增强，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交流、讨论的兴趣。“如同历史上任何新媒体的出现都能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一样，互联网也将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动机，更多的民众不仅将政治参与看作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更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民众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¹⁵⁾由于传播成本相对低廉，使用方法极为便利，新媒体将会使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大大提升，极大地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在虚拟世界中，每个主体的身份都是相对隐蔽的，可以自由选择交流对象，没有等级划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中心。可以说，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互动契机，由于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基于共同利益、兴趣和意识形态等的新型参与结构——“电子社群”、“兴趣团体”等将大量涌现，每一个新社群和团体的出现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参与团体得以建立。特别是中国缺少真正的民间组织的情况下，这类组织将有可能在促进公民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二，互联网拓展了民众参与的渠道。现代网络通讯技术、数字化科技等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手段便捷的渠道，一步到位（one-stop）的“在线政治”、“即时参与”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的不参与状况。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网络，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上论坛、即时通讯、博客、播客、手机短信、交互电视等，民众不需出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利益表达，输入政治意愿，参与公共决策。正如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¹⁶⁾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传递信息、表达观点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 IC）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到4. 57亿，全年新增网民7330万，年增幅19. 1%。我国网民规模已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亚洲网民总数的55.4%。⁽¹⁷⁾这个庞大的网民群体在在线娱乐、沟通信息的同时，还常常通过各类论坛、博客及新兴的微博等，把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变成公共议程的一部分，改变了以往议程设置的模式，由此促进了民众的横向联合和参与。罗伯特・普特南就曾说过：“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么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¹⁸⁾

四、厦门“PX事件”：一个横向传播的经典案例

2007年3月，一份由百名院士联合发起的、事关厦门未来环境安全和污染隐患的提案，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瞬间在厦门引起强烈反响。在当地政府仍无回应的情况下，厦门市民纷纷上网发帖讨论，互相转发手机短信，甚至以“散步”的形式，集体表达对PX（即p-xylene的简写，中文名是对二甲苯）项目的反对诉求，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PX事件”。在该事件中，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脱颖而出，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大量相关信息，推动了当地民众的横向对话，直接促成了民意的合力和舆论的形成，对于整个事件的解决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相关信息，增加了信息近用的机会。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更灵活、更便捷，即使传统媒体无法及时报道或公开的信息，互联网都有机会迅速予以公开。在厦门“PX事件”中，当传统媒体几近失语，仅有的传统表达渠道受阻之时，是互联网打破了僵局——厦门市民通过网络论坛、电子邮件、QQ群等各种方式，传播和讨论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的PX项目。当时，南都奥一网报道了“百万短信”事件，网易、腾讯等知名网站在显著位置转载了这则新闻。在厦门市民集体“散步”的当天，网友北风及令狐补充还曾利用网络接力，成功地在牛博网上进行了全程的现场报道。⁽¹⁹⁾在国内传统媒体普遍缺位的情况下，这次直播几乎成为唯一的连续的现场消息来源。

在PX事件后期，当地政府也有意识地利用互联网公布信息，对民意进行安抚。厦门市环保局局长曾作客厦门网，在线解读PX项目，和市民进行交流。据《人民日报》报道，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政府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缓建海沧PX项目，并且启动公众参与程序，免费散发《PX知多少》，广开短信、电话、传真、电邮、来信等渠道，倾听市民意见。⁽²⁰⁾

其次，互联网通过信息互动推动了社会的横向对话。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之上，各信息主体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他们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横向的合作关系，是去一种中心化的、网状的结构，各主体是自愿、平等地参与讨论与对话，并最终达成共识。在厦门“PX事件”中，民众与民众、民众与企业、民众与政府、专家与民众、专家与政府等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对话，各大交流主体从争论慢慢走向认同，从而促进了公民的参与及问题的解决。

最后，互联网在消除信息不确定和推动民众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了参与。有研究指出，“互联网为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能够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拓宽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继而提升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²¹⁾在厦门“PX事件”中，广大民众借助BBS、博客、QQ聊天群组、M SN即时通讯等方式，把公民个体分散的力量聚积起来，把无数弱小的个人呼声转换为强大的集体呼声，并且不断得到放大，既改变了参与的方式，又增加了参与的深度。尤其是随着当地政府转变态度，启动公众参与程序，与公众形成合作关系之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愿望更是得到了真切的实现。⁽²²⁾在各个群体围绕PX项目进行广泛讨论之后，当地政府顺从民意，最终作出了缓建、重新环评及迁址的决定。

总体而言，在厦门“PX事件”中，互联网通过推进信息近用、对话和参与，促进了横向传播，而这种横向传播也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民众的横向联合加强，最终迫使当地政府公开信息，实行善治。

五、结 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就是一种横向传播媒介，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媒体，是技术民主的象征。互联网为横向传播创造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它让更多的民众接收到更多的信息，为公民表达提供了便利，为社会对话创建了新的平台，推动民众积极参与传播活动与社会各项事务。它使横向传播的三个层次——信息近用、对话和参与逐一实现，民众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参与权利得到较大保障。在此基础上，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²³⁾的不平衡局面，开创了横向传播空前强劲、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新格局。

当然，互联网上还存在虚假信息、非理性表达等不少问题，需要治理与规范。但是，总体来说这些不足并不是由横向传播所带来的，而是以往纵向传播独占传播活动等所导致的问题。在今天看来，这些需要假以时日，由互联网自身来解决这种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缺憾，社会各界所要做的只是加强自律与践行法治，切不可因噎废食，封堵互联网这一横向传播媒介，阻断民主发展的媒介路径。

【注释】

(1)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博士。

(2) Luis Ramiro Beltrán. Farewell to aristotle：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1980（5）：17.

(3) 同①

(4)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5)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6)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7)戴尔・佩斯金（Dale Peskin）、安德鲁・纳齐森（And rew Nachison）：《新兴媒体重新构建全球化社会》，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链接为http：//usinfo.org/media/New Media＿gb.htm.2006-05-03。

(8)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9)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0)同①

(11)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2)这个示意图是根据荷兰电信专家博德维克（Bordew ijk）等人所提出的“对话、咨询与注册”传播方式图所绘制，具体参阅（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3页。

(13)（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14)（美）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33位网络时代精英预言未来文明的特质》，汪仲、邱家成、韩世芳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15)吴志华：《政治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16)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 f M an.New York：McGraw-Hill，1966：207.

(1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 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链接为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101/P020110221534255749405.pdf，第12页。

(18)（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19)北风：《2007中国网络事件盘点》，牛博网，链接为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enyunchao/archives/120093.aspx

(20)朱竞若、蒋升阳：《厦门PX项目：续建、停建还是迁建？》，《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9日，第5版。

(21)刘晓苏：《互联网视野下的政治参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2)卢家银、孙旭培：《新媒体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以厦门PX事件为例》，《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3)孙旭培：《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论我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